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 -- 果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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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

作为资料留存

原标题:老账簿 新研究

作者:高菊村

替换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简称“中央文献”)打电话,问我韶山土地改革时,给毛泽东家庭划阶级成分的情况,说是有人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了信,有无此信,若有则请传真过去,他们正在为《毛泽东年谱》定稿,急需收入。我既不知悉此情,也无此信,便邀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苏小波(韶山籍土改干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原副馆长刘胜生、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简称“管理局”)宣传处副处长谭意等同志,于2013年到2014年,就毛泽东回信及其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对30余位老人,进行了数百人次的调查访问,多次进入湖南、湘潭、韶山各级档案馆。在调查和收集文物资料中,我们在纪念馆文物库房看到了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们解决毛泽东家庭一系列历史问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在调查和收集文物资料中,我们在纪念馆文物库房看到了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们解决毛泽东家庭一系列历史问题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图为“清抵簿”封面和有关革命开支等部分内容照片

(一)

1968年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地建设委员会”研究决定,复原、开放毛泽东私塾旧址南岸,农民夜校旧址毛氏宗祠,农民运动考察旧址毛鉴公祠、毛震公祠,并派纪念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青南(湖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率队,到韶山指导协助工作,收集文物,筹备复原陈列。我当时是纪念馆资料研究室主任,一天,陪同王青南主任到上屋场毛泽东同志旧居楼上察看文物,发现“清抵簿”,簿中夹有一纸条,上面写着:“1950年从韶山著名烈士毛新梅儿子毛汉章家中收来”。王主任当即从我手中接去。第二天,纪念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马骥庭,拿着该簿对我说:“王主任再三叮嘱,这簿属绝密材料,其中写了许多有关‘租谷’和‘佃银’等事,与我们宣传毛主席家是贫苦农民,大相径庭,长期封存于馆资料室,不得查阅。”我用八开白纸包好,写上“绝密资料,严禁查阅”。1975年我卸任室主任时,未能单独移交。2005年纪念馆开展文物资料大清理时,虽然原纸条和我写字的包封纸没有保存,但终将此簿解密,并登记入册,不然,我也许再也见不到。

“清抵簿”,横向长方形,右侧线装,长27.5厘米,宽15.8厘米,厚1.5厘米;封面封底为硬壳纸,封面直书毛笔字,右为“义顺堂”(毛主席父亲毛顺生堂名),中书“民國拾叁年吉立”,左写“清抵簿”。簿内各页为毛边纸,印有红色十字竖格,每页两面,共76页152面,前12页标有阿拉伯数字页码,写字31面,没写字121面,均由毛笔字竖写,收入写在横格上,支出写在格下。1—3面,仅有1924年上半年28条支付账,5—24面,记的是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完整的收支细目,36、40、150面记有21条,有的是有关1935年前的重点标记,有的内涵不明,时间不详。该簿虽小,但极为原始和真实,最能帮我们揭示毛泽东家庭各种历史之谜的谜底。

(二)

