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一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 (作者:子衿) -- 副将

一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

近年，文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及人文精神，多有议论、争论，两位学者(“两位学者”是指李泽厚和刘再复，他们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告别革命》的书)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愫和救世情怀，甚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批判20世纪中国对革命方式而不是改良方式的历史选择，并以其伤感的诗人情调悲叹：“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深刻与否，归根结底，决定于反思的本身是否根植于历史的沃土。

本文，以一位年逾古稀老人亲身经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疯狂与幼稚”，向当代人，更向当代学者展示中国革命史上与人文精神密切关联，割弃不断的一处“告别革命”论难以诠释的历史剖面。

老人叫罗珠成，半个世纪前，在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给一位军官当勤务兵。1948年10月，曾泽生将军率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反蒋起义不久，罗珠成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由此，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灵魂大革命。

“刚起义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跟电影《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奴才一样一样的。”在国民党军当过近4年勤务兵的罗珠成，对思想改造前夕的往事与旧，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那场荡涤灵魂重塑自我的“泪血大控诉”，记忆犹新。

在旧军队，罗珠成是“认主子”的奴才。

“认主子”的奴才，又何止罗珠成一人？

解放前，旧军队数百万士兵，旧中国几万万百姓，有几人，不是麻木无知的奴才

？有几人，不是祖祖辈辈的奴才？

一、佃户穷呀，不认主子没饭吃

罗珠成的家，在云南省石屏县宝秀乡大样营村。

解放前，他家是一户没有一分土地的佃农，完全靠租本村地主张某的田维持生活

。罗珠成的父亲是个种田能手，很能干，经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辞辛

劳地带着全家人去经营租来的田地。然而，由于地租太高，收获的稻子七成交租

，只有三成归自己，全家人一年苦干下来，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困

生活。

罗珠成兄妹7人，只要大一点的都得干活，割草、喂猪、放牛、挑水、打柴、带弟

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

7岁的时候，罗珠成就独自上山砍柴了。砍柴的路上，他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

，走到石板路上，石头被太阳晒烫脚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过，脱下草鞋

挂在担子上，继续挑柴赶路。

13岁那年，父亲托人将罗珠成送到本村一位姓张的大户人家当长工。

父亲盘算：“家里张嘴吃饭的人太多，你去了，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

母亲叮咛：“侍候大户人家要听话，要勤快，免得挨打。”

大户人家的主人当时在路顺县（今澜沧）当县长，同村一个姓王的在张县长下当

县保安队的大队长，姓王的每年替张县长赶两次马帮，将任内捞取的银圆、大烟

等驮回村，再将本村特产“臭豆腐”驮往滇缅边境出售。

罗珠成和同村几个外出“找生活”的人，就由姓王的带往路顺县，一路大山，走

了六七天，罗珠成年纪小，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咬着牙往山上爬。

到路顺的第二天，罗珠成就开始给张县长家干活，实际上是给张县长的三个孩子

当保姆。做饭、洗衣、倒便盆、收拾房间、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回

家，什么都干，根本闲不着。

张县长的三个孩子，老大14岁，是个女孩子，上6年级；老二11岁，是个男孩，上

3年级；老三也是男孩儿，才6岁。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烦的是老三

，又顽皮，又爱哭闹，为他的事，罗珠成没少挨骂。

一天吃午饭，老大边吃边看书，老三边吃边玩，时间一长，饭菜凉了，守在一旁

侍候他们的罗珠成便把饭菜端回厨房，热了以后再给他们端上桌。谁知，老三正

在玩手里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这一口烫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

张县长的太太闻声从另一房间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扯着罗珠成的耳朵，把他拽

到县政府的院坝里，往地上撒一把黄豆，再把罗珠成按在黄豆上跪着，饭也不让

吃，顶着北回归线上的似火骄阳，从烈日当头一直跪到夕阳西下。

小小年纪的罗珠成，眼泪“啪哒、啪哒”地从眼眶奔涌而出。落在地上的泪水，

几乎是瞬间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他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饶

