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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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六) -- 区块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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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六)

河友@真离兄询问张国焘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信息出自哪里?很多资料都可以查询到的,我参阅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

另外河友@青青的蓝询问我文中的史料来源,为了写这个系列,我手里的资料不少,所述内容基本是准确无误的。我自己做判断的地方,我会给出明确说明的,这样就不会误导大家的。例如,后续,我可能会谈及草地斗争时叶帅的电报,我的结论是,这份电报并不存在,应该是出自叶帅之手,凡事这样的地方,我会给出明确的说明。

按照原来的分享计划,这一次要说说究竟是谁安排周鲁到井冈山上去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以及刘安恭为什么要再次给毛主席小鞋穿。我临时改变了主意,想先写教育委员会,如此,回头再谈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许会更容易理解了。

要写教育委员会,我们不妨先谈谈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严厉地处罚对推动南昌起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谭平山。

应该说,《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唯一正确的裁决,就是把谭平山干脆和及时地开除出党。

我们先把决议案对谭平山处理转帖过来:

一、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份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争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应该说,这段文字基本把谭平山的问题说清楚了,没有捏造和失实之处。

关于谭平山为什么被开除党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理由,基本上是众口一词的,那就是他在南昌起义的前敌会议上,居然要枪毙提醒大家应慎重对待起义的张国焘。在【】中,我们提到过,谭平山并不是彼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他要枪毙临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张国焘,他的霸道可见一斑,甚至有黑道的味道。但是,让他被开除出党的真正原因,却是他在私下里组织第三党。

1944年,提及谭平山被开除出党这段往事的时候,总理还认为对谭平山的处理过重了,总理显然是在活稀泥的。应该说,谭平山在南昌起义前后,就组织第三党的活动,应该是没有避讳总理的,总理毫无疑问是知情的,总理显然也没有明确反对他的所作所为。总理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显然已经超出了他和谭平山之间的私人友谊。

总理和谭平山之间有私人友谊?

我在【】中提到过,总理从法国回来后,并没有按照组织程序,到上海去向陈独秀报道,而是直接经香港去了广州。谭平山没有经过合理的组织程序,对总理,直接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之职相授。两个月以后,总理又转任广东区军事部长一职,没有谭平山的操作,总理的职务转换是不可能如此随意就能完成的。

《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提到的,谭平山在动员贺老总参加南昌起义时,存在很大的瑕疵。叶挺本来就不赞同在南昌发动起义,如果没有贺老总的20军的参加,南昌起义基本上就黄了。由此看来,南昌起义真正的操盘者,其实是谭平山。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说第三党的问题了。

谭平山等人组织的新党为什么叫做第三党?为什么不叫第四党或第五党?有第一党和第二党吗?

从公开的史料来看,成立第三党的想法始于1927年的5月。

1927年的5月,邓演达认为汪精卫背叛革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先后与宋庆龄和谭平山等交换了意见,提出:

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纲领,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1927年的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和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联名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国内,谭平山、章伯钧和张曙时等响应《宣言》,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始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

邓演达为什么会出现在莫斯科?

鲍罗廷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之后,和罗明纳兹完成了交接,他就开始启程返回莫斯科,和鲍罗廷同行的,有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等,最后加入到这个旅行团队的,是一个意外的搭车人,邓演达。

有意外吗?根本不存在意外,大家之前在庐山就约定好的。

为了躲避蒋介石的通缉和追杀,为了让鲍罗廷能安全地返回莫斯科,庆龄先生、宋子文和冯玉祥等,都帮过不少忙。

1927年的8月5号,鲍罗廷回国的车队正式上路了。

8月22日,庆龄先生和陈友仁及后者的两个女儿,经另一条路线,也赶赴莫斯科了。

陈友仁的一家,分两批次赴苏,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这就是为什么邓演达、庆龄先生和陈友仁能于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共同宣言了。

大家一起齐赴莫斯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尽最大限度来保护被解职的鲍罗廷,只有证明国共合作还可以继续,那么,鲍罗廷要承担的责任就有可能减轻。

