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共:💬62 🌺701 🌵10 新: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发。

此文发晚了。5月8日是母亲节。谨以此文献给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和以身许党、以身许国、以身许民的革命先辈。

初中语文课,学过朱老总的《回忆我的母亲》。在这篇回忆性的散文里,朱老总怀着崇敬的心情,追述了母亲的一些事迹,唱出了一曲发自肺腑的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深情颂歌。

在老革命的回忆录中,大部分都有关于母亲的回忆。多也罢,少也罢,基本都体现了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参加革命后天各一方难以赡养、回报母亲的愧疚,天人永隔之后对母亲的无尽思念。

一、苦难的童年

大多数开国元戎出身贫苦家庭,出自官僚、地主、资本家、大知识分子家庭的只占少数,母亲多为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少有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种地,砍柴,放牛,挖矿,当学徒,整天吃不饱饭,甚至当叫花子讨饭。

《彭德怀自述》中回忆了大年初一、初二全家靠讨饭度日的场景,写到:“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未来的共和国国防部长耿飚13岁离家到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敲矿石。杨得志上将14岁到安源挑煤。现在的孩子,别说7、8岁,就是13、14岁,除了学习,还会什么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儿时母亲的回忆,尽管也有欢乐和温馨,但大多是苦涩、酸楚。

由于贫病交加的缘故,还有很多人小时候就失去了母爱。比如,彭总8岁丧母,王平上将不满周岁母亲就病故,洪学智上将、韩先楚上将3岁丧母,杨得志上将、陈再道上将11岁丧母,秦基伟上将10岁丧母,李德生上将(1955年少将)、陈先瑞中将9岁丧母。

一些人因为自己家里穷,或父母亲友没有子女等,从小被过继或他人收养,也享受到一段时间的母爱。比如,程子华刚出生1个月,就被送给当时尚未生育的姨母收养。李志民上将刚满周岁,就被过继给堂伯父,5岁时养母病故,养父又续弦,好在继母对他非常疼爱。张震上将出生后不久,因为家境不好,被过继给镇上一位篾匠,此后一直不知道自己有两个母亲。1949年12月,他想方设法把养母接到南京后,家乡又去信告诉他生母还健在,他开始还不相信。

母爱是伟大、深沉、无私的,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限的。生活困顿,子女众多,再加上往往自身家庭地位不高,很多母亲给予孩子的相对有限,情感呵护可以有,物质上就无法满足了。

勤劳、质朴、善良,善于忍耐,或者说逆来顺受,是很多人晚年对母亲的评价。母亲对他们不是不爱,而是没有能力爱得更多、爱得更深。

徐帅从七八岁就开始帮父母做家务,拾粪捡柴,采树叶,挖野菜。寒冬腊月出门拾粪,拾不满一箩头就不能回家,经常手脚都冻麻木了。母亲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但从来不说降低定额的话。

陈锡联上将3岁丧父,母亲一个人养他和两个姐姐,起早贪黑干活,也无力供他上学。为了补贴家用,他七八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干的几乎是和大人一样的体力活,整天也吃不饱饭。干了近两年实在受不了,就跑回家。家里温暖,但没吃的,没有办法,母亲还得送他出去干活。

耿飚在水口山矿上干活,有次罢工胜利之后,同在矿山干活的父亲技术好,涨了点工资,母亲怕他工作量过大影响长身体,每天让他二弟在工间给他送一餐饭。这就很难得了。

岁月艰难,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很多人家里极其困难,实在供不起孩子读书,或只能有选择地供一个或几个孩子上学。当然,作决定的一般是父亲。个别留洋的不说,像程子华这样出身贫困家庭能读大学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上太原师范时,养父母供不起,还是生母勉强给他凑了两块钱。像杨成武上将这样能读完中学就很不容易了。

肖劲光大将2岁丧父,36岁的母亲只身拉扯6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一分田地也没有,租了点庙产种地,再加上带女儿织布纺纱勉强度日。为了供他上中学,母亲当掉自己陪嫁的一枚金戒指,也是全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当完之后,全家人省吃俭用,把戒指赎回来,下次交学费时再当。

任弼时与肖劲光是中学同学,同窗近3年。他家里同样很穷,每次交学费也是东拼西凑,未婚妻陈琮英在工厂做工,再接济他一点。

李志民上将9岁开始上私塾,上了两年半,然后读初小,从二年级开始上。家里离学校好几里地,上学要自带午饭,虽然还是红薯饭,但母亲总想方设法做点好吃的菜,如鸡蛋、咸菜,有时还有几片自家腌制的腊肉。他14岁初小毕业后考上了高小,需要住校,入学第一年学杂费、膳费大洋十元,第二年十二元,第三、四年十四元,穷人家孩子怎么上得起?

