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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草稿——国家(一)简论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 -- 蛋疼的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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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削弱迷梦——论尼采的酒神和日神思想。

(关于中国这部分会前后经历较大改动,基本完成后我会放出完整的PDF版本)

在尼采的美学概念中,日神和酒神,即阿波罗(梦)和狄俄尼索斯(醉)两者均为“迷醉的类型”(《尼采注疏集:偶像的黄昏》,125页,卫茂平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按其词根来讲,阿波罗乃是“闪耀者、发光者”,是光明之神,他也掌管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的假象。这种更高的真理,这些与无法完全理解的日常现实性相对立的状态的完满性,还有对在睡和梦中其治疗和帮助作用的自然的深度意识,同时也是预言能力的象征性类似物,一般地就是使生活变得可能,变得富有价值的各门艺术的象征性类似物。然而,有一条柔弱的界线,梦境不可逾越之,放不至于产生病态的作用,不然的话,假象就会充当粗鄙的现实性来欺骗我们。

真实存在者和原始统一性,作为永恒受苦和充满矛盾的东西,为了自身得到永远的解脱,也需要迷醉的解脱,也需要迷醉的幻景、快乐的假象。

阿波罗以崇高的姿态向我们指出,这整个痛苦世界是多么必要,它能促使个体产生出具有解救作用的幻景,然后使个体沉湎于幻景的关照中,安坐于大海中间一叶颠簸不息的小船上。(《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每一人都不可避免、程度不一地受到日神阿波罗式的“迷梦”的影响。而在中国,有的迷梦表现在人民希望“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明”的回归上,认为借此可使中国在纷繁世界中寻得一条救世之路;有的迷梦表现在人民对于国家力量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上,认为国家拥有无比强大力量和可能去应对各种挑战,国家的兴衰纯粹依托于国家的举措是否得当;更多的迷梦则表现在人民希望一位横空出世,或者寄托于过去历史中的某位领袖人物。这位圣主在为国为民的道路上,必然与旧的、压迫的、有损人民的强大体制做斗争。在这种艰苦斗争的过程中,他披肝沥胆、远见卓识,虽数经艰险却屡屡化险为夷,实则是无往不胜,他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一个更为美好的图景。当其半道崩殂,继承他衣钵的人自然不会像他一样有能力,甚至可能是一个反对他的反动派,这都使其巨大贡献受到折损甚至毁于一旦。

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说没有具有开创性和心怀天下的领袖或着强而有力的国家,而是希望读者注意历史现实的限度,特别是当代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巨大张力下的历史限度。这种限度使个人或少数几人,甚至国家的能力均是有限的。不管领袖或国家如何强力,想要超越限度的前提是必须尊重限度,凭空去违抗这种现实客观规律既不明智也会带来恶果。

《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中译者孙周兴在译后记中总结到尼采所探求的问题是“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尼采的答案是日神与酒神所融合的“悲剧——形而上学的慰藉”,即“变幻不居的现象背后坚不可摧的、永恒的生命意志”。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预感到太一怀抱中一种至高的、艺术的原始快乐”。在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原始痛苦”与“原始快乐”根本是合一的。

笔者认为,尼采试图以纵情、忘我从而达到“普遍性”和“至高意蕴”的酒神精神中和现代性中过强的日神(时常作为“守着种种界限和适度原则”的、被规训和限于迷梦的个体化神化)精神,来实现生命和身体在原始期就具有的强力意志。

笔者所说个人社会学,部分受到尼采影响。个人社会学首先也是建立在人类全体之上——社会伦理(虽然尼采在一定程度上反对社会伦理,但也鼓励对他个人的背离)。其次它本身不可避免带有空想或试验性的乌托邦性质。从事个人社会学的个人,承担这种悲剧的同时也带有对悲剧的享受。为达个人社会学目的,也必然要去削弱强大现代性中日神阿波罗的迷梦。《有关中国》这一章正是致力于此。

关键词(Tags): #尼采#中国#迷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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