，因为这是张县长的家规，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种非人的虐待。

在高悬着“爱民如子”匾牌的县太爷家，面对非人的虐待，罗珠成对自己的人身

权利茫然无知，他唯一的生存选择，或者是忍辱偷生留下来，或者是一逃了之回

家去。

忍受不了主人家虐待的罗珠成，后来，打听到为张县长做生意的马帮又要回家了

，于是，在马帮出发时，一人悄悄跟在后面。马帮一路走，一路敲着梆子，“梆

、梆、梆，梆、梆、梆……”13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大山里，怕也得走，死也不在

张县长家里干了！他不敢走快，怕追上马帮，让人家发现，再把自己送回张县长

家。也不敢走太慢，怕遇到野兽和强盗。就这样，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地跟着马帮

走了大半天，终于，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追上马帮。赶马帮的都是同村的

大叔、大哥，他们同情罗珠成的境遇，也无奈路程已远，难以送回，于是，把罗

珠成带回了家。

罗珠成一回到家，抱着母亲，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妈，我死也不去侍候

他们了。我想爸爸，我想妈妈，我想读书呀……”

泪满面颊的母亲告诉揽在怀里儿子：“这都是命。‘命里注定半碗米，走遍天下

不满升。’穷人要活命，只有忍了。”

父亲没有责打罗珠成不体谅父母的苦衷，只是一旁叹息：“唉，你这一年算是白

干了，工钱一文都拿不到。在张县长那里，不管怎么说，你总有碗饭吃嘛！”

小小的罗珠成怯生生地看了爸爸一眼，又说了一句“我想读书”，然后，放声大

哭。

父亲心软了，咬咬牙，将儿子送进本村的私塾小学。

因为家里太穷，书，罗珠成只读了3年。

二、当兵苦哇，认了主子才少遭罪

罗珠成16岁那年，刚满18岁的哥哥被派上了壮丁。哥哥是家里的壮劳力，哥哥下

面有6个年幼的弟妹，靠父亲一人根本养活不过来。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父亲带着

哥哥躲开了。

乡丁来到家里，没抓到哥哥，就把长了一身疥疮的罗珠成捆了起来，准备带到县

里去凑数。

母亲哀求：“孩子又矮又小，放了他吧！”

乡丁“哼”了一声，“小？小了可以长嘛！”

母亲继续乞求：“孩子有病，你看，身上的疥疮还在留脓。”

乡丁把罗珠成浑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还是不依：“疥疮？好治得很，用蒿子煮

水，洗几次就好了。”

“当壮丁遭罪啊！”老人记得，壮丁被集中到县城后，整日关在一座大庙里，人

都挤满了，晚上睡觉时，躺在地上挤得紧紧的，翻个身都翻不动。大庙的窗户是

封死的，只留一个很小的门洞，屋子中间放一只解大小便的马桶，屋里臭气熏天

，又不让你出来。大庙关不下，就把新来的壮丁绑在院子里的木桩上。

壮丁往部队押送的时候，多数是用绳子绑成一串一串的，吃饭、拉屎、撒尿，绳

子都不解开。遇到有生病的壮丁走不动路了，就打。要是反抗或逃跑，干脆就要

你的命。

到部队后更遭罪。吃饭，每顿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饱，里面还尽是沙子。睡觉，

没有被子，更没有褥子，地上垫一点稻草，当兵的就像一窝小猪羔挤在一起，靠

彼此的体温互相暖和着。

当兵的生活条件太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官贪污。军官贪污是公开半公

开的，没人敢过问，不公开敲诈士兵的钱财就不错了。

至于发饷，老人不但没印象，反而说起来就有气：“发饷？发个屁！饭都不让你

吃饱，里面还掺了沙子。在旧军队，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想买个红薯的钱

都没有。我不记得发过什么钱。不但没发钱，还倒拿走我从家里带来的3块银圆。

”

那是他刚分到连队的时候，班长一见面，眼睛就盯住了罗珠成的口袋，“你带了

多少钱？”

