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86-斯拉沃热.齐泽克:或许我们应该换一只鸡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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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186-斯拉沃热.齐泽克:或许我们应该换一只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Kb4JZGpA0&t=3

……我今天要着力讨论的是暴力的反面,所有这些不成文的关于礼貌与体面的规则,我认为这些规则为意识形态的起效起到了核心作用。用过去两三天我听到的你们美国的选举术语来说,斗牛犬必须擦上口红。意识形态就是涂在狗嘴上的口红。你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是不是疯了?今天哪还有什么意识形态?我们今天难道不是生活在一个后意识形态社会吗?没听见共和党是怎么说的吗?美国第一、战争、牺牲什么什么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反应性的现象,关键在于今天的社会作为一个象征性空间对于我们有什么预期。如今的社会不再要求你自我牺牲,为了崇高的目标而献身。如今的社会把我们全都当成了开明的享乐主义者。今天的社会规则是要自我实现,要活出自我等等。那么今天的意识形态在哪里?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意识形态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疯狂的、某种精心表述的世界观,用来分散人们的精力,不让他们关注现实问题。意识形态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应对的都是实际问题,例如生态危机与种族歧视,但是它们的表达方式与看待问题的方式会让问题神秘化。我们要牢记这条教训:不仅存在错误的答案,也存在错误的问题。我们看待实际问题的方式往往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会让问题神秘化。这就是意识形态。

我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两个例子。首先是宽容。为什么我反对将宽容作为口号?当然这不意味着我支持不宽容,我很清楚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问题都非常现实。但是请容许我先关注种族主义,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今天——至少这是我的看法——今天自然而然地认为要把种族歧视问题转换成某种与宽容相关的问题?为什么认为种族主义的主旨是不宽容?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宽容的关系远非显而易见。看看马丁.路德.金,如果你下载他的演讲稿搜索一下关键词,就会发现他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宽容。对于他来说,声称种族主义是宽容问题简直就是亵渎——你们在座的女权主义者会不会说女权主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男性能够宽容女性?(笑声)那也太可笑了。马丁.路德.金认为种族问题在于不平等、经济剥削、法律权利、偏见等等一切,唯独不是不宽容。所以这里就出现了意识形态。种族是个严肃问题,将宽容规定为种族歧视的主要类别,营造出某种“抓住种族主义者”的氛围,恰恰正是将种族问题神秘化,这是因为这是将问题去政治化,不再讨论经济、政治与法律权力,而是讨论文化偏见。我们将这个问题转换成了心理创伤。我注意到在加州南部,当局对待那些反感墨西哥移民的人们的方法是把他们送到文化研究部门。“你将怎样的内在心理创伤投射到墨西哥移民身,以至于你不宽容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主张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后政治时代的特色。我们越来越少地谈到经济,政治,政治结构等等,越来越多地谈到文化战争。如今将激情引入政治的唯一方法,摆脱这些灰色的专家对话的唯一方法,就是转战到文化战争的领域。

我早期的一本书中指出了一对看似针锋相对的人物,一个是福山,一个是亨廷顿。他们其实是一体两面。福山主张历史的终结,就算还会有很长的斗争阶段,我们起码也已经找到了哪怕不算最好、也肯定是最不坏的世界运行模式,即资本主义与自由化民主的结合;亨丁顿则预测了文明的战争,也就是文化战争。但是我主张所谓的文化战争正是历史终结时期的政治斗争模式。我并不认为我们当前正处在历史的终结时期,但是在我们的亲身体验当中确实有一个时期符合这个说法,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当时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生活在最不坏的世界里了。所以我认为意识形态就存在于此。