我在【】中提到了庆龄先生的莫斯科之行和南昌起义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结论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庆龄先生声称,她去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圆中山先生生前希望去莫斯科看看的这个夙愿。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委婉的借口而已。

庆龄先生是1927年的8月22日启程赴苏联,直到1928年的3月,在中共六大的召开之前,才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和在德国的邓演达碰头。由此看来,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先期抵达莫斯科的邓演达,已经和斯大林进行了一次长谈,邓演达向斯大林陈述了组织一个新国民党的愿望,一个要容纳共产党纲领的新国民党,一个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国民党,一个要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的新国民党。

斯大林对于邓演达的政治愿望,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甚至邀请年轻有为的邓演达来担任中共随后的领袖,邓演达居然把这个邀请拒绝了。他认为,理想中的中国革命,和苏联的关系,应该是同盟的而不是隶属的关系。

斯大林自然很纳闷:既然可以容纳共产党的纲领,既然要搞社会主义,既然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那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拒绝担任中共的领袖呢?的确,中国的革命,未必一定要服从苏联的领导,但是,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究是有一些经验的,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和中国的同志分享这些经验,确实不一定需要隶属关系。但是,既然邓演达需要苏联能继续提供资金和装备等的援助,为了保证苏联的援助,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先后背叛而打了水漂,那么,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就不可能被简化到只提供资金和装备等,其它方面任由邓演达等去放羊那么简单。

不少朋友搞过商业项目,大家见过融资的时候,要求投资方提供全部的资金,创业一方只提供创业团队,而投资方绝不能过问或干预项目的具体实施吗?邓演达对于斯大林的诉求,不就是这样幼稚吗?

邓演达真有这么幼稚吗?

邓演达当时是中国革命大潮中的佼佼者,是一个能够和总理、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比肩的后起之秀,他和斯大林的面谈,是罕见的机会,他怎么会提一些貌似无厘头的诉求呢?

可是,他的诉求,在斯大林看来就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重新来回顾这一往事的时候,大家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邓演达的诉求貌似不太容易获得莫斯科的理解。

事实上,邓演达展示的方案,较之1923年1月,中山先生和越飞共同发表的《孙文越飞共同宣言》,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孙文越飞共同宣言》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在中国没有推行共产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而邓演达的方案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土地革命,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让步。

但是,斯大林不是越飞背后的列宁,邓演达的让步,并不代表斯大林一定能心领神会。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进行的改造,最终的结果,不就是邓演达和庆龄先生所期待的那个“新中国”吗?

既是社会主义,又保证了耕者有其田,还给了底层民众以民主权利。当然,这个民主,并非是毛主席开创的、也被56个民族曾共同接受的人民当家作主。

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中华民国,和邓小平改革后的中国,有本质的区别吗?邓小平时代的某些共产党人,经过三个代表的精心包装后,和中山先生身边的那些大官僚和大地主及其代理人还有本质的区别吗?

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不就是军委系忙活了老半天,最终把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阉割成了邓演达和庆龄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不阴不阳的“社会主义”吗?

邓演达们当初的理想,和后来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造,确实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吗?

之所以需要一个这样的中国,是因为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

试想,当初的邓演达们,年纪轻轻的,一口咬定,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会觉得不荒唐吗?斯大林肯定会奇怪:关于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听听联共的建议?

事实上,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和邓演达们的“新社会主义”,其实,都是国际社会给他们指定的剧本。

甚至说,对马克思主义做出重大发展的,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深刻见解的列宁,也在为这件事操心。他要推动阶级立场相对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合作,来共同完成中国的革命呢。

彼时的中共虽然弱小,可以慢慢地发展。联共最开始,不也是一个一个的共产主义小组啊?为什么联共可以独立的领导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了中国,中共反而必须要依附国民党才能参加中国的革命?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重要,还是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更重要?列宁对此,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拯救未来的美国。