罗珠成被抓壮丁的时候，母亲把家里仅有的3块银圆全塞给了仿佛一去无归的儿子

。此时，银圆正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于是，罗珠成老老实实交代：“3元。”

“交出来，我替你保管。”顶头上司像怒目金刚。

见罗珠成疑惑不解，站在原地没动，班长恶狠狠地道出了由他“保管”的理由：

“不把这个钱收起来，你会开小差的。”

罗珠成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银圆。交出的3块银圆，被班长永远“保管”下去了，再

没还给罗珠成。

旧军队是一级压迫一级，没有靠山的，理所当然受欺负。

老人说，这都算不了啥，真正难以忍受的是挨打。

凡是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是人过

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队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子；正步，你的腿踢出去时力量

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

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抽几

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

，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

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胸部挺直，目视前方，成“骑马蹲裆”式，一

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经历。

“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老人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刺刀打手掌，打下来，手掌都要被打肿。

严重的，就拿扁担打屁股。轻的，要被打得几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罗珠成刚到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就见到一次打杀逃兵。

那一次，全团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被抓回的七八名逃兵押上来后，几位军汉将

他们按倒在地上，随后，团长宣布：全团每个士兵上来打3军棍！

刚上来的士兵不忍心打，有一位士兵是逃兵的同乡，下手轻了。被值星的军官发

现，“你狗日的不会打？老子来教你！”

当下，让人把逃兵的同乡按到地上，“啪、啪、啪”，就是狠狠的3军棍。

打完了，再将逃兵的同乡从地上拎起来，把军棍往他手里一塞，让他重打自己情

同手足的患难兄弟。

老人说，两三千人打七八人，每人打3军棍，每位逃兵都要挨几百军棍，打下来，

身上的肉都被打碎了，骨头也被打断了，像碎蜡烛一样。打完以后，逃兵好象被

埋了。不埋也活不成。

“国民党军队，好多当官的就是不把士兵当人看，杀个兵就跟杀个小鸡一样！”

老人怕晚辈不信，讲了他亲眼所见的另一次令人发指的杀人过程。

那是抗战末期，罗珠成在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当兵，该营驻防云南省

个旧市卡房镇时，一天，营里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

这一次没打。

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

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

全营官兵集合后，营长宣布：由逃兵所在步兵连每人用桌上的匕首从逃兵身上旋

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

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

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

老兵麻木的稍多，下手往往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

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再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

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

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

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

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一些的交差，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

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

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

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割光，白骨一块一块地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

，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

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

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

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罗珠成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

士兵，在国民党军队里遭的罪是难以想象的。然而，罗珠成却说，他的日子，要

比多数士兵好多了。

原来，罗珠成新兵训练结束分到部队后，他的父母打听到本村一户姓张的财主的

儿子在该团2营机炮连任连长，便登门求见了财主，请他们写信叫儿子把罗珠成要

到身边，以便就近有个关照。财主一口应承。

张连长接到父母大人的来信后，从本连选了一名年轻力壮的新兵，把罗珠成换来

，给自己当勤务兵。

罗珠成跟上了张连长，每天侍候主子打洗脸水、洗脚水，盛饭、洗碗，给竹烟筒

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与在班、排当兵比较，饭能吃得饱一点了，挨打

、挨骂也少多了。

在众多士兵的眼里，罗珠成获取了一个求之不得的美差。

三、是奴才，就逃不脱被宰割的命运

罗珠成当上了同村长官的勤务兵后，他很满足。

然而，罗珠成毕竟还是“奴才”。是“奴才”，就逃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第60军奉命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4月，又奉调

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1947年，部队移防吉林市。此时，张连长已升任少校卫生队长，罗珠成仍是他的

勤务兵。

一天，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的张队长，突然发现自己藏在箱子里的几两大烟土丢

了。他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亦步亦趋跟随自己，执鞭坠镫侍候自己的罗珠成，

于是，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偷的？”