我们再换一个话题,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问题多么严肃,可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死存亡,这就是生态问题。这是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但是我主张生态问题的意识形态神秘化正在变得越来越强。想一想新浪潮时期提出的地球母亲理念与盖亚理论,认为自然是某种平衡的、稳态的、有机的、整体性的体系。本着世俗宗教的态度,我们人类扰乱了平衡,玷污了地球母亲。现在我们有责任偿还罪孽,重现平衡。我认为这种生态观念应当被视为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并且遭到摒弃。至少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真正进步的生态观念的第一公理,对待生态问题的唯一严肃方法,就是接受以下主张:长话短说,自然界并不存在。我并不是在秉承某种七扭八拐的唯心主义主体论,我并不想说不存在所谓客观性,一切都是主观认知。我主张自然并不是某种有机的、自我维持的、稳态的再生产过程,如今遭到了我们的打乱。如果我们要向斯蒂芬.杰.古尔德这样的进步达尔文主义者学习一条教训,那就是下面这条:自然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灾难与严重失衡。想想石油吧,我们是否意识到需要怎样毁天灭地的生态灾难在几千万年之前发生在地球上,今天的我们才能获得石油储备。这就是自然。自然不是平衡的再生产,而是彻底不平衡的过程,偶尔才平衡一下。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这里我再关于针对意识形态研究多说两句。我主张这里的教训并不在于某些生态主义者过于悲观,“啊,我们背叛了地球母亲!”不,我认为某种意义上这些人其实是乐观过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依然想当然地认为存在某种可以让我们靠拢乃至回归的稳定、平衡或者可持续的自然状态。我则主张认为我们面临着完全开放的前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不存在标准的、足以被我们奉为理想的自然状态。我们能做的只是随机应变,永远无法确定某种保护自然的做法就一定不会在另一个层面上导致更大的灾难。所以我喜欢有些明智的生态学家提出的吊诡主张。在德国有人最近声称自然界本身——他指的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作为再生产循环的自然界,或者说将整个地球视为一个生态圈——已经习惯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以至于假如我们激进地改变现状,反而无法确定将会导致怎样进一步的失衡。这就是悖论,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我还想谈谈另一点。我们是否应当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明明很清楚情况非常严重,但是依然十分奇怪地无法采取行动,简直就像是在自我拆台。我认为仅仅将这一切都归结于老式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大公司的宣传蒙蔽了我们,让我们看不到事态的严重程度。”不,我们很清楚事态多么严重。但是上一次各国在印尼的巴厘岛召开气候会议被称作极大成功,只因为会议决定两年之后继续开会。我们为什么不肯采取行动?这是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方面,我不确定你们能否同意。我的第一主张是自然界并不存在。第二主张走的更远——我要说的非常明确——我们需要进一步与自然异化。并不是说我们与自然没有联系,而是应当彻底与新时代灵修主义一刀两断。新时代灵修主义认为问题在于笛卡尔式的科技文明让我们不够自然,让自然沦为了科技操纵的客体。用他们的话来说,自然不仅仅是单纯的存在,还是我们剥削压榨的对象,我们本应是自然的一部分,本应与自然同呼吸,自然是我们存在的背景,我们应当学习重新发现自然,应该——按照某位杰出的美国战地记者对于驻伊美军处境的描述——“深深嵌入”自然。(笑声)我的观点截然相反: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所以我们才迟迟不肯采取行动。或许我是个怪人,不过如果有人对你解释为什么全球正在变暖之类的事情,理性上你相信他们的说法,但是你出门看到太阳当空照,听到小鸟对你叫,你的第一反应依然是“等等,不至于吧……”想明白了吗?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自然的固有部分,所以才不可能真正设想自然会发生激烈改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体验被心理分析师称作恋物分裂:“道理我都懂,但是从心眼里往外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再主张一遍,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进一步将我们与自然彻底隔离,以此来体验我们的自然背景多么脆弱,随时可能崩溃。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异化,我们需要彻底地将自己去自然化。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意识形态的第一个主题,即今天的意识形态如何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恋物分裂。我认为我们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运用心理分析的时候应当非常小心,为什么?难怪有这么多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喜欢心理分析,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回避真正困难的自我批评问题。如果你去问一位老派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的未来会怎样?”他的惯用回答肯定是这样的:“虽然现在看上去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只要再等一等,第三世界就会组织起来,会有更强大的阶级斗争,等等。”很好很乐观。于是你接着问,“尽管如此,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类似革命之类的事情应该早就发生了,为什么革命还没有发生?”他们会说:“去问弗洛伊德吧。他们利用各种心理操纵与宣传蒙骗了人民。”(笑声)这是回避了困难的问题:你的分析错在哪里?为什么今天不再适用?尽管如此,这种恋物分裂——我很清楚我的主张是假的。但是我依然相信这个主张——如果你想真正理解恋物分裂,就去看看共和党全国党代会。他们似乎全都知道他们所谓的口号是假的,是胡说八道,但是在某一程度上他们依然相信。