1907年,国际社会开始设计一种新的金融制度,要以胡萝卜加大棒为武器,来降伏和管理桀骜不驯的西方列强们。这种新型金融制度的操盘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美联储。

但是,美元的发行有一个天然的漏洞,必须以发行国债作为抵押的。要想让投资者有兴趣购买国债,那么,国债就必须支付利息的,而国债利息的支付又和美国的税收进行了关联,也就是要用美国的税收来支付美债的利息。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猎取财富,就需要不断地发行美债,要发行美债,就需要美国的税收来支付利息。如此,终究有一天,会导致美国的税收无法支付美债的利益的。

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政府每年都在为提高美债的上限而吵闹不休。美国利用新冠疫情所知道的混乱,成功地实现了一个超级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导致了美国虚弱的经济,突然被放大了40%到60%,经济总量被放大了,就意味着税收增加了,国债的危机就被人为地缓解了一下。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美联储或者西方央行的官员,会经常表达同一个观点:他们需要一个2%的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过高,就不断加息。他们绝口不提:难道通货膨胀是必须的吗?更进一步讲,美国搞通货膨胀,新膨胀的经济总量,其本质是美元的回流。这些美元一旦沉淀下来,那么,就再也无法出来了。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的上位就提上了日程。但是,事情或许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美联储的创立者们,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很清楚美联储运作的金融机制,未来一定要遭遇上面所提的超级陷阱。美国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其执政党,最好不是共产党,或者说,也可以包括共产党,而且,这个国家还要和西方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这不就是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么?这不就是邓演达们所谓的“新社会主义”吗?

社会主义制度下,美债的危机将不存在。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一类企业叫做国企,国企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利润划归国有,如此,就可以完美地规避美债利息难以支付的问题。所以,从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开始,到邓演达们的“新社会主义”,以及最终邓式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由国际社会可以进行暗中操纵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曾经一阵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直是西方的附庸,如果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那么,这样的中国就注定了是西方的附庸。事实上,改革开放期间,在中国的内部,到处都潜伏着国际社会的超级代理人,到处都存在随时都可能因为私人利益而背叛国家利益的各类“王连举”。

关于如何实现人类的大同,毛主席亲自进行了示范,相关的做法,彻底折服了第三世界国家。当年,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以能北京见到毛主席为荣。毛主席可曾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可曾要求在北京和他们之间建立一种隶属关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金融上?可曾给他们留下过债务陷阱?可能搭送一些其它的附加条件?统统都没有。

问题是,国际社会(墨家)【忘了提一件事了,我把1840年之后的墨家,称之为国际社会】通过犹太群体,控制一笔存在了几千年的财富,依靠对这笔财富的操作,才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毛泽东给出的新方案,难以让国际社会的代理人们,心甘情愿地放弃手中的财富,也就是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因此,在毛主席离开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个大倒退,来削足适履地满足国际社会那落后加畸形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就必须在背后控制中国了,由此,渴望人民民主专政的回归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暗黑控制,就形成了天然的矛盾。

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有很大的权力,他应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事实上,除了改革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地雷需要他顶起来之外,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权力。要知道,中国现在是没有独立发行人民币的权力的,一个连货币发行的权力都没有的大国,她的元首,会真的有权力吗?他为什么曾经要兼任各类小组的组长?这不恰恰说明他事实上是没有权力吗?!

他执政十年后,在党的二十大上,才初步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小诉求,也就是在路线之争中,他第一次取得了一个小胜利。对于习近平而言,二十大,仅仅是他的遵义会议。

长期以来,一个普遍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获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事实上,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是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的参与权而已,仅此而已。而且,相关权力,还要经过军委系的层层把关。

习近平从上位至今,并没有什么权力的,一直如同小脚媳妇一样,忙着排雷和擦屁股的。

现在,少数无脑河友,开始把新冠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放到习近平的头上了,他们还没有彻底无脑,没有直接说是习近平制造了新冠病毒的。

新冠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和武汉的P4实验室有很大的关系。建立武汉P4实验室,是习近平的决策吗?这是他的前任留下的地雷。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知情的,这个人就是北京Sars爆发时的防疫总指挥,王岐山。这两个人应该参与了在武汉建立P4实验室的决策,他们还健在,是不是应该为此事出来走两步了?