区里的学务委员李石麟了解他,不舍得他辍学,专门做工作,让他家里每年出两块大洋,剩下的由村里的“祀会”承担。即便两块钱,也得全家节衣缩食才能攒出来。他养父两个弟弟因为穷娶不起媳妇,终身未婚,与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一起供他。学校收费高,吃得很好,一天三顿大米饭,每顿六个菜,有荤有素。

李志民上完4年高小,李石麟和几个老师希望他继续考中学或师范学校。读中学要到长沙,每年要交80多块大洋。李石麟很热心,四处奔走,也只帮他筹措到70块大洋。忍痛辍学后,李志民先后到几所小学教书,年薪30担谷子,大约折60多块大洋,后来涨到40担,大约折80多块大洋。

从这个角度看,当时上学确实是高投入高回报。没钱上学,正常情况下,是无法改变命运的。

二、投身革命

从小生活困苦,受压迫,很多老革命便形成了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倔强甚至任性、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性格。典型的,就是彭总这样的。

习大大5月10日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春力量一经觉醒,先进思想一经传播,中华大地便迅速呈现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气象。

不管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模糊向往,还是出于对黑暗社会不公的愤慨,亦或是为了找条生路,觉醒了,就反抗吧,就斗争吧。于是,无数青年人毅然丢下妻儿老小,背井离乡参加革命。到了这个时候,支持鼓励也好,坚决反对也罢,父母已经左右不了儿子的行动了。

对千千万万个母亲来说,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孩子,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无法见面,生死不知,只有无尽的思念、牵挂甚至是揪心之痛。得知孩子牺牲了,更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相继牺牲后,妹妹玉莹受刺激,很快就病逝,母亲高氏随后也悲痛而亡。

对千千万万个革命者来说,离家越远,母爱就越变得遥不可及,回报母爱更成为一种奢望。内战时期环境恶劣,再加上通讯不便,很多人参加革命后与家人断了音讯,抗战全面爆发后才重新联系上,也只能是偶尔通通信,想见面太难了。少数有条件的,才把母亲接到身边一起生活。比如,1939年,张秀山在绥德特委工作,后来到中央党校。生活安定后,他将母亲接到身边(父亲、大伯、堂哥1935年在肃反中被错杀。他父亲为支持革命不惜倾家荡产,多次舍命救他。左倾路线害死人!),以后又带母亲到东北生活。这就很难得了。

黄麻起义之后,陈锡联想参加红军游击队,母亲坚决不同意。家里两个女孩子,干点家里的活还行,讨饭都不敢去。他弟弟太小,家里就指望他干活,走了怎么办?怕他离家,母亲每天等他睡着了自己再睡,还拿线系在两人手上。

1929年4月的一天夜里,陈锡联等母亲和弟妹睡着,悄悄解开手腕的线,出了家门,参加游击队去了,时年14岁。过了一段时间,游击队到七里坪正式编入红军。出发之前,他回家跟母亲告别。母亲看他长高、长胖了,悲喜交集,大哭一场。儿大不由娘,拦不住。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陈锡联偶然遇到了母亲。她参加了支援红军的行列,帮红军烧水做饭,见面时正在往前线送饭。母子相逢,各自都有任务,母亲简单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给了母亲几块银元,二人就分开了。这一别,直到1947年两人再次见面。

抗战初期,陈锡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了一张照片,说自己在外经商,生活还可以。后来就断了音讯。中野挺进大别山,担任3纵司令员的陈锡联意外遇到了母亲。当时,6纵找向导带路,正好找到了他的弟弟陈锡礼。陈锡礼说自己有个哥哥叫陈锡联,参加红军近20年没有回家了,家里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母亲,生活很困难。6纵同志马上报告领导,杜义德政委马上打电话确认,随后就派几个战士用小推车把母亲给陈锡联送了过来。

母子俩说了一晚上的话。敌情严重,部队第二天要转移,只能送母亲回去。陈锡联把自己的被子、毛毯都给了母亲。仅此而已,还能做什么呢?

