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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这是中国青年学子向近代以来数典忘祖的中国知识分子劈出的第一剑 -- 履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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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中学生砸教授的场子,一个推翻历史逆流的觉醒壮举。

1966年,毛主席就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次年6月,毛主席更有精辟揭露: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学生与教授是两个绝对隔阂的阶级,不论庐江中学的这个孩子有没有意识到,他都已经完成了一件伟事:众目睽睽之下勇敢地扒下了一个封建、愚昧且带有一定文化买办性质的反动阶级的皇帝新衣。

一个离开了PPT就不会演讲、讲座生涯纯靠坑蒙混骗捞取出场费(据说两万/场)、满腹下流龌龊的媚洋“教授”的场子,砸得砸不得?

这个问题就像是一个经典的比喻:“老虎屁股摸不得”。

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曾公开发难:

我们有些同志,不允许群众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呀!凡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四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说: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就像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

合肥庐江中学的这个学生抢过话筒的动作,已经通过舆论传播给全国所有站在讲台上的人以警告:90/00后乃至05后已经悄然崛起了,不论你们这帮价值观塑成于80年代的“河殇派”——陈宏友正是1985年前后上的大学,人生观铸于其时——不管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就摆在面前。

这部分老派文化买办、反动学术权威们,要么自己自我进阶、完成提升,要么就坐等被拍死在“孩子们”的洪流中。

不要小看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照射出的光芒可荡涤一切陈腐黑暗、刮尽高台之上败落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1957年3月,面对全国教育与宣传工作的新形势,毛主席对许多从旧社会走来的“教师爷”发出了苦口婆心的阶级动员: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八年后那个火红的盛夏,《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中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的目标。

就在那半年前,毛主席曾感慨: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平均每十二天接见一次,毛主席就像初升的太阳一般,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着保卫新中国政权、保卫亿万工农阶级利益的红卫兵。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次接见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千余万人有幸与毛主席一同捍卫着共和国的青春。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

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

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这段回荡在历史中的重音,仿佛辉映着今天这位未及弱冠的孩子,“如果有人胆敢搞修正主义,孩子们‘造反有理’!”

至于某些跪地不起的反动殖壬想用一些老生常谈的陈旧说辞批判这位勇敢的学生(比如通过“采访”进行洗地的澎湃新闻),这里就摘取一段列宁1919年的演讲甩给他们吧:

内容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

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更是一个学习“知识应当如何使用、为谁使用、为谁掌握”的政治大讲堂。

如果仅仅以学习知识为最高目标,那么不但难以摆脱“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周期率,更无法践行毛主席“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现实判断。

就像《人民日报》1966年8月2日著名社论《全面贯彻毛主席伟大教育思想的典范》中的教导号召:

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从去年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毒教材”揭发清算大潮,到如今破天荒的中学生大砸教授场子,教育领域过去二三十年在“去革命化”、“与国际接鬼”的历史巨浪裹挟下所沉积的种种时代弊病,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

教育系统的深府高台、讲坛之上的为人师者、教材教具的政治方向,这三个核心要素内藏的一众污秽沉垢,多年来已孵化培育了不止两代的数量庞大的逆向民族主义精英。经年累月以来,他们深入、把控、拥持着国家各行业部门的权重宦位,其根子都是在于教育紊乱。

为什么会对这位陈宏友“教授”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和皈依者狂热心态的“交配论”这么敏感,因为这是有历史缘由的,我都快怀疑这位“专家教授”(“砖家叫兽”)是不是已经被策反了。

就以一百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连为例。

早在日俄战争还未结束时,日本人就在大连建立了“满洲军政管理委员会”,并从日本国内派遣教育工作、政治文书工作的相关人员封为“入华军政委员”,其目的就是“抚慰满洲民心”。

1906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颁布了《关东州小学校规则》,并开办了第一所招收日本儿童的大连学校——大连寻常小学,开始了让日本后代渗入大连的步伐。

1914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关东都督府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出版的课本中有关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中国古代民族英雄抗御外侮内容的课文全部删掉,尤其是戚继光的名字成为绝对禁词。

至1937年前后,日本人对大连的奴化教育达到顶峰,「关东局官房」这个专门为大连奴化教育而设立、类似于教育局性质的文化殖民机构就由于事务繁多而建立。

1942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书房教育促进会”,进一步加强日本语的推进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强调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伪满洲国)是独立主权国家,是日本的仆从国,并伪造历史声称满洲、朝鲜半岛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44年,大连的公学校全部使用日本在华教务部教科书编辑部制作的教材,以便在东北、在大连推行战时体制,动员大连市民“随时为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慷慨赴死”。

明白了这些,才会更加钦佩、欣慰、感动于庐江中学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学生其勇毅。

或许这个孩子自己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举动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也许只是一瞬间的怒火中烧、情绪上头——但这已足矣,已足够彰显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胆识

至于剩下的工作,应当在这一代孩子们完全走上政治舞台之前,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

我们必须去宣传、去播散、去赞美、去剖析、去论战,我们责无旁贷。

列宁曾说:

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在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继续前进吧,八九点钟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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