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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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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按既定方针办”源起7、8月间计划会议记录者笔误 -- 有补充

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之真伪

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1日和1976年12月12日晚,“召集人”和“成员”分别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两人基本一致: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这句话在文章送审稿上就有;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

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

1977年5月9日,“成员”又说: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楼走廊上,拉着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论之前就有了,怎么会算在张、姚的账上?我记得你在7月底去听谷牧副总理传达,你回来时也传达说‘按既定方针办’,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有错,那么是谷牧传达错了。”林听了,很害怕,急忙说:“你不能这样讲,千万不能。即使有怀疑,也不能讲。要讲,只能去对老狄他们讲。”下午,我在236室又问“召集人”:“对于‘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召集人”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只能放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这是阴谋。”10月18日上午,林告诉我说,他在7月底听谷牧同志传达时笔记上记的那句话是“照过去的既定方针办”。我当时也不相信,以为他在笔记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还跑到党刊室找刘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以证实当时我参加炮制社论时的印象。

“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说传达“按既定方针办”的是华国锋,而不是谷牧

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

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

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在一次谈话中,陈斐章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作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我们觉得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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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陈斐章 -- 补充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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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斐章,山东潍坊人。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二子,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第五代嫡传后裔。

1948年在华东大学上学,该校由潍坊乐道院迁往济南,陈斐章被调到新华社分社干记者,参加渡江战役后到重庆,被分配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后调入人事科和办公室工作,他曾在《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发表过采访记实《红旗营》。1954年调到北京国家建设委员会,1957年调到国家计委办公厅做秘书工作。此后20年来,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文革”后,陈斐章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任经济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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