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 -- 多余6569

以下这段摘要，绝没有抹黑的意思，而是想说明主席的思想，从来都是分清主次矛盾，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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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伴着发展”战略的张力

1．“伴着发展”战略与土地分配之争

  赣西是江西土地较肥沃、经济较富庶的地区，许多地方党组织和武装领导人都出身富家，家中多有良田。因此，土地革命在赣西的开展遇到了较大的阻力。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1929年前基本上只打土豪而不分土地；赣西特委1929年开展的也仅是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的斗争，只分粮而不分地，或者只分已逃跑的地主的土地。甚至连这都被打了折扣。有地方干部喊出“党员的租不准减”，“同志的租债不准抗”；还有人主张“非党员的租可以减四成，而党员的租只能减三成”。73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正是基于这样的困境，才将红四军请到赣西，这就有了陂头会议的召开。

  在陂头会议上，在中共六大确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主力红军的高压下，赣西南各地要从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改为分田分地，已经成为无人挑战的共识，但在如何分地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以特委书记刘士奇和特委委员曾山为代表，主张按照人口均分一切土地；另一方以江西省委特派员张怀万和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主张没收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按照劳动力来分配。产生这个争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所谓“自耕农”“半自耕农”与“富农”的分别。因为在张怀万和李文林等人看来，赣西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比例高达70％，而贫农和佃农只有20％左右，地主大约占8％。如果均分一切土地，势必影响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利益；若不按劳动力而按人口来均分土地，也将不利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不利于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他们对赣西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虽然已经开始使用新的阶级术语，但“自耕农”这种用法表明他们还带有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印迹，因此他们眼中看到的是赣西地区由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多数的土地占有格局。74而刘士奇等人认为在土地总量中“地主阶级（包括祠堂庙宇公田）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75在他们眼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图象已经模糊不清，地主富农与农民的对立被突出了，公田都被他们划入了地主土地。“田主-自耕农-佃户”这种传统的田亩占有标准完全被阶级划分的标准所取代，“富农”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外来语开始成为新的政治话语。

  毛泽东在会上对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实际上作了某种折衷，即对没收一切土地并按人口均分的适用区域作了限定，76不过，毛泽东显然更倾向刘士奇等人的意见，其根据就是他在闽西积累的经验。如前所述，在邓子恢等人的领导下，闽西在红四军入闽前就进行了分田，确定了按照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不打乱重分、抽多补少的标准。闽西之所以能够顺利实行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闽西的族田和公田比例高达30％到80％，个体地主和自耕农都很少。闽西土地的乡族共同体所有权远远高于私人所有权。77虽然赣西的土地分配情况与闽西有很大差别，78毛泽东还是坚持按人口均分土地才是争取全部群众的正确道路。所谓“争取群众”，首先就是争取贫雇农及农村边缘分子。尽管赣西这部分人群数量在农村中并不占据多数，却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人群。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而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要争取群众，首先是要靠这些最积极的少数来推动，因此“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他1930年5月在《寻乌调查》中依然坚持：“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程度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对他来说，土地革命首要的意义并不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在政治上鼓动和组织农民。而这种鼓动和组织，又首先必须满足贫雇农及农村边缘分子的要求。此外，争取农村边缘分子还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自耕农一般只愿参加赤卫队和游击队，不愿当正规红军。因此，红军的兵源除了俘虏兵外，一个重要的兵源就是游民无产者。“天天在战争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满足游民无产者的分田愿望，是增加红军兵源的重要保证。所以，毛泽东坚决地站在刘士奇一边，否定了张怀万和李文林的主张。张怀万在这次会上因与刘士奇等人的种种意见分歧而被开除了党籍，吉安延福地区四名抵触土地革命的地方干部作为“四大党官”被枪毙，而李文林遭到了虽不点名但异常严厉的批判——他被看作赣西南党内严重危机的代表人物，“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79毛泽东与李文林在东固曾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在陂头会议上宣告破裂。在“伴着发展”的战略下，军事地方化使军队与地方社会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土地革命在地方社会引发的各种尖锐矛盾也势必转化为军地矛盾。但军地矛盾在不同时期的焦点并不相同。在初到井冈山时，红四军立足未稳，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军队的生存问题，所以他选择了与掌握地方武装的袁王结盟。而在陂头会议上，红四军已经兵强马壮，掌握着对地方的控制力，毛泽东更关心的是通过分地来扩大政治影响的问题，所以，他不惜与李文林撕破脸面。

  由于主力军队的强势，李文林的意见被强行压制下来。但“富农路线”这顶大帽子实难让李文林心服口服。5月，李文林去上海参加了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发现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与李立三掌控的中央并不一致。因此，李文林回赣后马上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特委全体委员会议（史称“二全会议”），会上对刘士奇开展了严厉的斗争，将其开除出党，并号称要“与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政治路线”开展斗争。这实际上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农民意识”这顶帽子就是李文林从李立三那里拿来作为对“富农路线”那顶帽子的回赠。李文林的这种做法自然大大激怒了极其自信而敏感的毛泽东。

  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城后，缴获了敌人的一些文件，其中发现一份署名“周作人”的黄金收条。这个收条被误认为李文林父亲充当“AB团”分子的证据。毛泽东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称：“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利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至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他在10月26日起草的罗坊会议决议中，更明确声称：“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80“收条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将对手的富农路线进一步上升为“AB团”，这就意味着已经将党内分歧、军地矛盾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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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