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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新冠疫情下的世界体系划分 -- 范进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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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园 以下是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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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是整理有关初稿,加上在本周末和朋友临时碰头后的讨论内容。

初稿中,我试图从写出历史比较中对比的平衡感,但中国历代财税我资料积累多,取材也因为新冠带来的时代拐点,有了更多感触。因此能写的地方可大可小,可宏观可细。

但是到罗马财政这块,不要说挂一漏万,就是能与我在中国部分所选择材料与打磨的心得相比较,两者对抗中的平衡都无从谈起。希望以后的琢磨中能填补这个遗憾。

还是引用一个已经吵翻了朋友的观点来开篇。他的观点是:观念史观决定观念,观念决定史观而史观决定你对材料的取舍。因此,任何一部历史书,都是价值观取舍的产物,不存在主观上的中立。

说到经济,实际是一个近现代观念。而在今天通行的古代史观中,近现代的经济范畴中的核心——比如成本利润及其相关——并不存在于古代世界大多数时间。

但是,从顾准的希腊罗马史观影响下的中国学人观点,我们说的古希腊罗马,尤其是本段落提及的经济范畴下的罗马商品经济范畴,请关注本系列的河友从从到尾都不要忽视。

我无论说秦汉或者希罗,都是从秦汉现代性与希罗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这样的观点——新技术时代下,尤其是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中,体现旺盛生命力的当前时代,秦汉时代构建的郡县制与希腊罗马体系延伸出的现代条约国家体系为什么必然终结。

秦汉的现代性,恰好因为一个朋友从事秦汉竹简整理过程中的阐述不久后。福山的新书,也直接导出这个观点。

接下来的叙述中,我将从现代经济观点去构架一部中国秦汉以来财政史梗概,个中错漏还请谅解。

承接第一篇的哲学时代视角,中国文明的早熟,在我眼里基于维持大一统的郡县机制。从郡县机制延伸出的,围绕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财税变迁。

这里先要补充的部分是,承接商鞅变法以降,所确立的耕战国家治理核心理念,到中国古代扩张第一波扩张周期结束之前,所谓财政变迁,无不围绕足兵足食展开。

看到这里,还请在后面的文字中,不断比照前面观念部分中,秦汉的现代性与古代史观,而非现代经济特性的部分来切入。

我这里将作为财政史观切分的两个拐点,简述如下。

中晚唐时期的裴炎两税制与千年之后的雍正财税改革。(梗概写于正文,细节叙述在篇后,因为涉及内容极多,写在正文容易跑题)

从大结构叙事中,稍微在秦汉之前的财税内容可以延伸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围绕贵族与王族共治前提下的军事分封等级制度。既,封建采邑制度中,经济利益与军事动员能力的挂钩。

秦汉的郡县制,终结的是秦朝之前的贵族分封制度下,围绕封建皇权集中的,不只是军事动员的能力,还有相关支撑军事动员下的财税再分配能力。

其实到杨炎两税制改革之前,无论军政财税怎么调整机制,基本围绕着全国户籍制度体现的生产能力来完成再分配。大白话就是,按照人头与挂钩人头的土地产出,来安排赋税兵役与徭役。

而导致裴炎的两税制改革,这里简述为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迁徙下,捆绑户籍的府兵制彻底瓦解。

由于大量逃籍人口的存在,两税制改革开始,在此后千年,走向根据预估郡县安排下的各行政单位配置财税再分配。

这里插一个话题,并在后面附篇部分将要从细节展开的部分。

有明一代,从朱元璋开国到朱棣调整,延续元代开始的对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打压。

尽管在朱瞻基时代,基于缓和帝国内部矛盾的需要,把江南各省税收从帝国税收总比例的40%降到25%。即使如此受益于工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扩张时期,宣德时代十年间每年财税能保持10%的递增速度,不要说在中国财政历史罕见,在古代世界财政历史上也不多见。

要知道伊丽莎白时代之后,英国财政百年间增速也不过维持在1%与2之间。这里举明朝的例子,就是在说裴炎两税制的特点。

到清代中期,基于此前历史积累的财税,经历代博弈早已问题重重。加上到雍正时期,围绕中国国防动员的需求。雍正改革的核心之一“摊丁入亩,官绅一体交纳税负”,就是在两税制基础上加征人头税。

这个机制,延续至今直到本届政府重启两税制再分配安排。对应的是信息时代下人口迁徙中,原有基于固定户籍的财税安排,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当下又恰逢新冠冲击下加速了世界再分配格局的进程。围绕财税核心的再分配改革,正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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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红字部分,我就看不懂了。只好手动理解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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