罗珠成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嘴唇发白，像半截木头戳在那里，僵僵地站在张队

长面前好一阵子，才“哇”地一声哭了，“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

“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放在哪儿，不是你偷的怎么不见了？你个吃里爬外忘恩负

义的东西！”张队长气得揎拳捋袖，“啪、啪”两耳光扇了过去。

“在老百姓家里住着，我未必天天给你看着箱子？”罗珠成这样想，但绝对不敢

这样说。小当兵的，几时有过说话的自由？越辩，越挨打！

罗珠成捂着火辣辣的面颊，抽抽噎噎地回答：“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偷的。”

几两烟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产，张队长却把它看得比士兵的性命还重。见问不

出个什么名堂，张队长索性喊人把罗珠成拖下去，关了起来。

当天晚上，吉林九台籍的文书来到禁闭室，悄悄告诉罗珠成：“小罗，你快逃吧

，队长要枪毙你，就在今天晚上！”

罗珠成大吃一惊，面如死灰地怔住了，良久，才哆哆嗦嗦将信将疑地嘟囔了一句

：“不会吧？我和他是一个村的。”

文书急了：“什么一个村不一个村的，别信那一套了！人家是当官的，看重的是

钱。他要杀你是我亲耳听到的，就在今晚上半夜，地点是松花江大桥下。一般杀

人都要那里，杀死后，往江里一蹬，尸体就顺着江水冲走了。你快逃吧，再不逃

就没命了！当官的杀个人就跟杀个小鸡似的，你又不是没见过。”

当夜，罗珠成逃离了部队，躲进吉林市内的一户老百姓家里。这家主人是位40来

岁的中年人，一妻一妾，没有孩子，大老婆40岁左右，心地善良，十分同情罗珠

成境遇，有心收留他做干儿子。无家可归的罗珠成便在这家住了下来。

张队长有一位十分要好拜过把子的军校14期同学，叫王仕乾，与张队长在同一个

团当营长，他听说张队长要杀自己勤务兵，便找上门来：“听说你要把你那个勤

务兵杀了？”

“我的大烟土丢了！”张队长忿恨不已。

“是这个娃儿偷的吗？”王仕乾问。

“就算不是他偷的，他当勤务兵没看好也有责任。”张队长依然不饶他的小同乡

。

“唉！”王仕乾沉下脸了，“你这个咋要得，他不是别人，好赖，你俩也是一个

村子的，你就下得了手？日后还乡之日，他父母问起你，你咋说？乡亲们咋看？

”

张队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见张队长无语，王仕乾索性以大哥身份替老弟做了主：“杀他干啥？听我的，别

杀他了！”

张队长这才点了点头：“好！我听大哥的，不杀他了。可是他已经跑了，我也不

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仕乾和张队长的谈话，被有意候在外屋的文书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书

抽出身，设法找到罗珠成，将“大赦”全过程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罗珠成，并劝道

：“队长的气已经消了，不杀你了，快回去吧！”

罗珠成回部队后，张队长没再提丢大烟土和要杀他的事。见长官没记“仇”，罗

珠成颇有一番感动：到底是一个村的，我要是落在别的长官手里，哪还会有今天

？

为报答这不杀之“恩”，罗珠成侍候张队长更勤快了。

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罗珠成从来没想过。他想的，只是走到哪里都要跟好这位

同村长官，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忘记张队长的不杀之“恩”。

直到起义，他仍死死地抱住这个信条。

张队长出身于地主兼官僚的家庭，父亲、哥哥都在外做官，路顺县的张县长是他

的叔叔，所以，当曾泽生将军率部举起了反蒋义旗后，张队长不干了。部队撤到

九台县桦皮厂时，他找到师长陇耀，要求辞官挂甲还乡，得到了批准。

获准还乡的张队长回到部队驻地，正打点行装准备离队返乡，罗珠成畏首畏尾地

凑了上来，吞吞吐吐地央求：“队长，带我一块回家吧，路上我好侍候你。”

张队长愣了一下，感慨地拍了拍罗珠成的肩头：“唉！到了这种时候，难得你还

愿意跟着我。好，我这就去找师长，他若同意，你回家的路费我掏！”