1925年秋,已升入武汉高等师范附中二年级的伍修权得到一个好消息,他被组织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马上表态服从组织决定,同时表示父母也一定会同意。他经陈谭秋介绍入团之后,父母对他的革命活动从来没有阻拦过,看到他藏在家里的团章和传单,只是帮他藏得更严密,一再悄悄嘱咐他处处小心。他家里兄弟多,走一个也可以减轻一份负担,如果能有所出息,就超出他们的希望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回家向父母谈了这个大事,父母没有一点反对或为难的表示,母亲没有说一句难过的话,只是如她惯常的那样,长久地默默盯视着他。每个父母都希望儿女长大成才,但现在一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儿子自己找到了救星共产党,父母当然喜出望外。

当时党内经费很少,被组织选派留苏的学生,出国以前的旅费和其他开销必须自理。伍修权要从武汉到上海集中,坐船,一路吃喝等,家里实在掏不起钱。后来他的一位老师和一些同学、朋友慷慨相助,帮他解决了难题。

临行那天正是中秋节,父亲打了二两酒,母亲炒了一盘鸡蛋,外加一盘家里罕见的肉片,为他送行。这既是他家里多年来第一个酒菜最丰盛的中秋家宴,也是最后一次家人最齐全的团圆聚会。此后,家人走的走,死的死,再也团聚不成。吃过饭,父亲和3个哥哥送他摆渡过江,搭乘去上海的轮船。这一别,成为他和父亲、哥哥的最后诀别。他走后,父亲和3个哥哥相继去世,没有等到他归来的那一天。

1931年,伍修权从莫斯科辗转回到上海。跟他接头的是吴德峰。组织起初准备派他回武汉从事地下工作,主要考虑他是武汉人,情况较熟。伍修权远奔异国,几年与家人了无音讯,回武汉工作当然很好。但他随即考虑到,自己在武汉土生土长,虽然熟悉情况,但熟人也多,身份难以隐藏,不利于从事地下工作。于是,他向吴德峰建议,派自己到苏区,到红军部队,到前线去打仗。

过了几天,中央批准分配他去苏区从事军事工作。回家与母亲重逢团聚的机会就这样与伍修权擦肩而过。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49年底,伍修权才有机会回家探亲,见到了分别24年的母亲。

1934年6月,蒋介石指挥四川军阀,向红4方面军发动六路“围剿”。根据组织决定,向守志上将(1955年中将)带领100多人的游击队编入红9军。前一天晚上,他母亲一夜未眠,赶做了一双粗布袜套,打了一双草鞋。第二天一早,母亲给他送行,鼓励他好好干,多打胜仗,多杀敌人,将来平安归来。此前,家里就剩他与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父亲、大哥病故,姐姐远嫁,还有3个哥哥被抓壮丁,杳无音信,3个嫂子只好改嫁。

接过母亲做的布袜套和草鞋,向守志百感交集,一直舍不得穿,直到爬雪山、过草地才用上应急。他与母亲一别,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渺茫。1944年,他在太行党校与夫人张玲谈对象时提到,等抗战胜利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打听母亲的下落,想法捎些钱去,将来有可能接她老人家出来,一起过几天舒心日子。

1950年11月底,他率15军44师完成了在川南的剿匪任务,感到和平时代到来了,想回阔别已久的老家看看。不久,西南军区发来电报,通知15军军长、各师师长等务必于12月28日赶到重庆集中,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仔细一算,从师部赶到军部再到重庆,没有空余时间了,只好打消了回家看望母亲的心愿。故乡和母亲只能一次次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和梦境中。直到1990年他从领导工作岗位退下来,才回到离别50多年的家乡。这时,他从乡亲们口中得知,母亲早已在战争年代病逝。

孩子出门闹革命,父母、妻儿、亲友担惊受怕不说,受牵连往往也是难免的。

大革命以来,王新亭上将的家庭逐渐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大哥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二哥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五弟1929年到黄麻参加了游击队。他家里成为孝感县委活动的一个据点,县委负责人经常过去开会。他母亲带着家里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党的工作。国民党清乡团几次到他家里搜捕地下党,抓他兄弟几个,未能得逞。家里人待不住了,四处逃避,清乡团就一把火把他家里烧了。

王新亭跟母亲逃到舅舅家临时避难。舅舅家很穷,赶上连年旱灾,无法养活他娘俩。逼上梁山了,他就跟母亲商量,去当红军。母亲很支持,要他马上去找县委开介绍信,越快越好。母亲嘱咐他,到红军队伍里好好干,不要挂念家里,打听一下五弟在红军的情况,常给家里捎信。

于是,1930年春,王新亭参加了红军。当年8月,第一次参加战斗。行军经过家乡,离家里只有20余里,但没有时间回家。从此以后,就没有同家里通信了。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与家里取得了联系。《王新亭回忆录》中提到,一来阶级斗争尖锐,家里房屋被敌人烧毁,母亲、兄嫂都已离散,与亲友也失去了联系;二来,家庭观念淡薄了,决心跟着党革命到底了。

马日事变之后,李志民家里被抄三次,他自己多次险些被抓。有一次家里被搜,他母亲机灵,马上让他堂兄出去给他报信,他当时正在一个学校代课。但他年过古稀的父亲和叔父被抓走,被关了一年多、勒索了一笔钱财才被保释出狱。家里日子更难过了。1928年12月,组织决定调李志民到红5军当中队党代表。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只能拜托地方党组织和战友照顾他70多岁的父母。