所以,在二十大上,胡锦涛仅仅是被劝离出会场,就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直接收监都不为过的。而地雷,依然由习近平顶着,我感觉,习近平的政治担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眼前,一个更大的地雷就摆在我们的眼前: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按照国际社会的愿望,拥护中国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他们无法接受由中国来主导全球财富,无法接受由中国来领导全球的发展。

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国家,也不喜欢中国的这个新角色,每年,都有若干的第三世界的政要,在访问北京的同时,一定要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毛主席。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更喜欢毛式全球大同的模式,他们不愿意接受西方债务式的大同模式。

更麻烦的一点是,全球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其实是一堆封建权贵在把持国家的权力。一旦中国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就意味着全球的既得利益者们,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钱赚了,或者说,钱都不好赚了,那么,这个所谓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很可能会被广泛的抵制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可能引领这个世界的发展吗?

而且,西方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和中国进行的切割,当然了这个切割具有双重功效的,你可以说这是为了预防中国上位过程中,防止西方世界出现坍塌的隔离性措施,但是,这又何尝不是真实的切割呢?一旦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那么,为此而产生的所有问题,将彻底留给了习近平和我们的中国。

就在这几天,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台湾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没有退让的余地。

为什么崔天凯要这么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完成切割之后,能帮助西方国家和印度及东南亚(抑或其它的地区)形成新的产业链接的,最关键的就是台湾。

当然了中国目前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旦出现了最不利的局面,我们无非是重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如果是这样的话,仅能算是成功地自保;从整体而言,那将是一次重大的失败。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习近平的压力会有多么大!

历史上,蒋介石上位的复杂背景,和目前的复杂局面极为类似,是当时的犹太精英们精心设计和策划的。今天,渴望上位取代中国的东盟和印度,就如同当年的蒋介石。东盟和印度要想在全球大生产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权,也就是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必须由中国来主导,而不是由西方甩开中国而越俎代庖的。

很显然,现在更需要一种新的方案,像当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那样,既要在底层发动民众,还要不断迫使统治阶级向革命的阵营转化。更重要的一点,要给犹太精英群体留以出路,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彻底解放嗜钱如命的犹太精英群体,如此,这个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同。

中国现在只是在传统的产业领域,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而已。对于金融这样的高端领域,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而较为前沿的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还在跟跑的,即使是我们领衔的能源革命,也是在为西方的人工智能做嫁衣裳的。

我们必须有窥探西方漏洞的能力,如此,才能找出弯道超车的方案,而目前的中国,就是缺乏这样的方案。

有一些河友,见不得我们肯定和鼓励习近平,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更喜欢听到习近平就是一堆臭大粪一类的言论。这些人的浅薄,和海外反共群体有区别吗?后者对于反共的说法,真的还是假的并不重要,只要是反共就行。由此看来,这两个群体真的应该去装壶酒,来倾诉一下彼此之间的相见恨晚。

一百年前的邓演达们,可曾预测到今天的复杂局面?他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预见性呢!?他们只是一群照着国际社会剧本来照本宣科的高级群众演员而已。

幼稚的邓演达们,要说服斯大林这个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难度可想而知了。

邓演达和斯大林两个人没有取得共识,随后,他启程去了德国,而庆龄先生则留下来,继续做斯大林的工作。

在没有摸清邓演达和庆龄先生莫斯科之行的真正意图之前,莫斯科表现的非常友好,为庆龄先生和陈友仁及其子女在苏联期间的所有费用买单,也不反对他们在苏联所进行的政治活动。

可是,随着不断掌握新的线索,莫斯科开始明白了邓演达、庆龄先生和陈友仁等人的政治意图。因为,他们的同盟者谭平山等人在国内是积极活动的,他们要组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响应这个号召的有陈独秀、于树德、冯菊波、郭瘦真、阮啸仙、张善铭、李求实和杨匏安等,这些人,可都是早期中共内部的资深人物。包括叶挺等,也是新组织的加盟者,甚至总理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也不是明确的。