罗珠成的要求被拒绝了，陇耀师长的态度很明确：军官不干的可以走，士兵，一

个也不准放！

张队长带着忧郁、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部队。在与这位朝夕相处将近4年之久的本村

小同乡分手时，他似乎动了点感情：“小罗，以后，你只能自己关照自己了。将

来不管跟谁干，都要听话，勤快点，灵活点。不然，你要吃亏。”

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对自己有不杀之“恩”的主子后，又过了一两个月，罗珠成被

送进设在齐齐哈尔的东北军政大学学习。

四、改造之前愚昧嘛，确实不懂阶级压迫

国民党第60军反蒋起义时，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初期，尽管中国人民

解放军急需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北、中原战场，然而，统帅部却把这支数万人的

武装力量留在后方，以政治整训的形式改造官兵们的思想。

道理很简单，在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

，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亿万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国民党军没有，也培养不出来这样的战士。“将贵智，兵贵愚”，是数千年来赤

县神州滚滚烽火中通行的治军带兵古训，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的国民党军，只能

培养出人格扭曲，奴性十足，权利意识荡然无存的战争机器。

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部队进入吉林九台进行政治整训，并于1949年1月2日被中

央军委授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部队正式整训开始之前，三分之二左右

的军官被分批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同去的还有一部分军士和侍候官佐们的勤

务兵，此外，还有一部分随军家眷。

进入东北军政大学的起义官兵共2490人，为第11期学员，编为第5团，下设3个营

和1个女生大队。第1营编4个连，第1连为将校官连，第2、第3、第4连的学员主要

是中尉和上尉军官。第2营和第3营的学员是少尉、准尉军官，以及军士和士兵。

女生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和一个拖儿带女的“母亲班”，200人左右，全部是随军女

眷。三个师的官兵一律混编。

罗珠成入校后，被编到第5团2营6连。

东北军政大学对起义官兵的编组，一方面是为了因人施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从组织上割断他们之间在部队结成的封建关系。

这种封建关系在进东北军政大学之初，依然相当紧密。

组织起义官兵学习，是为被压迫者恢复做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也为压迫者洗

涤私欲恶性膨胀的灵魂，还为所有起义的学员唤醒麻木的人权意识。

然而，面对祖祖辈辈想都没敢想的人身解放和灵魂解放，多数士兵不但茫然无知

，甚至对共产党有戒备心理和多多少少的敌对情绪。

军官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有政治立场上的对立，对供给制的生活待遇也不满意，

个别军官甚至反感不允许嫖赌的纪律，牢骚更多：“他妈的，这不是让我们给共

产党守活寡吗？”

住在东大营的士兵，没事就往北大营跑，去军官队探望长官，结识同乡，并主动

为军官干点洗洗衣服、跑跑腿的差事。军官对士兵也比往日和气多了，官兵关系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蜜月期”。用罗珠成的话说，“彼此之间热乎得很呦！

”

此时的官兵关系，虽热，但并非基于血肉相连的平等关系。士兵们企盼的，不是

解下脖子上的锁链，而是放长锁链，在锁链之下，多得到点主子赏赐的权利。而

“认主子”，正是从苦力奴才向贴身奴才晋升的通道。

在人权意识荒蛮的旧中国，这是不少中国人，是不少祖祖辈辈的中国人认同了的

群体行为方式。

中国人的这种奴性，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不曾触及，辛亥革命的枪声炮响未有震

憾，“五·四”运动一代精英的泪血呐喊也没能唤醒，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革命中动摇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重视灵魂觉醒方面，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任何革命

，都无法比拟。

起义官兵的“蜜月”关系，在东北军政大学的学习正式开始后，很快昙花一现，

成了过眼烟云。

士兵队的教育内容，先是新旧社会、新旧军队的对比。刚开始时，没几个人听得

进去，没几个人想得通。

一位出身于佃户家庭，曾经受过地主高额地租剥削的士兵，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就

不理解：“要不是在财主家找到活儿干，我一家人早就饿死了。”

