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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再谈周人灭商1----牧野之战 --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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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更为具体的看法

1.关于商的政治体制,林沄认为是“城邦联盟”。这个观点影响甚广,其可见的主要依据是甲骨文当中的一些记载,其不可见的主要依据恐怕来自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演变的相关理论。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个依据都不是那么可靠。

我个人持有的看法是:商、周、秦,都是“中国制”(什么是中国制前贴已有说明)。并且我还认为“中国制”上面还有一层“中国”意识形态。故,商、周、秦的差异主要是制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商、周都是封建制,周是商的改良版,这可能是因为商30个王里面有22个王是兄终弟及,这种继承方式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如果以“九世之乱”为分界线,商就像后世一些朝代那样是分成“两截”的。周或许因此看到了经验教训,改成了嫡子继承制。秦则是周的加强版——官僚制的一大变化就是“面向社会招募管理人才”,跳出了血缘关系圈(这跟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关)。

2.我之所以要在第一条谈体制问题,是因为要在本条引出朝贡制度,进一步提出我的观点:商朝并非如想象般的商贸活动频繁,而是“人情往来”较为发达。“人情往来”是我借用的一个词,套用今天的流行说法,得说是“官办经济”才好,但我用“人情”恰好就是为了说明“朝贡”并非是简单的商贸,它是一个很难用经济学术语能讲得清楚的问题。

譬如一个重要的铜矿开采地【铜绿山】就位于畿外,而铸铜则在畿内完成。结合一些资料来看,在其时,铸铜好比今天造一艘航空母舰,对于系统整合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说商王手里有什么“黑科技”,恐怕这得算一个。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在“央企”铸就完成之后,又由商王作为权力的信物授予藩属国的“最高领导”。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这种双向对流的物资运转的活跃,带动了民间商贸(与后世的漕运经济有相似之处)。可如果考虑到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成份很高,重要的物资流动又被官方所控,这些民间商贸活动的活跃度理当是有限度的。

解释一下为什么自给自足成份越高,商贸就越受抑。其实可以用建国70年的发展变化来做参考。在毛泽东主政期间,提倡的是自力更生,于是有人就给毛贴上了“闭关锁国”的标签。自己要的自己都能生产,还需要多少交换呢?邓小平主政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些自己造,另一些去国外买”,这就自然形成了富余和短缺并存的局面,自然就会促进国际贸易。

那么周为什么代了商呢?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周与商并没有断代感,换言之,如果给予足够长的时间,商自己也会演变出后来周采用的宗法制。

通宝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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