这种组合的生效原理是什么?我们需要再次转向好莱坞。我主张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大片——非常有趣,因为你经常可以在其中找到最纯粹的基本意识形态组合。那个德国大个子黑格尔表达过一句美学观点:一幅优秀的人物肖像要比模特本人看上去更像模特本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能在好莱坞找到的意识形态要比我们能在自身找到的意识形态更多。我拿最近两部大片举例子。第一是《黑暗骑士》,新蝙蝠侠系列电影的最新一部。影片表达的第一道意识形态潮流我就非常讨厌,也就是心理死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部电影的思想多么可怕?我是个俗人,我很讨厌他们跟我说什么“在最近一部蝙蝠侠或者蜘蛛侠电影当中,英雄不再是平面的卡通角色,你可以看到他的焦虑,他的软弱。他的创伤。”似乎这样就让角色更加深刻了。(笑声)这正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招数。

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我的犹太朋友让我注意到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宣传。如今以色列的宣传不再主张传统的傲慢口吻,“我们一个营一个下午就能消灭埃及一个军。”他们现在反复强调“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类。”以色列电视上的军人经常流泪,我还看到一名以军士兵在电视上吓得尿了裤子。这正是他们的宣传要点。用一位军官的话来说,“好战并不是我们的基因。”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正常人,看看我们的人性吧——这就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模糊了关键的政治问题。我访问以色列时见识了一项既精彩又令人作呕的政治操作。当地媒体报道了一起奇怪的事件,说是以色列国防军或者某反恐单位闯入一户所谓的恐怖分子居所。嫌疑犯是一家之主,他本人并不在家,家里只有妻子孩子。士兵们粗暴闯入家中,妻子与孩子被吵醒,一个小姑娘哭着跑到母亲那里,母亲想让她安静下来,就喊她的名字,例如莎拉什么的。“莎拉,不会有事的。”然后一名闯入房子的士兵突然听到了他自己女儿的名字,原来他的女儿和这个巴勒斯坦小姑娘都叫莎拉。他向母亲展示了自己女儿的照片,“你看,我们都是人类,巴拉巴拉。”这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我们全都是人”——起到了极为精确的功能,也就是模糊掩盖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全都是人,那么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来伤害我们?!”

这种指向内在丰富生活的说法正是意识形态。我给大家讲一个粗俗的故事。有一家出版社曾经让我做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在书的封底通常会写几行对本书的介绍,然后有时你还要添加一两行关于你的个人生活的描述,添一点儿人情味儿。“在空闲时间,某某教授喜欢种郁金香啥的。”他们要求我这么做,我才不害怕呢,但是为了挑衅他们,我让他们按照我说的写:“在空闲时间里,齐泽克教授喜欢在网上炼铜。他还喜欢教导自己的儿子怎样将活蜘蛛的腿一根一根拽下来。”(笑声)这是假话,这都是假话。这种人情味儿都是假话。我希望大家都能笑出来。我最近才知道金正恩几个月之前在朝鲜开设了第一座高尔夫球场用来赚取外汇。金正恩自然是第一个在球场上打球的人。这是一个十八洞的球道,你们知道他打完全场一共打了多少杆吗?他一共打了十九杆。我都能想象出来,一开始他们肯定想让金正恩打十八杆——谁让他是天才呢?后来他们想到:“不行,这不够现实,还是多加一杆吧。”(笑声)

《黑暗骑士》的意识形态还有另一个更险恶的方面,真正应和了我们的担忧。我有些朋友喜欢这电影的结尾,认为这是间接的批评,对此我有不同意见。这部电影的结尾主张撒谎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一个本应是好人的警察被发现是个杀人犯,他们认为如果公众知道这一点将会破坏他们对警方的信任。因此蝙蝠侠英雄地揽下了这桩犯罪。这一逻辑令我非常害怕,这是老式的威权主义主题,为了实现社会稳定就需要撒谎,最高层次的社会服务就是不说真话,为了公共利益而撒谎。这就是影片的信息。

另一部最近的大片我看了四五遍,因为我儿子喜欢看。这部片子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我说的就是《功夫熊猫》。这部电影和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影片结合了两种对立的态度,一方面是彻底的神圣,例如天选之子、新一任功夫大师等等神秘的东方力量,另一方面是我们西方的讽刺。你可以注意到角色总是在相互挖苦打趣。我主张这两种态度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影片的关键情节是主角意识到,要想成为功夫大师,就像主角的父亲要做出完美的面条一样,要遵循同样的道理:没有独门秘方,只有你。为了让某件事情特殊起来,你只需相信它很特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笑声)你愿意怎么讽刺都可以,你可以搞笑一切,但是这部影片依然在呼吁全然非理性的信仰。换句话说,你心里怎样怀疑都无所谓,你不需要相信,你只需要装出一副相信的样子就行……

