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 -- 巴博萨船长

201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在北京召开。1978年的同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规模从1978年的150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超过12万亿美元，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的全球排行榜上数一数二，人们纷纷猜测中国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地球上的其他部分该如何自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庆祝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规格及高的全国电视讲话，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显然并不买账，受美联储加息以及贸易战的影响，沪深股市一片惨绿，跌跌不休。

对于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观察家来说，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华夏历史上，亚细亚生产方式盛行、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电视频道上是看不到对于领导层以及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的任何公开置疑和批评的，哪怕是一个县级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固定套路也是，县长县委书记们召开了哪些会议、做出了哪些重要指示、做出了哪些贡献等等，仿佛个个都是敬业爱民、勤政廉洁的好官，直到某一天，市里或者省里级别更高的官方媒体传出这些县长县委书记们由于贪腐被双规的消息，作为上级纪律检查部门的政绩大肆宣传，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人们对这套自欺欺人的政治游戏习以为常，丝毫察觉不到其中的荒谬政治逻辑。但突然间，不同的意见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表达出来了，尽管只是通过市场指数曲折反映出来；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之一，即促使公民社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前提就是交易主体独立自主，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达成共识（契约）的基础上完成交易。也正是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得以充分发展（劳动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市场交换，市场交换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一目了然的是，以上述原则运行的市场经济，所生发出的只能是坚不可摧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所生发出的时代精神，是理性、自由、平等、以及尊重契约基础上的法制。正如市场交易要遵守契约一样，宪法、法律也不过是社会契约，是自由、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情况下，所作的妥协和达成的“分赃协议”。所有熟悉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文化的人都明白，这是多么伟大的社会进步。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中国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面貌，创造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迥异的新中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生动素描出传统中国社会的样貌，即神权（祠堂）、政权（贪官污吏）、父权（封建宗族）、夫权（针对妇女）四大封建枷锁桎梏下的奄奄一息的东亚病夫。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此深厚的东方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封建传统，只有用镰刀和斧头的狂风骤雨般的革命暴力才能砸碎，并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只是在共产党政委与红军战士的刺刀和步枪面前，老爷们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妇女解放，什么叫耕者有其田，什么叫做翻身做主，什么叫做公平。正如姜文电影《让子弹飞》中男主角带着一帮“麻匪”弟兄挥舞着手枪冲进鹅城、对满城百姓所宣称的那样，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两件事，第一：“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第二：“都站起来！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得你们跪！”

如果轻轻拂去意识形态的薄纱，直视那场中国革命的内核，人们就会很容易看出，这两大价值诉求在精神实质上为现代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基本的逻辑前提，即，将原本处于封建人身依附状态下的亿万民众解放出来，这就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最基本的市场交易主体，即理性经济人；同时将原本处于封建土地所有制桎梏下的经济资源解放出来，再透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集中投资于现代机器大工业，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体系基本完备的现代工业国。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在1978年，即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工业制造业产值已经占到全部国民经济的47.9%，相比之下这一数据在2012年仅为45.3%。可以说，在1978年中国就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正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横向对比世界列强也并不算很差的初步现代化工业经济基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石。

那么，到底什么是改革开放？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那个时点上需要改革开放？简单来说，改革开放就是第二次革命，第二次人民解放战争，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也就是将亿万民众从对“单位”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真正成为理性经济人，成为市场等价交换的平等主体；同时将经济资源从中央命令经济和僵化官僚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投入国际市场交换中，物尽其用。40年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世人皆知毋庸赘言，而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中所获得的最大福利乃是经济和社会自由。这个伟大古老国度的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选择的自由，而改革开放的未来方向也一定是沿着深化和扩大上述自由的道路继续向前。

然则必须明了一点，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意涵，就是加入国际生产分工和交换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也是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所在。要知道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正是在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获得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需要开放交流的外部对象，这个对象在资本、技术、信息、组织方式等方面的优势资源通过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法则进入改革开放的母体，进而促使后者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进步。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开放交流的外部对象，正是以美国为领导者的西方国际秩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但凡是被排除出这个国际秩序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中国改革开放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出于种种原因接纳中国进入自己的体系。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像一枚三级运载火箭一样，一级一级注入燃料，持续助推上升。但现在的问题是，今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清楚表明，美国人开始决意向中国关闭大门，将中国排挤出自己的体系。这是自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并非是无迹可寻的。

上一次中国从一个业已接纳自己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中挣脱出来，是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中国的初次工业化是在苏联主导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中进行的，中国从苏联156个重工业项目的转移中获益匪浅，奠定了大国崛起的骨骼根基，但是一旦苏联人开始尝试在这个分工和交换体系中将中国置于一种永久性从属地位的时候，中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苏联决裂，坚持独立自主。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某种意义上讲，眼下的这场中美贸易战，正是半个世界前那场中苏决裂的翻版。当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中美G2的战略构想，而被中国方面所拒绝之后，将中国踢出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唯一发展道路就变成了着手建立自己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

如果我们将上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方向合并同类项，即继续深化和扩大经济社会自由，以及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那么在中美贸易战势成持久战的新形势下，今后若干年中国改革开放大的脉络就清晰可辨了。而这，不但是对中国本身，对全世界都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近代之初，中国只是因为鸦片战争战败而被动加入国际体系，此后一直处在边缘和从属的地位，一直扮演列强主导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从属角色，不管是在英美的体系，还是在俄国的体系，抑或是日本的体系中，都是如此，一直延续到现代晚近。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生产分工和交换体系，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对于英美霸权来说，经受住了从拿破仑开始，经过德国，日本到苏联，一轮轮崛起国家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崛起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前的挑战者大都只是单项冠军，但是中国却是在几乎所有方面，不管是生产力量、金融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全面崛起，甚至在资本输出和科技创新方面也已走到世界前列；中国所构筑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国际体系，已经隐隐搭起了一个自己体系的基础架构。这对英美霸权来说确实可以讲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此，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也就面临着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世界上既有的经验和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和预测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和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命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决定着中国与西方两大体系竞争的未来走向，而后者竞争的走向又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但人们不应该囿于这种黑格尔式的哲学辩证法命题，而应当勇于实践，历史的发展将最终判定结局的走向。无论如何，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是，由中国改革开放所掀起的巨变，不但是在中国国内，而且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刚刚拉开帷幕，它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及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走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只是刚刚开始发挥作用。“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会回想起父亲带他看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篱笆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岸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