有一位勤务兵，一年多前，部队由吉林南部撤往吉林市的时候，曾经丢失了团长

驮马，被团长当众用指挥刀的刀背狠狠地砍了一通。可是，他却为团长侵犯他人

身权利的暴行如此辩护：“团长是打了我，但那是因为我做错事了嘛。团长对我

很信任，他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时弄的金条一直让我保管，行军打仗的时候，装

在一个望远镜的盒子里，由我背着，每一次，肩膀都要勒出血印子！团长如此提

携我，而我却辜负了团长的期望，是该打嘛！老子还打儿子呢！”

还有一位勤务兵，平日侍侯长官衣食住行，端屎倒尿，却还要挨长官的打，并被

罚过跪。罚跪的时候，长官竟然旁若无人地搂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当着跪在床

前勤务兵的面，睡在床上。可是，这位勤务兵却置共产党的平等教育不顾，经常

主动地去军官队，侍侯往日虐待过他的主子。

罗珠成对自己所受的苦，一样持麻木态度：“张县长老婆罚我在太阳底下跪黄豆

是过分了，但咱们吃人家的饭啦！张队长虽然动过杀我的念头，但后来人家开恩

了嘛。要不是靠上他，说不定自己早就死在战场了！”

随着教育的一步步深入，士兵们那一个根根麻木了的神经开始苏醒。

在指导员穆益轩的启发下，罗珠成从张县长三少爷白花花的饭碗里，看到了自己

被富豪权贵吞食的汗珠；从张队长黑洞洞的枪口下，窥见了自己被吞噬的人身权

利。

罗珠成说：穆指导员讲的道理，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味，可当时听起来却是闻所

未闻的新奇道理，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想听。听了之后，真有一种耳目一新大梦

初醒的感受。

是啊！穷人也是人，凭什么忍饥挨饿，备受盘剥？士兵也是人，凭什么挨打受骂

，任人宰割？

对呀！共产党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这有多好！

看吧！人家解放军的官，不论大小，平易近人，对士兵和和气气。指导员是抗战

初期的老干部，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有多亲！

不比不知道，一比气得跳：旧军队那些当官的，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

起义官兵的关系，随即冷却下来。

那些一向勤快听话的勤务兵，一个个再也不愿往北大营跑了，再也不愿去侍候从

前俯首贴耳听命之的长官了。

五、控诉运动不得了哇，真想把往日的“主子”往死里打

推动起义官兵之间的关系进入了“速冻”状态的，是“泪血大控诉”。控诉运动

开始后，起义学员中已经冷漠下来的官兵关系，急速演变成剧烈的对抗、冲突。

东北军政大学起义学员的控诉运动，与九台起义部队的控诉运动有一个很大的不

同之处，在九台，军政委徐文烈部署全军教育时，明确规定：“不准在官兵之间

搞面对面的斗争，个别矛盾一时不易解决的，把干部调离原单位，实行回避政策

。”

东北军政大学则不同，控诉运动一开始，就选取了十来个典型，作为第5团2490名

起义学员批判斗争的对象。

东北军政大学的教育与起义部队的教育，同受东北军区政治部的统一领导，这似

乎是个谜。

对此，有位当年的学员这样解释：东北军政大学的学员以军官为主，用一般的办

法，很难把群众发动起来，很难把那些反动的思想和情绪压下去。

这话，不管是否猜中了组织者的意图，但从实际效果看来，这种面对面的斗争，

确实发挥了事半功倍扭转乾坤的神力。

第5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团

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

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

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太清楚了，严格地说，

是记不过来了。

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

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扑向主席台的复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

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

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

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

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

“打死他们！”

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

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

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

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要是张队长在台上，我也

要冲过去揍他！他凭什么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要杀我？”

第4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

第1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学校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受批判斗争的那十

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各

连指导员、各营教导员和5团政委，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

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

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

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

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全有全无律”，对改造起义部队的教育方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正面教育固然