……第一个总结了这条公式的政客应该是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耶。有人问她“你是否相信上帝”,她的回答是“我相信犹太人民,而他们相信上帝。”我们应当非常明确地看待这一公式。这不是集权公式,不是斯大林主义公式,不是“我允许这种比喻进行下去的唯一原因在于普通人需要斯大林这样一位伟大领袖”。关键在于你甚至不需要另一个确切的、相信这一点的客体。信仰的机理在于每一个主体都相信还有其他人相信,哪怕这个“其他人”并不存在。就好比对待圣诞老人的态度。你要是去问父母,他们肯定会说“当然没有圣诞老人,你以为我疯了吗?我假装圣诞老人存在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不至于失望。”可是如果你私下里去问孩子,他们也会说“当然没有圣诞老人,我才不傻呢,但是我假装不知道,不让父母失望。”(笑声)谁都不相信,但是谁都以为别人相信,这就是信仰体系的运作方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讲一个你们肯定都听过的老笑话,但是要换个解读方式。有一个人以为自己是一粒谷子,然后他被送到精神病院。他说“我担心鸡会吃了我。”心理学家治好了他:“你并不是一粒谷子,你是一个人。所以鸡不会吃你。”他说:“是的我知道,但是鸡知道吗?”(笑声)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笑话,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我们很清楚我们不是一粒谷子,问题在于鸡知不知道。我再谈一谈电影。有一部很多人都喜欢的电影,我却认为存在根本性错误。这是一部关于大屠杀的喜剧电影,也就是《美丽人生》。首先我们必须接受一个非常创痛的结果:为什么几乎所有以大屠杀为题的优秀电影都是喜剧。我并不是想让大家生气。我曾经在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过这个论点,会议上有个老太太走向我面前,向我展现了纹在她身上的集中营编码,并且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假如将大屠杀拍成悲剧,那就意味着被害人依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尊严。当事态变得真正糟糕的时候,悲剧都拍不下去了,只能用喜剧来呈现。换句话说,如果主张犹太人与其他集中营犯人的遭遇是悲剧,那你就难免过于认同纳粹,低估了集中营带给被害者的极端羞辱。在影片的最后,在观众应当停止大笑开始落泪的最后五分钟情节,父亲牺牲了自己。我可以想象一个不同的结局,肯定会更加令观众们难以接受。前面的情节都不变:父亲与儿子被关在意大利的集中营里,父亲为了让儿子挺过集中营而不至于遭受心理创伤,就撒了一个谎,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竞争游戏,谁能在这里忍受的时间最长谁就能赢,要是不想玩了,想走就能走。这是故事的前提。假如父亲后来发现这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父亲在撒谎,只是假装相信,为了让父亲好过一些,那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状况。

在《美丽人生》当中,这孩子就是鸡。鸡可以不知道我们的野蛮残忍,但是鸡必须存在。我想这就是自由主义放纵的关键: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滥交也好,群交也罢,但是必须有一只鸡不知道。通常情况下这只鸡是儿童。在当前时代我们奉行滥交,主张弗洛伊德已经过时,我们不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但是弗洛伊德的核心观念——儿童与性的密切关系——如今却悄然成为了不能说的禁忌。当然我对炼铜癖没有任何同情,但是与炼铜相关的意识形态现象却非常有趣。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炼铜已经被抬举成为了最高层次的犯罪。就好像我们想怎么玩都可以,但是儿童的纯真必须得到保护。我认为保护儿童纯真的逻辑大抵如此:存在某种主体,而且这个主体的表象绝对不能被戳破。这就是意识形态机制开始发挥功效的地方。

