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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三:与领导相处那些事(一)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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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三:与领导相处那些事(一)

一、有事没事多汇报

主动汇报工作,有助于领导及时掌握情况,帮助你解决难题、推动工作;有助于你及时掌握领导意图,听取指导意见,办好自己的事;有助于加深领导对你的了解,及时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拉近与领导的感情。没有具体工作汇报,还可以汇报学习、思想、生活情况。即使什么事都没有,过去蹭吃蹭喝,只要对脾气,领导也不会往外赶嘛。

《陈锡联回忆录》中提到,1943年8月,陈锡联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之前没上过学,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学习很认真。读不懂毛泽东的著作,就专门去请教。第一次紧张,就拉了陈赓一起去。他俩还经常结伴去看朱德。朱德的窑洞外有一棵果树,每次陈锡联敲门,陈赓就在后边拿棍子或土块打果子。朱德出来送他俩,陈赓就故作惊讶状,怎么地上掉了这么多果子?于是二人就有果子吃了。

很多老干部都是贫苦人家出身,念过书的不多,渴望有机会进学校系统学习。李志民高小毕业,当过几年小学教员,算个知识分子。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几次向彭德怀提出去学习,都未被批准。《李志民回忆录》提到,1937年6月,红二十六军(李时任政治部主任)划归陕甘宁留守兵团,编为陕甘宁警备团。有一天,他从宜川到延安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汇报工作,感觉张际春诚恳热情,就提出希望到抗大学习。张际春很支持,当天下午就带他去见毛泽东。

看李志民怎么说的:“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自己感到跟不上形势。在大相寺会议上,我听主席的报告后,更深刻认识到应该利用全面抗战之前这个有利时机,学习深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才能更好地工作。最近听说抗大第三期又开始招生,所以特地来请求主席批准我到抗大学习。”讲到这份了,领导能不欣然批准吗?他带着毛泽东给罗瑞卿写的便条就到抗大学习了。

上完学,涉及到毕业分配问题。大多数学员想上前方,不愿留在后方。前方打仗多,可能流血牺牲,当然锻炼机会也多,进步快。那个年代,人的境界、觉悟、追求大不一样。可不是像某些自以为是的导演说的,没人愿意打仗。当然,总得有人留在后方。于是,很多人为了上前线找领导“走后门”。《耿飚回忆录》中提到,1944年秋天,他结束了在延安的学习,贺龙想调他到抗大五分校任教育长,他在后方蹲久了,更想上前线,于是就给毛泽东打了电话,拉着曹里怀一起去汇报。他俩对1943年下半年中央撤销陕甘宁留守兵团、处理肖劲光的问题有一些看法,趁机反映问题,提了建议,得到毛泽东重视。谈及调抗大五分校的事,毛泽东让耿飚直接去找贺龙谈,并专门给贺龙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耿飚又拉着曹里怀去见贺龙,谈得很愉快,蹭了一顿午饭,并交流了炖狗肉的方法。贺龙尊重他的意愿,于是不用去抗大五分校了。后来,耿飚就被聂荣臻要到晋察冀去了。

《王世泰回忆录》中提到,他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间,有件事终身难忘,那就是第一次当面向毛泽东汇报。1939年5月,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蓄意制造了瓦窑堡反共摩擦事件。高岗派王世泰(时任边保副司令员)去处理。当时,驻在瓦窑堡的还有抗大分校一大队、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四团、安定县政府机关。几方之前没通过气,临时开会商量,要尽快赶走国民党县政府,消灭县保安队,并委托王世泰向中央汇报。

回延安后,王世泰请示高岗,高岗让他先向统战部长王明汇报。王世泰找到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王明开始说他不管,后又推托有病。因此,廖鲁言把他领到毛泽东那里直接汇报。两人聊了一会,气氛比较轻松,王世泰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开始吐槽:“安定、延安、甘泉三县是我们流血打下来的,是谁同意国民党派县长和保安队进来的?像甘泉县的县长徐绍林就是陕北三大反动文人之一,让他们进来当县长我有意见。”毛泽东了解了一些情况,觉得问题比较复杂,让他通知高岗(代表边保)、罗瑞卿(代表抗大)、肖劲光(代表留守兵团)次日下午一起开会。第二天,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全国抗日形势,讲了对敌斗争的策略方式,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三位负责人说:“你们都派人去,互相不通气,又不讲政治策略,这不乱套了嘛?”接着,他让肖劲光总负责,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具体处理,新华社写文章向全国披露事件真相。事情就这么处理了。

想找领导汇报,但由于一些原因,无法或不便当面汇报,该怎么办?