到了这一步,莫斯科才明白了第三党的真实含义。

原来,所谓的第三党,并非指国民党的裂变。

第三党的这个名称,很容易让人理解成: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经过第一次裂变所组成的为第一党,汪精卫和假左派的第二次裂变所形成的为第二党,剩下的绝对拥护中山先生新三大政策的为第三党。

莫斯科现在明白了:这个第三党,原来是要取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新革命党,也就是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才是第一党和第二党。

顺便提一点,这个第三党,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

邓演达和庆龄先生等要组织一个新政党,斯大林能够理解,甚至可以给予帮助,可是,新的政党,为什一定么要以拆中共的台为前提?这两者之间貌似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谭平山在国内的活动甚至影响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里有一些学员收到关于第三党的材料。1928年的5月,中共从国内给共产国际发来秘密报告:第三党的组织者邓演达、宋庆龄、谭平山、陈友仁、唐生智、黄琪翔等已经决定用中华革命党为名组党,他们甚至已经讨论正式的军事计划了。

在一系列的情报面前,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为第三党定了性:谭平山等组建的农工党,“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它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随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把这一段写入正式决议。再后,斯大林的观点载入了中共六大的决议中,称“第三党”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事实上,邓演达、庆龄先生和陈友仁的莫斯科之行,是来试探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否和列宁时代的态度相一致。为了试探庆龄先生,米夫建议由她“牵头提出在中国建立反帝大同盟分部的计划,同时保证这个广泛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合法掩护”。庆龄先生拒绝了这个提议,这也意味着她的莫斯科之行彻底失败了。

导致庆龄先生莫斯科之行失败的根本原因,她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组织第三党,一定要以同时终结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前提。

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心里也会存在这样的疑问。

显然,莫斯科并不知道,中共的诞生其实是超级复杂的。庆龄先生知道中共是如何孵化的吗?她心里是很清楚的。

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中国的精英集群,按照国际社会的意图所设计并孵化的。

上面提到的一大串名单,也就是谭平山动员加入第三党的,这些人,当初加入中共,都是被有意或无意地安排进中共内部的。那么,要组织第三党了,他们自然被动员脱离共产党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史,那都是删减版和整容版的,其目的,就是掩盖隐藏在背后的国际社会。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的内容,这是因为,曾经的历史是足够复杂的,现在的局面,同样是复杂的。要想为中国的未来探索到更好的前途,我们就必须了解历史。

在孵化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居然是:

蔡,元,培!

出乎大家的意料,确也在情理之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所召开的分共和剿共的会议,蔡元培为什么一定要列席?原因很简单,他是中国共产党孵化的具体执行者。而当时的蒋介石,不过是这些大佬背后的一个小打手而已。这些大佬的背后呢,毫无疑问,是来自西方的势力。

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居然也是共济会组织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的共济会身份是公开的。另外一个人,他的共济会身份也是公开的,这个人就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李石曾,在维基百科中查阅李石曾这个词条,我们可以找到如下的信息:

1906年,(李石曾)毕业后返回巴黎,进入巴斯德研究院及巴黎大学理学院研究生物进化哲学等学科,并且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大豆的功用,以法文发表《大豆》专书,他是中国人最早在法国发表学术论文者。他时常参加巴黎本地的沙龙,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如无政府主义者雷克吕斯,也因此加入了共济会。

有人可能反应比较快:李石曾加入过共济会,这并不意味着赴法勤工俭学一定和共济会有关。

我们下一期将具体介绍蔡元培先生在孵化中共时的若干事迹,以及共济会是如何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

已经发表的文章的列表:

1、《“中国革命”群落开张了,感谢铁手,感谢热心的河友们》

2、《大同的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 》

3、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和()。

通宝推:唐斩非,青青的蓝,心的方向,小黄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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