我讲个疯狂的故事。我知道有一个国家就因为不允许鸡知道真相而落了个四分五裂的下场。这个国家就是我曾经的祖国南斯拉夫。随着当年共产主义政权的要员们纷纷出版回忆录,我们得知了一些怪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铁托身边的人们意识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很差,需要进行我们通常所谓的“必要结构调整”。但是他们决定铁托很老了,这样做会让他的临终几年很不愉快,所以他们决定推迟经济危机的发生,直到铁托去世。所以在七十年代,南斯拉夫一直在不停地疯狂借债来维持这种人为的繁荣。1980年铁托去世,经济危机终于捂不住了,结果导致了民族主义的爆发——民族主义也是我们面临的另一项意识形态威胁。“巴尔干是欧洲的原始地地区,依然过着中世纪生活,你要想理解南斯拉夫,就必须看看过去五百年的历史”——我认绝非如此。这种说法是西方的陷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你们将巴尔干盲目臆想成了某种异域。许多我不喜欢的电影制作人都维持了这种臆想,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与《地下》。西方人从这部纯粹意识形态作品当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是充斥着吃喝、交媾、斗殴、乱交的前南斯拉夫的影像。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想理解南斯拉夫战争的根源,就应该忘记老套的民族主义神话。我主张战争根源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东欧各个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层都必须设法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民族主义者结盟。总而言之,这里我们可以说国家崩溃的关键因素在于鸡——或者说铁托总统——在生命的最后八年当中不被允许知道真相。

这其中的逻辑可以变得非常神秘,正是这种神秘的意识形态盈余才能让人看到最纯粹的意识形态。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更奇怪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的苏联。那一年斯大林去世,此外在这一年夏天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A到C卷发行。问题在于在B卷当中有将近两页的篇幅写的是贝利亚,斯大林手下的克格勃头子,但是斯大林一去世他就被赫鲁晓夫逮捕并且被当成叛徒枪毙了。在斯大林主义之下,你一旦被干掉就变成了从未存在过的非人,但是百科全书已经发行了三四百万份。编辑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每一位订购者都得到了编辑部的一封信,里面有一页新的百科全书书页。编辑要求读者将旧的一页裁掉,然后把新的一页粘上。而且他们完全恢复了页面的连续性,上一页的末尾完美续接这一页的开头,这一页的末尾对应了下一页的开头。贝利亚的词条被什么取代了?被白令海峡取代了,还搭配有白令海峡的照片。这里问大家一个天真的问题: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抹杀贝利亚的全部痕迹,还要维持完全的连续性?这样做究竟是为了欺骗谁?普通人肯定不会被骗,因为他们要亲手骗自己。(笑声)就好像按照拉康的理论来说存在某个什么大他者,某个无名的主体或者说鸡,而我们必须保护它的无知。鸡绝不能知道贝利亚曾经存在于这一页。

好,你们可以说“哈哈,这些例子都来自原始的斯拉夫共产主义国家,我们西方人才不犯这种错误”——大错特错。看看好莱坞吧,看看希区柯克的《迷魂记》,片中有个不可置信的细节遵循着同样的逻辑,你们比我更熟悉《迷魂记》。在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斯科蒂救下玛德琳之后——后来我们得知这是一场假自杀,玛德琳假装要从金门大桥跳进水里——将她带回家,帮她脱了衣服,让她上床休息,将她的内衣放进洗碗池里漂洗。这里有一个平移镜头,我们看到斯科蒂坐在桌子后面,然后镜头转向左边,我们看到洗碗池,女式内衣正晾在池子上方,然后镜头继续往左,我们看到了卧室房门,玛德琳躺在里面。一个长镜头表现了此时的整个局面。这其中只有一个问题,你要不相信这就去重看一下。按下暂停键,看看镜头拍摄洗碗池的那一帧,就会发现晾在那里的并不是什么内衣,而是几块形状抽象的布条。我看过一本研究《迷魂记》的法语书,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因为影片拍摄时间是1957年,海斯法典还在实行,审查机制坚持要求电影银幕上不允许出现内衣,因为如果出现内衣就证明斯科蒂看见了女主的裸体,而好莱坞不允许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如此神秘?问问你自己一个天真的问题:审查机制究竟在保护谁?肯定不是观众,因为我们就算眼里看见的是破布,脑子里也会自然而然地以为那就是内衣。我们不是鸡,这里的鸡又是那个无名的大他者。想象你自己被审查人员质疑,那么你就可以说:“不不不,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挂着几块破布而已,绝不是什么内衣。”最令我着迷的就是这种双层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基本分裂。永远要记得,一方面是明确的信息,维持着外在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维持这一明确信息的各种肮脏猥亵。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机制的最纯粹体现。我希望大家都看过最伟大的电影《卡萨布兰卡》。在影片三分之二处, 英格丽.褒曼来找亨弗莱.鲍嘉拿护照,然后两人进行了一段充满黑色电影气氛的对话。她想开枪打他,他说打吧,你这是给我帮忙。然后两人拥抱,影片黑屏三秒钟,之后你就看到了卡萨布兰卡机场的塔楼,然后两人继续对话。所有正常人看到这里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他们上床了吗?这三秒钟究竟是比喻的、压缩的性爱场面的替代,还是真实时间的流逝?某英国电影史学家认为问题在于《卡萨布兰卡》不仅仅是模糊两可,而是有意识的自相矛盾,同时提供两种相反的信号。一方面,一系列信号都告诉你他们做了。比方说在符合海斯法典的拥抱之后画面转黑,暗示着他们做了。而且下一个镜头他们就开始抽烟。这基本上就是好莱坞的基本规则:世界上第二与第三美好的事情是什么?事前一杯酒,事后一根烟。(笑声)这些都是编码的信号,意味着性行为。另一方面,又有一系列信号意味着相反的情况,比方说他们始终穿着整齐,镜头当中始终没有出现床铺。画面转黑之前的对话还在继续。关键在于看清这种双层功能的上下两层都很必要。并不是说官方好莱坞的清教作风与颠覆性的猥亵暗示相互对立。不,一切都是好莱坞意识形态的编码,好莱坞意识形态同时身兼两者。好莱坞告诉你,首先我给你一套门面,给你某种想象出来的道德权威充当伪装,“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与此同时,我又给你一系列精确的编码信号,你可以用你的肮脏头脑自行想象。要想理解意识形态的运作,你必须同时考虑到明显的层面以及相伴相生的、含蓄猥亵的地下内容。这些内容根本不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是对它的维护。