能缓和矛盾冲突，但由于刺激强度不够，很难在转变立场上达到期望的教育效果

。“泪血大控诉”的方式则不同，它刺激起来的感情波澜，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实

现阶级意识和人权意识的大觉醒，并长久保持着难以消磨下去的强度。

东北军政大学第5团的控诉大会结束之后，学员们的余怒久久难消。

每当士兵学员连队和军官学员连队，或尉官学员连队和将校官学员连队在校园相

遇时，总有人不顾一切冲出队列，去寻打自己的仇人！

每当全团集会，即使带队的干部死死看住自己的连队，不准有人越雷池半步，仍

有人往军官学员连队，往将校官学员连队扔石头！

于是，校方采取了措施，尽量避免有关的学员连队相遇，凡是看电影、看戏或是

集会，指导员先一个个搜身，检查口袋里有没有砖头。再另外安排人员，将会场

附近砖头捡干净。

很快，又规定集会不准穿大衣，怕砖头藏在大衣里面检查不出来。

然而，还是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用小板凳砸了一位军官。

后来，校方又规定，小凳子也不准带了，看电影一律背背包，以背包代板凳。学

员们的怒气依然不消。

一次看歌剧《血泪仇》，看了一半，又躁动起来了。

从前呼口号，是指导员、教导员带着呼，这一次，是学员自己呼。呼着呼着，一

帮士兵学员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要冲下楼，去寻打自己的仇人。冲到楼梯口一看

，校方早有准备，楼梯上已经坐满了“八路”，下不去。气得一个个不是攥紧的

拳头往墙上打，就是跳着脚朝楼下骂！当然不是骂“八路”。

那场面，哭的哭，闹的闹，叫的叫，蹦的蹦，跳的跳，乱得一塌糊涂，就像发疯

似的。老人现在说起来觉得好笑，可当时，谁都笑不出来。

六、共产党绝啦，控诉后搞了个官兵团结教育

控诉运动之后，起义学员转入社会发展史教育。

罗珠成记得他们6连文化教员隋成西，以本连控诉的真人真事画了许多宣传画，贴

在食堂里，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地主怎么剥削农民，士兵如何受欺压的事实。

那时，起义学员中要求枪毙几个以平民愤的呼声很高，穆指导员有针对性地疏导

大家：“只要参加起义，就一个也不能杀。杀一个，国民党就要大造舆论，以后

谁还敢起义？再说，毕竟是军官带着大家起义，参加革命的嘛！”

共产党不知哪来那么多的办法，先发动“泪血大控诉”，把士兵群众的阶级觉悟

激发起来后，再搞一个“内部官兵团结教育”，化解个人矛盾。

指导员穆益轩通过上课给大家讲道理：“旧社会穷人受剥削，旧军队士兵受压迫

，不是个人造成的，根子在社会制度。只要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叫我

们在座的人去当官，平心而论，恐怕相当一部分人也要学坏。所以，要把仇恨记

到旧的社会制度上，记在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上。这些军官，只要放弃过去的立场

，共产党还用他们。”

罗珠成说：“我们那个时候，共产党的什么道理听着都新鲜，都入耳。文化教员

的画，一看就懂；指导员的话，一讲就通。”

道理懂了，思想通了，士兵和军官又恢复了来往。士兵找回了个人的尊严，放弃

了个人的仇恨；军官，则全无当主子的架子，谦虚多了。

起义官兵中一种全新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从此建立。

罗珠成在控诉运动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前夕，公开了党员身份。从

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回由原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在军教导团任排长。

