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七） -- 区块碳链

共产主义的早期意识形态，确实包含许多前卫、激进、理想化的内容，这些理念在当时相对传统的社会中传播，加之很多人理解的片面性，很容易产生一些偏激的认识与曲解，如果叠加上有意的宣传，甚至出现误解与谣言，也很容易。

你说的“马主义废财产废婚姻”，换成更直白的说法，其实就是“共产共妻”，也叫“共产公妻”。

很多人以为“共产公妻”之说是国民党用以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说法。 其实此说法的出现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1913年12月，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的训词中说： “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 ” 那时，“共产共妻”被视为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主张。张申府在1928年讲过“自从 俄国革命以来，继之以中国革命，而世人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 ”而到了大革命失败后，这个说词才成了中共的专有污名，而且流毒甚远，一直到建国后。

究其来源，从清末到民初，“共产共妻”的帽子曾被扣在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头上。政治人物、舆论领袖对这一污名的随意使用造成了人们将“共产公妻”与新兴政党和新派人物挂钩的思维定式。而部分新思维人士也以秉持此种思维作为反叛的标志，也助推了这种印象。当然其间也收到了刚刚成立的苏联的影响。当时的苏联，主张女性性自由的“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

而当年很多中共早期人士包括留苏学生，很容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共产党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革命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自由。翻看当年那些人的回忆录，不难感受到这点。

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

刘仁静回忆1927年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

陆立之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这种杯水主义的思潮也是一同带来的。感兴趣的翻看中共早期人物的感情史，就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李一纯，是杨开慧的好友，杨开慧有一诗云：“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1918年嫁给了杨开智，1921年杨开智考取了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大前身），便偕同妻儿一块到京居住。1922年湖南老乡李立三到京暂住杨开智家，不久回湖南，李一纯也因不太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环境，也要回湖南老家，杨开智便决定让她随李立三一同上路，以互相照应。而在一同回湖南的路上，李一纯同李立三的感情迅速升温，回到湖南后不久就向杨开智提出了离婚。李一纯同李立三是在1923年1月结婚的。同时李一纯还将妹妹李崇德嫁给了前夫杨开智。1925年10月，李立三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李一纯随行，同去苏联的还有蔡和森夫妻。结果是在和蔡和森的频繁接触中，李再次离婚，嫁给了蔡和森。同时又把妹妹李崇善嫁给了李立三。李立三同李崇善于1926年结为伉俪。同年，李一纯同蔡和森在莫斯科举行了婚礼。蔡牺牲后，李到延安还有了第四次婚姻。

再有曾志，也是有多次婚姻，在其回忆录里也明确写过

由此可见，那个时代敢于挑战传统婚姻观念无疑都是带有革命标签的，所以不管男女很多行事是很激进很先锋的，都不会受到太多指责。

而到了常凯森那里，给共产党扣上个专有罪名，那更是小菜一碟了。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导中，“共产”“公妻”是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