我这人对于军旅生涯很感兴趣。三十年前我加入了南斯拉夫军队。你们都知道我其实是个左翼法西斯主义者,非常喜欢纪律与管束,结果参军之后我大失所望,因为军营里的人们全都满嘴脏话。据我所知你们美国军队也是一样的,一方面是严格的管束。另一方面是各种折腾新兵的恶搞仪式。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是美军的行进号子,当然我也只是从好莱坞电影里接触过。电影里的行军号子混合了毫无疑义的废话与充满性意味的脏话,例如在《好人寥寥》当中就有这么一段号子:“有一个道理我听说不寻常/爱斯基摩娘们的B都冰冰凉”这并不是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抗——不是。这是使得权力的表象得以正常运转的必须因素,权力正是由表象以及这猥亵的替身共同组成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在于你看见了什么与你没看见什么,福柯有时过于简化地这样总结话语机制。关键在于你看见什么,没看见什么,以及你必须假装没看见什么,以及你必须看见什么,而且同时又坚决不能承认自己看见了什么。

……

你看见了什么,没看见什么,必须看见什么,必须假装没看见什么,这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这就是礼貌的根源。什么是礼貌?想想其实非常神秘。礼貌并不是善良与慷慨,因为善良与慷慨的强制性都远远没那么强,但是你却往往不得不讲礼貌,不得不采取文明的举止。另一方面,礼貌还够不上法律规定的、直接明确的社会规范,人们不能用强力迫使你遵守特定的文明行为方式。这里我对所谓的政治正确很有看法。政治正确会直接分析特定的不文明行为,例如使用粗鲁或者骚扰性的语言。这些行为原本属于礼貌的范畴,却被政治正确提升到了硬性规范的层次。我认为这样做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必须学到这条教训:在一个自由的个人主义社会——我们目前的社会或多或少有点这个意思——需要多少含蓄的潜在规则织成一张复杂的蛛网才能让我们以自由个人的身份进行互动。我们的自由需要大量规则作为前置条件。

这一点能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来理解种族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一著名现象。有一句非常愚蠢的社会学陈词滥调:原教旨主义意味着人们恐惧太多的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甚至就连性取向与种族身份都可以自行选择,你需要时刻不停地重新创造自己。如此过剩的自由成为了某些人的负担,因此他们逃向了某些传统的、坚固的价值观体系,从而为他们的人生赋予意义与稳定性。对于这种说法我只能评价既对又不对,这并不是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恰恰正是这种说法的反面。在这一点上我上过终生受益的一课。大约十年前我短暂地走访过一次贝尔格莱德。通过层层介绍,我接触到了几位真正的强硬派民族主义者,种族清洗政策的信奉者。他们公然向我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选择做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逃离自由拥抱旧价值,而是因为现代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拘束。有一个人告诉我:“上帝啊,要是生活在你们那啥西方自由世界,那么我连打老婆都不行了!在街上看见漂亮姑娘我都不能上去X了她!”对于他们来说,文明社会简直令人窒息,将自己界定为民族原教旨主义者则意味着全新的自由。我是民族主义者,换言之为了民族的利益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咱们去波斯尼亚杀人强奸抢劫吧!”