《万毅将军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万毅与林彪的第一次见面、两次谈话,对林彪评价很高。万毅出身于东北军,1942年8月随111师师长常恩多起义过来的,身份特殊,是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北满刚组建1、2、6三个野战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时,万毅就是一纵司令员。一起搭班子的是李作鹏(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副司令员兼l师师长)、周赤萍(副政委)。这么安排是有特殊考虑的,万毅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与老红军相比能力有差距,不能胜任,着实有顾虑。但林彪和罗荣桓对他是信任的,觉得他可以培养。

l947年4月底,“三下江南”战役之后,东野总部在双城开议。会议期间,林彪找万毅谈话,准备让他与松江军区司令员兼代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对调。万毅不愿离开一线作战部队,再加上会外有一些传闻,很不爽,询问为何要这样调动。林彪马上不耐烦地说“不用说了”。之后,林彪第二次找他谈话,问他是不是有情绪,依据是有人讲他回去后大发牢骚,在屋里唱京剧《霸王别姬》的“力拔山兮气盖世…… ”一段,也不参加集体合影(可见,打小报告的人无处不在)。

万毅解释说,他喜欢唱京剧,但恰恰不会唱这一段;集体合影不是正式的会议项目,不是所有人都去参加了。他说:“林总都听到这样一些话了,我就无须多作解释了,最后都会查明的。”林彪还是比较客气,跟他商量,不愿去松江军区,还可以到齐齐哈尔当步兵学校校长。万毅说:“我就不多说了。”情绪更加对立。回去之后,万毅越想越觉得不合适,担心问题越弄越僵,于是专门托他认为为人正派的梁必业向林彪解释,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一线,只要留在一线,降职也可以,唱京剧的事、照相的事(梁也没参加合影)与闹情绪扯不到一起。梁必业向林彪转达了他的意见,也作了证明。后来,松江军区和齐齐哈尔都不用去了,万毅仍留在1纵,改任政委。林彪说:“你当政委可以不管政治工作,主要是学习打仗。”李天佑到任后,二人相处得很好。

文革期间,很多老干部被打倒。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言九鼎,求见老人家、给老人家写封信,就很可能改变命运。许世友当面下跪大哭,从此不再有被打倒的危险。也有很多人给周总理写信求救。不少老干部及家属四处找关系,为的就是把信递上去。张爱萍之子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见过王震。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押在单人牢房里之际,他的2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

当然,给老人家写信是有技巧的。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经常用词夸张的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他,“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小平同志很快直接给老人家写信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关于解决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

《陈丕显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陈丕显给老人家写信的情况。他在文革期间被监禁,倾心交往五十年的胡耀邦通过其子陈小津给他带话,大致意思是:

林彪垮台了,贺龙、李井泉的问题才得以解决;陈伯达垮台了,叶飞的问题才得以解决;陈丕显的问题如果要解决,必须毛主席同意才行,否则即使是周总理关心也没用。主席是大家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希望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一些工作。并且要在信中表示:好多年没见到主席,很想念主席,虽然没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主席教导下,跟主席一起干革命。

胡耀邦看得多么透彻!对陈丕显也算毫无保留、推心置腹!1974年9月,陈丕显根据胡耀邦建议,给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过了一星期,老人家批示了,对他解除了监禁,他的问题开始得以解决。

1969年国庆前夕,江渭清与其他不少老干部一起,被以战备名义疏散到外地。他被发配到长沙附近的马王堆,没事干,开自留地种菜。1973年1月,他得知华国锋到了长沙,就打电话,提出过去看望。华国锋很客气,当天就到马王堆看他。江渭清提出给老人家写封信,华国锋赞同,愿意带到北京转呈。江渭清写了六七百字,第三天当面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当众对他宣布,毛主席要你好好休息,保重身体,问题很快会解决,周总理还要把他接回北京。信还没到北京呢,可见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华国锋走后十来天,中办通知就来了,要他回京。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洛阳的习仲勋立即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表达决心养好身体、希望重新为国家尽力的愿望。于是,很快得以复出。

在这方面,彭总的教训极其深刻。四渡赤水期间,林彪因为部队多走路有情绪,私下里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毛泽东、朱德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上的指挥权(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等建议。聂荣臻没有在信上签字。随后,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林彪是个娃娃,是彭德怀在背后搞事情,在会上批评彭德怀。彭德怀不爽,但正琢磨打仗的事,没太当回事,结果被算总账。

《彭德怀自述》中提到:“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但他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此事又成了一大罪状。《彭德怀自述》中提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毛彭二人性格气质不同,没有私交。从朝鲜战场之后,彭无事不登三宝殿,向毛主动汇报不多,毛对彭的成见、误会和猜忌有增无减。毛忍彭很久,彭却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长期缺乏沟通,彭却在庐山上放了一个大招,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这也说明,有些事是不适合留痕的,如果当时不写信,只是口头汇报,情况就不见得是这样。当然,彭的性格也决定了悲剧的发生,即使他躲过庐山会议,也很难躲过文革。当然,悲剧英雄更令人景仰!

通宝推:东海后学,红军迷,一个历史,废话多多,桥上,camelry,胡一刀,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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