1920年1月,毛顺生病逝,1921年后毛泽东家逐渐成为革命家庭,是否还有财产?以何种形式存在?我们曾有这么几种说法:一说是没有了,毛泽民都按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编辑出版的《情系韶山》(实为局志),在“毛泽东与故居”节中写道:1921年春,毛泽东说:“家里的房子可以让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毛泽民完全照办。二说是流动资金没有了,不动产(20亩水田,13间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兰主管,她将大部分田亩和房屋,租给主佃户,少量水田租给其他佃户。三说是动产没有了,不动产由毛震公祠收归公有。四说是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就不复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区编辑出版的《韶山志》,都记载:1929年毛泽东家产被“国民党湘潭县政府没收”,从此,毛泽东家里就没有财产。现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种说法,百分之百地证明毛泽东家产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兰主管,也不是归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的主权、管理和经营,依然如故,这从“清抵簿”在1929年前后,所记的收支项目基本相同,笔迹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证实,因为虽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长鲁维吾,颁布“第333号”《省政府训令》,责令湘潭县政府没收毛泽东家“全部财产”,但因毛氏宗亲、中共地下党员和地方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员不图“训令”实施,只求中饱私囊的私利心理,经巧妙周旋,致使这一“训令”未能实现。所有这些,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听人说过,不是“清抵簿”这个铁证,绝不会相信。那么,“清抵薄”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1921年春,毛泽东教育全家干革命,当毛泽民处理了动产之后,因急于要去长沙毛泽东任校长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班,就将不动产交托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办。后经舅父文正莹、表兄文涧泉、文运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叔父毛贻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并非归祠堂公有;祠堂公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设簿,轮流管理记账,交接时凭族众清账;由管账人挑选佃户,主持房屋维修,收取佃户佃银(又名佃金,只有主佃户交)和租谷,并负责毛泽东家庭的一切开支,督促佃户调节、安排毛泽东家人住房;主权属于毛泽东家,管理归祠堂,经营使用由佃户,形成“三权”分立,于是,毛泽东家庭账簿就产生了。此等情况,如果没有“清抵簿”,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应该有几本账簿,可惜现在仅发现“清抵簿”一本;应该有几人管账,现在能确定的只有毛佑生一人,他于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经手管账,共写了350余条,占整个“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贻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泽东父亲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泽东称他“佑生二叔”,毛泽东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管账还是佑生二叔管得好”,这是从与其他管账人比较来说的。我们从“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记账极其清晰,年月日齐全,收支分明,几乎年年有小结,移交时还凭族人清理总结,所以毛泽东评他一个“好”字。笔者认为好就好在:他精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家庭的收支情况;他如实而突出地记录了毛泽东家庭关于革命方面的开支;他准确地记出了毛泽东家庭收入越来越少、支出越来越多、债务越来越大、家境越来越贫穷的走向和趋势。

毛泽东家庭的收入单一,可以说仅是佃户的佃银和租谷。依照惯例,主佃户要交佃银,从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数看,每亩交佃金35两白银(又名银子),它与银元(又名大洋、光洋、花边)比价是每百两银子130银元,每亩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对稳定,天灾人祸之年,还要减免;佃银东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银等于欠债,还要计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银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记,1927年毛泽东家收主佃户毛月迪租谷“肆拾贰石贰斗”,到1932年,却只有“壹拾石零捌斗”。开支则名目繁多,有向国家交粮纳税、各级官员贪婪敛财、天灾人祸、社会公益事业、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个名目,尤其是有关革命方面,支付项次和金额惊人,略举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笔支付条目中,有“付咏芝室洋捌元”(“咏芝室”,即毛泽东妻室杨开慧)“付文化书社花边叁佰元”“付织布厂花边贰佰元”(文化书社、织布厂均为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所办),这三笔数占所列开支的75%。当时党领导革命没有经费,尤其是革命初期,不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里供给,就连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泽东家庭成员参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泽东家即有共产党员毛泽东、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及其原配赵先桂、毛泽建(王淑兰1926年入党),在党的创立时期,一个家庭六位党员,这在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账目中,47处提到毛泽民、王淑兰、毛泽建、毛泽覃的继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亲周陈轩(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计大洋500余元,包括对革命者被捕营救、探狱,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请客共贰拾叁元”“付王淑兰在省坐班房送洋陆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长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抚养,从1928年到1931年,据记载,单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汇送用费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贰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额一个比一个大,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种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只能从“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泽东家产实际未被“没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额外索取许多钱粮,“清抵簿”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湖南省、湘潭县官员经常来韶“检查”,韶山应接不暇,如“付省来差”“付县来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请地方客队兵贰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团防局接收谷三石贰斗”“付团防马队兵礼费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饭谷贰石五斗”等等。作为统治者,层层行贿受贿,自欺欺人,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多的经济付出,都落到毛泽东家庭。特别是随着革命胜利发展,斗争越发激烈与残酷,国民党政府对革命领袖毛泽东仇恨剧增。1929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颁发没收家产“训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1940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席王茂泉,曾两度指使部下,执行蒋介石挖掘毛泽东祖坟的“密令”。国民党虽因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宣布将毛泽东家产“退回”,但实际上加紧反共,对毛泽东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勒索与榨取加剧,这是毛泽东家庭经济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四)