这正是所谓集权主义诱惑力的关键因素。阿多诺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就在一篇短文当中分析过法西斯宣传的心理结构。他着重指出,希特勒并不是父权权威的形象,威廉.赖希完全搞错了这一点。希特勒的信息并不是“我是你们的严父,魏玛共和国的道德堕落毒害了你们这些孩子,现在我要求你们为了德国而遵守秩序做出牺牲。”这是摆在明面上的话语。但是这套话语一直都受到另一套潜在猥亵话语的补充:“加入我,玩我的游戏,咱们去宰几个犹太人找找乐子。”纳粹将所有这些猥亵许诺给了追随者。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念一首诗,我本人将这首诗翻译成了英语。

皈依我的新信仰吧,全体大众

我向你们提供谁也未曾拥有过的

我向你们提供狂风暴雨与美酒

那不肯吃下面包的,将要被我的烈日光明吞噬

人民啊,我的信仰百无禁忌

这里有爱与豪饮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直视太阳

这位神明不会禁止任何行为

遵从我的呼唤吧,兄弟,人民,群众

你们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拉多万.卡拉季奇,就是目前正在海牙受审那个货。我想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你们是否注意到了诗中描述的极端放纵时刻?“我的信仰百无禁忌”,“这位神明不会禁止任何行为”为了证明这正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我要引用一段塞族专栏作家Aleksandar Tijanic对于米洛舍维奇的激进民族主义政权掌权时期的描述:

“米洛舍维奇非常适合塞族人。在他的统治时期,塞族人废弃了工作时间,人们什么都不干。他允许黑市与走私繁荣。你可以在国家电视台上侮辱布莱尔、克林顿或者任何其他权贵。”我插一句,最后这一条丝毫不错,因为我曾亲眼得见。当年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的时候,我看过一场塞族谈话节目,嘉宾背后是一张大海报,画的是莫妮卡.莱温斯基与克林顿正在干事。海报上的标语写道:“可怜的比尔,莫妮卡是不是把你的脑子也嘬出来了?”这可是国家电视台的播出内容。好了接着说:“更有甚者,米洛舍维奇给了我们携带武器的自由。他给了我们用武器解决所有问题的自由。他给了我们公然驾驶赃车的自由。米洛舍维奇将塞族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节日,让我们全都感到自己就像毕业旅行路上的中学生那样兴奋。换句话说,不管你做什么都不会遭到惩罚。”这才是原教旨主义的真正吸引力所在。

体现这一点的最佳比喻是一部优秀的好莱坞左翼电影,1988年约翰.卡朋特拍摄的《极度空间》。这部电影很值得深入分析,它的思想绝不像情节乍看上去那样粗陋。主人公约翰.那达(nada)——nada这个名字就站在了无产阶级立场上,因为nada就是西班牙语当中“一无所有”的意思——诗歌流浪汉,在一家废弃教堂得到了一盒神奇的太阳镜,带上之后他才发现这是意识形态批判专用太阳镜——我看台下观众还真有带着太阳镜的,千万别看我。你要是光用肉眼看我,还能看见一个伪左派;你要是戴上太阳镜再看我,那我就是拿了当权派的钱来误导你们远离严肃讨论的狗腿子(笑声),我就不问你究竟看见啥了。总之,戴上太阳镜就能看到宣传背后的真正意识形态信息。比方说广场海报上写着“来夏威夷旅游,享受美好假期”,可是你戴上眼镜之后再看,信息就变成了“婚姻、享受、繁殖、不要思考。”这个设定看上去很幼稚,其实也确实很幼稚。我们用不着整天疑神疑鬼地担心外星人会接管我们。我们投过太阳镜看到的信息早已被整合进了明面信息的存在形式当中。但是影片设定千真万确地搞对了一件事——我们的预期与影片设定完全相反。换句话说,我们一般都认为,生活在谎言当中的人们天然戴着虚假意识形态的神秘化有色眼镜,例如新时代思潮的“忠于自我”主张。我们必须摘掉有色眼镜,才能用自己的双眼看到真相。但是这部电影却着重指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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