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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什么中国始终存在着市场经济? -- qq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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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主席对经济体制的改革留下的遗产及其对后续发展的影响

主席对于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 一) 地方分权型计划(块块型)经济体制的兴起

在传统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中,中央行业管理部门在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国民经济事实上由行业部门的中央机构来管理。主席将苏联计划经济的这种特征通俗地概括为“条条专政”。主席通过持续的地方分权改革,削弱了中央计划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力,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其管理模式也与苏联东欧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尽管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和苏联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苏联式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弊端,而且都进行了体制层面的改革,但是只有毛泽东持续地将地方分权的改革推行下去,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学家钱颖一指出,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造导致了中国与东欧及苏联经济结构的差异: 东欧和苏联的组织结构是一种以职能和专业化“条条”原则为基础的单一形式,而中国的层级制是一种自 1958 年以来就存在的以区域“块块”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钱颖一认为中国改革过程中非国有经济的扩张迅速而强有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独有的这种块块型的层级制的经济体制。

( 二) 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市场经济实体的兴起,成为后续增量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关键基础

主席倡导中国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拒绝依附于任何大国,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理念不仅被主席运用到国家整体的发展道路之上,同样被运用到一个国家内部的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之中。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主席主张各个地方都要建立自己相对完整的工农业体系,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正是以自力更生为指导思想,“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之中包括了三线建设、地方工业化、农村工业化等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中没有的内容

对于主席的上述政策结果,经济学家罗澜总结道: “资源流向内地、‘自力更生’和小工厂的遍地开花共同创造了一些收益。他们所提供的收益也成为未来变革的遗产。最为显著的,这些收益就是农村地区相对广泛的技术能力以及农业环境下大量的小批次机器生产所引致的学习效应。其次是地方政府角色的强化,即它们是各种各样活动的主要经济代理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的管理者。”

对比苏联改革,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村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经济的大力推动都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

对此邓小平在1987 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心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讲道: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忽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利用国家的政策空间,在毛泽东时代对企业的基础上快速成长起来。乡镇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增加农村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乡镇企业的产生与毛泽东的地方分权改革密切相关。主席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倡导农村工业化的一系列分权实践是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得以发展的历史根源。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突破口选择在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二十年以后回顾这个最著名的改革,分田单干带来的农业发展很可能就是个幻象(如果不说是个骗局的话),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放权让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国有企业的效益则是每况愈下。

这种情况下,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国家经济计划体制之外的经济部门的异军突起事实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持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80年代这种特有的改革模式被称之为“增量改革”,这一改革方式暂时不触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有利益格局,而着眼于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大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它符合“帕累托改进”的经济学原理,利益摩擦小,风险可控。因此增量改革有助于改革政策的顺利推行,从而避免了激进改革所可能导致的混乱。

这种增量改革亦或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部门增长的模式使得中国的经济转型呈现出渐进式的特征。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一方面改革者将市场的作用引入到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在维持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发挥其一定的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在计划体制之外的领域寻求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在市场经济没有正式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之前,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围的增量式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述改革战略能够得以推行与改革的初始条件密不可分。换言之,改革的初始条件对于领导人改革策略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之所以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产生剧烈的经济动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拥有推行渐进式改革的条件,而不必诉诸于激进的改革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持续地方分权改革的历史遗产塑造出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经济部门,后者在改革时代对于经济的转型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主席所推动的地方分权改革同样培育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向地方分权,主席将一系列经济管理方面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手中,一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的建设积极性,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途径让地方政府承担起本地区发展建设的更多责任。可以说,持续的地方分权不断地强化着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地方政府迅速调整自身的角色,通过制定计划、税收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种方式介入到本地经济发展中,有力地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改革时代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所具有的“发展型的地方政府”的特征和能力,都来源于主席持续20年的对中央集权机制的改革。

通宝推:阴霾信仰,死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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