收入与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内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开支大,是毛泽东家庭由富裕走向贫穷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这次专题调查研究,彻底弄清了毛泽东没写回信的原因和毛泽东家庭经济的实况,明白了毛泽东家庭在土改中没划成分的实情。毛泽东家从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当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极为贫寒,从1901年到1920年,由于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勤俭精明,农商结合,逐渐脱贫致富,毛泽东、毛泽民都说相当于富农。但当成为革命家庭,家产由祠堂代管之后,由于上述各种特殊的社会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几年,已由富裕变为贫穷,家产名存实亡,家人几乎没饭吃,这从“清抵簿”中,也能看出这种迹象与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写道:1931年付亏谷“五石柒斗”,计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实亏洋玖拾捌元陆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银伍佰贰拾两”,计洋676元,两项共计774.65元,不到四年,亏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触目惊心。

在调查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说:“毛主席家里收入有限,支出无限,管账人无奈,只好向佃户增收佃金和借债。”毛泽东家的主佃户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孙小春、张文峰,据“清抵簿”记载,毛月迪主佃时间较长,张文峰儿子张庆云回忆,他家主佃时间也不短,从1941年开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经政府适当安排后,才离开上屋场。张庆云说,他家开始时“交佃银600两,到1950年增加到1300两”,计洋1690元。又据1973年春,韶山地区38位老人半个月的集体回忆,毛泽东家到土改时,除欠佃户佃金外,还“欠一千七八百两银子”的债,按1750两算,计洋2275元。如果再将1935年那两笔债务相加,共计4739元,按当时地价每亩(含山土屋宇)169元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资不抵债,这就不难理解,周外婆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于1950年4月写信向周文楠诉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将信转去,毛泽东于5月12日复信周文楠,同意将周外婆带去东北“一道生活”,连路费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泽东亲自设法解决。毛泽东家庭真是一贫如洗。

然而,近30余年来,国内外包括韶山,在宣传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讹误。上世纪80年代,国产历史巨片《开国大典》,曾有这么一组镜头:1950年韶山土改后期,乡亲们到北京中南海见毛泽东,并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我家应该是富农”,我写信“给农会”,请你们“捎去”。《毛泽东轶事》等书写道:韶山土改时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争议纷纭,乡党支部书记毛仁秋深感为难,写信给毛泽东;还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传达了“划为富农,责无旁议”等三条意见。90年代,长沙、湘潭和韶山十几位专家学者,公开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韶山导游》等好几本书,也都错误地写到为给毛泽东家划成分,发生争执;毛泽东“回了信”,提出了“划为富农”等三条,其中一书还紧接着写道,“毛泽东家庭成分就这样定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发展轨迹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些错误观点,竟在韶山流传了几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体报道:韶山在土改划成分时,还有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庭划为“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而未划成”,更是荒谬绝伦,历史绝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无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谈话场面;韶山土改中无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根本不存在什么“纷争”,更不存在划什么富农、地主的任何客观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请示毛泽东“家里有几人参加分田”,毛泽东接信后,没写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战场)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传达“家人不参加分田”“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等三条指示。毛泽东最了解家庭经济情况,最熟悉土改政策,绝对不会说自家是“富农”。事实上,韶山乡政府和土改工作队,根据家庭经济等情况和土改法,没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成分。

当我将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史实、史料和数据,汇报给中央文献后,他们都感到意外与高兴,说“这就解决了毛研史上,早应解决、而长期未能得以解决、似乎谁都不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要来个“铺天盖地、惊天动地”的宣传,达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他们于2013年11月,在《党的文献》第6期,发表了我们的《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历史考证》,2014年5月由他们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书,收录了我的《从富裕到贫穷——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2015年9月《党的文献》第5期,又发表了我的《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历史研究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对重大历史问题“整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应“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事实胜于雄辩,文物印证历史。“清抵簿”是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红色账簿,一本老账簿,是家庭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见证,我们将它与老人回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新研究,从而破解了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的历史谜团。这就有力说明,只有尊重历史,让史实说话,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敢于挑战,勇于担当,才能纠错向前,不断创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作者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名誉理事)

来源:《新湘评论》201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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