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疫时期之所见所想 -- 潇洒书生

庚子年春节，可谓书生从业四十余年之经历最长假期。

新冠肺炎肆虐，百业禁闭、众生禁足。书生之电脑、手机煞是热闹，诸多正负能量的信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书生自然亦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与17年前“非典”时期的情形相比，中央的应对新冠肺炎的速度和反击的强度是有明显进步的。“非典”疫情在2012年12月份的时候就在国内出现了，但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抗击“非典”则是在2013年4月份。拿那时的措施力度与现在相比，显然现在的举措更为严厉。至少，那时全国大多数地区并没有到处封闭，也没有要求人人必须戴上口罩。那时，全国各地对北京、广东的人员来一个隔离一个；现在，非本地人来一个隔离一个。在“非典”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说“教训深刻”，从官员到学者都表态“需要反思”。但是，从此次新冠肺炎应对出现的失误和不足来看，上下对“非典”时期的教训汲取并不深刻、反思并不彻底。大家现在对湖北及武汉官员批评甚多，当然，他们的错误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实事求是地看，如果此次疫情首先暴发在其他地方，初始的状态未必会比湖北及武汉的情形要好上多少。

现任的大多数地方的官员们对疫情的认知和应对的能力与湖北及武汉的官员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异，有的甚至更差一些。各级官员们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不够重视，缺乏疫情管控的知识、能力可谓由来已久。“非典”抗击期间，不少官员确实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练就了一些本领。只是，当年的各级主要、主管官员如今大多数都已“不在其位”，其有关教训、经验既无系统总结亦无有序的传承。另一方面，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官员每年都会上党校学习，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接受到有关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包括疾情管控知识的学习培训，组织部门根本就不会安排这方面的内容。2019年新年伊始，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负责人防范风险学习培训班，重点研究并明确了政治、经济、金融等8个方面26项风险，随后逐级梳理、细化并制定了有关防范和化解方案，其中，没有提出任何涉及重大疫情风险的问题。可以预料在国家重大安全事项中，防疫并不排在前列。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出台。按照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据我所知，各地方政府是有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的。问题在于，这些预案编制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从未进行过演练，管不管用、疏漏何在，谁也说不清楚。我接触到的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对传染病防治法和本地区防治预案根本不掌握，也没啥积极性去主动学习掌握。近十多年来，从全国人大到省区市人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实施情况也没有进行专门的监督检查。按照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储备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以备调用”。此次疫情暴发，到处都短缺传染病防治的器械和其他物资，说明地方政府的有关储备太少，平时也不会编列多少预算。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论坛都在议论此次疫情蔓延的责任问题，对湖北的F4指责颇多。他们当然有责任。现在人们都认为，如果湖北及武汉早些封城封路就不会酿成如此大祸。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只有鼠疫、霍乱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才可以“封城”“封路”。今年1月初，专家们有谁断言新冠肺炎的危害与非典型肺炎相当呢？既然没有专业方面的确认，谁又敢去决定“封城”“封路”。F4们真正应当负责的是，在发生人传人乃至死亡病例以后，有没有把问题按最坏结果去考虑和防范，有没有阻碍或放纵下属阻碍国家专家组的疫情调查工作，有没有向上级漏报、瞒报疫情。周憨憨对没有“公开信息”、没有及时“封城”等问题强调“需要授权”。根据法律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但是，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武汉市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周市长的权力确实有限，当然自身能力也有限。但是，法律同时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湖北省政府没有及时采取预警和严控措施是应当负责的。不过，近期被调整职务不是省长、市长而是省委、市委的书记，说明了主要责任人的归属在谁。

此次疫情也是一块试金石，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导向是否正确进行了最切实的检验。对的要坚持，错了的一定要承认并纠正。尽管疫情恶化态势正在得以遏制，但付出的代价太惨痛了。此次疫情的教训和经验应该长期成为各级官员的上岗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