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回第50军的起义军官，一部分下部队继续带兵，另一部分作

为干部储备，编入军直属教导队。

那位曾经说服张队长放弃杀罗珠成念头的营长王仕乾，分回第149师（原国民党暂

编21师改编），继续当营长。1950年10月，第50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让

世界军事强国胆寒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王仕乾身先士卒，率部以劣势装备与

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浴血奋战，坚持与阵地共存亡。王仕乾身负重伤，阵地失

守后，另一位起义的营长杨树云，带上一个连的兵力实施反击，夺回了阵地，才

把昏迷不醒的王仕乾抢了下来。

编入军教导队的起义军官，相当一部分下班排当兵。共产党干部说：人民军队的

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为人民服务，就应深入群众，体验群众的生活。军官当

兵，有助于改造在旧军队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脱离群众的旧习气。

罗珠成在教导队当排长时，原国民党第60军第51兵站支部长张官迎就在他那个排

。张官迎在旧军队的职务，大体相当于军后勤部部长。

罗珠成说，张官迎那时可积极了，部队南下时，他帮助炊事班背行军锅，一到驻

地，除了协助做饭，还抢着为老百姓打扫卫生，特别能吃苦耐劳。老百姓见了，

都以为他是个“伙头军”，根本不相信他曾经是一位“国军”上校。

1949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不久，起义了的国民党第20兵团划归解放军第50军夹带

改造。第50军受命后，组织了起义官兵占90%以上的300余人的工作团，前往这支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随后，将该兵团及其所辖3个军的残部，改编为辖3个团的1个

师，授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编入第50军建制。张官迎在此期间，和另外

两名团职起义军官周庆三、王伟略分别担任3个团的团长。

老人说：50军这支部队特殊啊，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支这样的部队。1946年

改造海城起义的国民党第184师，共产党只派去了30多名干部；两年多后，改造长

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共产党派去了410名干部，其中海城起义官兵占60%以上

；又过了1年，改造在四川郫县起义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0兵团和在川东起义的范

绍增袍哥武装，共产党总共派去了四五百名干部，其中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的官

兵占了90%以上。

在这片灵魂改造的新土地上，国民党起义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

，轻车熟路地驾驭“泪血大控诉”的改造形式，以自身灵魂裂变释放出来的巨大

能量，成功地实现了灵魂裂变的“链式反应”，顺利地激活了一批又一批数以万

计的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人生能量。

这，就是当年共产党人创造的人间奇迹！

大洋彼岸那帮把书本嚼烂了的政治家、军事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人权政论

家，这家、那家，未必有这个本事！

在笔者采访的所有改造起义部队的亲历者中，无论是地下党员、派入的解放军干

部，还是潘朔端师、王家善师、曾泽生军、陈克非兵团、罗广文兵团（军史无记

载，但第50军的起义官兵确实参加了罗广文兵团起义后的改造工作）、范绍增袍

哥武装的起义官兵，回忆这段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的思想改造史，对“泪血大控诉

”的改造方式，无一不给予极高的评价：“控诉方法好，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

七、将近半个世纪后的道歉

罗珠成于1951年离开了第50军，调齐齐哈尔步兵学校警卫连任副指导员，1964年

转业回昆明，离休前任云南省水利水电厅基建处副处长。

1995年春节，罗珠成回云南石屏老家探亲，无巧不成书，一进村，就在村头碰见

了张队长。

张队长从九台辞官还乡不久，云南即告解放，随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张队长

家里的田产被分给了贫苦农民，张队长本人则在本村当上了一名民办小学教师，

以此自食其力，维持生活。

据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当上了教师的张队长，因待人诚恳，为人谦

虚，执教认真，颇得村民的好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本上没怎么受冲击，后半

生过得比较平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队长被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

子，落实了“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治身份。

昔日威风凛凛“国军”少校，重逢当年为丢失几两鸦片差点死于自己枪口之下的

小勤务兵，十分尴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站在自己面前的，已不再

是那个俯仰由人，任凭呼来唤去，可以任意宰割的孩子，而是一位令自己敬畏的

共产党县团级离休干部。面对落花流水、春露秋霜，这位比罗珠成大十来岁的老

人，不能不百感交集。

他郑重地登门道歉了：“当时东西丢了，怀疑是你偷的，即使不是你偷的，也觉

得你有没看好东西的责任，所以才动了那个念头。后来，念头打消了。这件事对

不起你了！”

48年后的道歉！

一个风烛残年步履蹒跚的老人，愧悔当年心虔至诚的道歉！

这一年，罗珠成66岁，他还能说什么呢？

沧桑的历史，历史的沧桑。

• 自尊是人类尊严最坚固的堡垒-也说说个人尊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