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崔永元 -- 独立寒秋HK

大河奔流 导读 复 74 阅 5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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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3 22: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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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书生
潇洒书生`53969`/bbsIMG/face/0000.gif`70`1077`8627`65479`正五品上:中散大夫|定远将军`2010-03-07 04:31:24`
【讨论】我所看到的那个年代的企业高干住房状况 40

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但只可能是在城市的军工厂存在,而且只能是个别的存在。

我认识的一位老干部李敏,11级高干,建国初期就担任了重庆长安厂(国民党时期著名的21兵工厂,小说《红岩》提到过的)厂长。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李敏一家6口人就住在厂区附近的居民村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也就80多平方米;三个儿女都是上的厂幼儿园、子弟学校,其同学都是工人的孩子。我父亲是长安厂的中层干部,一家7口人住在建新村的两间平房,30平方米左右。我家60年代中期搬到一个三线企业,住的是三间房的干打垒;老红军袁德恩是党委书记,一家6口人虽然住的是砖房也不过三个房间,他的三个儿女和我一样都是子弟学校的学生。

我曾经想过,如果李敏的前任、原国民党21兵工厂厂长李成干中将当年住的是厂里的独幢别墅,或许他可以分到一层作为住宅。李成干在21兵工厂任职时是租住的民宅,所以,也就没有了后来者“接收”的可能。

我生活、工作的三线军工厂在创建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专门修建厂干楼、中干楼,谁敢这样做那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吗!肯定挨批挨斗的。那时分房,一讲工龄、二讲人口。我查了一下档案室保存的当年油印的分房办法,住三间房的条件之一就是户籍人口必须6口人及其以上,户主年龄必须30岁以上,同等条件下以工龄长短排序。老红军袁德恩按照条件住上套三的砖房没有任何争议,他的邻居全是老工人。即使后来造反派批斗他,也没有拿“搞特权”说事。我在20多年后也管过分房的业务,曾经为修订分房政策走访了川内同系统的20多家军工企业,可以说没有一家企业敢给领导干部修专门的住宅楼,或将领导干部集中居住,但在分房系数上有所照顾是普遍现象,老百姓倒也并不特别反对。地方党政官员按级别分房确是一个普遍现象。

李敏在六十年代中期调任五机部“三线”建设西南筹建处副主任(主任由五机部政治部主任冀绍凯少将兼任),负责领导兵器工业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日常工作,他的家从江北搬到大坪去了。七十年代,我随父亲去过李敏的家,大概三室两厅,100多平方米。李敏在这里居住了10多年直至逝世。

老红军袁德恩在重庆长安厂任过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我看过他在重庆长安厂写的历次政治运动交待、检讨材料,真的脸红汗颜不已。如今陪客吃饭不交钱,已是天经地义、合法合规的事情;若这类事发生在六十年代,那就是贪占公家的便宜,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具体表现。袁德恩在1965年重庆长安厂民主生活会上就直言:我很不愿意陪客,一来陪客多了,交的钱也就多了,家里经济会更紧张;二来怕群众不满意,我陪客多了,群众会认为我一天到晚吃吃喝喝,不知道占了公家好多便宜,不像一个老红军。

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我之所以认为是可能存在的,是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比较特殊的现象和不按规矩办事的例子。但是,我认为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央企业或军工企业不会普遍出现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大气候、小环境都很难容忍这种存在,尤其那个年代的群众监督、“四大自由”可不是说了也白说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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