李志民刚从游击队调红五军时,部队还在家乡一带活动,偶尔还回过几趟家。1929年8月调行营学校工作后,他离家越来越远,一年多没回家。1930年七八月份,正参加攻打吉安城的李志民与红5军第3纵队司令员彭遨相邀,回湖南找主力部队,顺便请假探家。

李志民路上先看望了生父、生母和两位哥哥,在生父家休息一下。70多岁的养父闻讯,也赶过去接他,见面后拉着他的手直掉泪。吃过午饭,他同养父一起回家,看到年迈的养母、两个叔叔、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年多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家里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但仍然很苦。他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了父亲,看到家里一把雨伞已破烂不堪,把自己用的一把雨伞也留了下来。他在家里住了三天,又出门看望了亲戚朋友,便匆匆出去部队了。没想到,这一次离家,竟是他与全家人的永诀。

1931年11月,正在红军医院养伤的李志民碰到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1931年2月,他二哥被国民党部队杀害;这年夏天,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生父母、二哥,养父、两个叔叔,28岁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三四个月内先后离世,只剩下他养母(1944年去世)。

李志民彻夜不眠,怨恨自己不能尽到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远走洪湖,桑植游击大队被消灭,整个苏区只剩下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廖汉生中将正跟着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带领的游击队打游击,这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女儿2岁,儿子1岁,行动不方便,就写信叫母亲过去把他妻子肖艮艮(贺龙二姐贺戊姐的女儿)、孩子接回家。

1933年5月,正值插秧时节,各村的赤卫队员白天插秧,晚上集合,几天下来,大家都感到太累。贺民英只留了十几个人,分住在两户人家。其中一家的主人向国民党团防队告密,敌人拂晓偷袭。贺民英、贺戊姐等牺牲,肖艮艮和他们两岁的儿子被抓走,后来被他母亲请人花钱赎了出来。

1934年春节前夕,红3军由桑植向慈利游动,途经廖汉生老家。他和在军部当警卫员的妻弟肖庆云匆匆请假回家,见到了母亲、妻子和女儿、儿子及弟弟、弟媳。全家人团聚一堂,诉说别后的经历,一起吃晚饭。

正吃着饭,一个曾被农会打击过的痞子,受团防队头目委托过来打探廖汉生回家的消息。这时,因为团防队一直与红军作对,红7师师长卢冬生不放心,安排军部警卫班又派了4名战士过来。饭没吃完,痞子匆匆告辞,其实是去报信了。当晚10点,廖汉生的1个表兄和原军部裁缝前来示警,团防队要来打他,下枪。

廖汉生他们有6个人,判断团防队夜里不敢过来,可能天将亮时过来,于是就到肖庆云另1个姐姐家里住了一晚上,然后按要求回了军部。出发之前,廖汉生要母亲带着肖艮艮、两个孩子到别人家躲一晚。躲过这晚就没事了。

次日一早,廖汉生得知,他们离家后,肖艮艮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母亲不愿走,弟弟、弟媳留下来陪她。天还没亮,团防队来了,围住廖家屋子就打,弟媳跑出来被当成肖艮艮给打死了,弟弟打破屋后的板壁跑了,母亲倒还没事。

1935年11月,红2、6军团开始长征。出发前夕,廖汉生母亲、妻子前来与他道别。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廖汉生走了之后,妻子、女儿被抓进大牢(儿子之前已夭折),随后妻子被卖到他乡,嫁与他人。1942年,在延安的廖汉生去看望贺龙,听妻弟肖庆云说,妻子、女儿已被杀害。这其实是一个乌龙。贺龙夫妇随后张罗给他介绍了杨尚昆的妹妹白林,二人随后结婚。

造化弄人。肖艮艮其实并未被杀害。解放后,廖汉生才知道她还活着。两人十数载之后再度相逢,彼此有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类似的事还有一些。1937年5月,罗帅与林月琴婚后不久,林月琴的前夫、原先随西路军西征的红9军供给部部长吴先恩回到了延安,此前有消息他已牺牲。尴尬了。林月琴最终跟了罗帅。

廖汉生的母亲历经坎坷,受尽苦难,独自将他们兄弟抚养成人。廖汉生长征后,母亲又苦苦熬了十几年,终于等到全国解放,已是一身重病,经常住院,1964年在北京病逝。但总算是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天伦之乐。毕竟很多人的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通宝推:老惰,HarryGore,独立寒秋HK,唐家山,牧云郎,黄序,红军迷,苏仙岭,等明天,醉寺,脊梁硬,hwd99,迷途笨狼,普鲁托,不远攸高,桥上,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