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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二) -- 区块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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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里面有几个点我说一下,大家怎么看?

第一,毛主席是天生神力,可能不可算天生领袖,或者说适合做领袖。但是因为种种阻碍,他一开始没有当成,这很可惜。说到底就是,如果毛主席早确立领袖地位,中共革命就会早成功10年甚至更多。

只不过,之前可能更像是中国历史农民军起义模式,而1949年则是中共历史革命形式,各有利弊。

第二,至少从题主的说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周总理的行为轨迹,感觉是被安排的状态很大(这不是题主让大家感觉到,而是现实却是让人疑惑),毛主席则是完全的自我成长。

第三,我们还可以看到,蔡和森尽管很优秀,但是和周总理似乎不是一个体系,不像在一个频道上,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除了1925年五卅运动,回来后的行为轨迹和周总理重复不多,似乎属于共产党类似陈独秀李大钊的早期份子。

周总理一开始并不明显,反倒是和国民党纠缠很多。我的疑惑是,廖仲恺先生凭什么一开始就接受了周总理呢,这个似乎不好想象。(不,我并不怀疑他不是中共党员)

一见钟情吗?

第四,周总确实重视军事,但是他的重视模式,和毛主席一开始就不同。

周总理的培养过程到底是如何的呢?依靠个人能力吗?但是总感觉不像,比如他和蔡和森的区别。而且我们从历史上看他又不是那么能够自我创立什么(或者思想,或者根据地,或者模式)的人。

所以我判断,苏联参加了对总理的培训,我十几年前曾在一个帖子里看到有人说周总理秘密进入了苏联特工系统培训(这给我印象极深,当然,让我感到十分震撼),时间是差不多一年,他的身份地位时间很自由,所以,外界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宣传,因为这带有不好听的色彩。

但是从他的表现来看,确实很神秘,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回国后的空降,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自身能力。

从多个早期党史来看,自从黄埔军校后,苏联对总理还是很认可的,他和鲍罗廷走的也很近。

当然,去苏联我没有证据和充分的材料。

周总理的教育委员会,你确实应该多介绍一下。

张申府的成长过程也令人感到奇怪,给人感觉他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却在周总理的行为轨迹中承担了特殊的作用,题主说的确实是事实,毛主席也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者。难道就是为了推动总理的吗?也是有意思。

在接受黄埔军校的过程中,周总理一定和确实有借势的操作,这个难度不算大。

我个人确实感觉在安排周总理的过程中,确实有国民党力量参与了行动和支持,这点也是能感觉到的,只是历史没有强调。

这点有点像国民党强力推动郭沫若回国抗日,这个也是很离奇的。虽然说共产党没有参加营救活动,接受了国民党的的好意,但是,郭沫若确实够意思,回国就向我党汇报,然后逐步以中立人士的身份参与了抗战宣传,好吧,左翼身份。

但是操作郭沫若回国,有惊无险,确实显得很惊心动魄,操作很精密。

陈独秀就是个典型的文人,要搞沙龙政治,他没那个思想和能力,搞点军事部门,我猜想总理是想当军阀(共产主义),类似八一南昌起义的设置,这个苏联是参与了指导了的。

可以说,中共革命早期是三股力量,周总理秘密结社,陈独秀沙龙政治,蔡和森共产主义小组,逐渐结合的过程。

总理大概经历了一到两年的早期苏联的培训,所以他的经验和能力还不那么厉害,因为时间确实不是那么系统,毕竟还有外在的身份和行为需要解决。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国内表现的像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但是能力其实不够。给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上海三次起义南昌广州起义复制十月革命实在是一言难尽。他的操作比较虚,不像毛主席踏实实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蔡和森孙子回忆:

生活在“痛不堪痛、忍不堪忍”的乱世之中,面对山河破碎、国弱民穷的旧中国,年轻的蔡和森立志彻底改造社会、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他曾立志:“猎取功名,升官发财,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读书为的是‘改造社会’。”

在学生时代,蔡和森就已经凸显出了作为思想家的潜质。“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蔡和森和毛泽东既是志同道合的学友,又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在他们周围,团结和凝聚着一批有志于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他们相互激励,热情探索革命真理。经过充分酝酿,1918年4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会,后创办《湘江评论》。1919年5月4日,蔡和森参加五四运动,提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留法期间,蔡和森被大家誉为“小马克思”。“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谁也没有他(蔡和森)那么坚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谁也没有他那样深刻”。

蔡和森在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将一批先进分子引向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三次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成为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据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维汉回忆,说自己正是有机会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以及同蔡和森作了多次长谈,才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

蔡和森坚信,要救国救民,就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党。他留法期间,与向警予、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多次致信毛泽东,还致函陈独秀。在这些信函中,他第一次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复信,称赞他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真理在思辨中越辩越明。蔡和森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异议和分歧。例如在留法勤工俭学时,蔡和森领导的蒙达尼派与赵世炎、利瓦伊汉等领导的不同组织派别,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但是经过交流和争论后,他们消除了分歧,形成共识。

留法期间,蔡和森还批评过周恩来,“一个革命者的目光应该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痛苦”。

周恩来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说:“我认为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谊。”

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蔡和森与一些人的争论就更多了。我们党就是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走过来的,并且不断地完善、成熟和发展。

1921年12月,刚回国不久的蔡和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在中央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他创办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被誉为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四万万同胞思想上的“向导”。蔡和森也此被誉为“《向导》的灵魂”。

李立三、蔡和森、刘少奇参与、领导了1925年五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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