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爷爷与复旦大学（序） -- 海天

（接上回说到的W对我爷爷做宣传）

也许爷爷听了W的一番话以后立刻“左倾”了也未可知-------当时这样的例子实在并不少见。

在复旦办好手续找好教务处的负责人以后，爷爷返回上海接我奶奶，几个月（？）后他们坐船从上海先到越南，再辗转到达重庆。不料到了重庆才得知那位复旦教务处负责人在日军大轰炸中被炸死了（查资料，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北碚，炸死复旦师生7人，包括教务处长孙寒冰教授，由此推知，我爷爷和奶奶到重庆应在这一日期以后），只得重新考试入学，爷爷上了史地科，奶奶上了统计科，到43年两人均毕业工作。

安顿好了以后爷爷立刻去找W，没想到W和一大批人已经撤回延安了（从时间上推断可能是皖南事变的后果，具体情况不详）。据说从那以后，和他联络的主要是两条线：一个是刘姓干部（刘光？），是负责青年工作那个部门在胡耀邦之前的领导，48年（？如果是刘光的话疑为46年，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有记载）在上海因肺炎病故，据奶奶对我父亲说爷爷在他化名住院期间还照顾过他；另一个就是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他大概没有入党，但是积极参加了老民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其中的第八分部任职。90年代有一次爷爷从上海寄来民盟等民主党派搞的文史资料之一辑，中间有提到他和“反动学生”的斗争，呵呵（传闻爷爷年轻时代性格刚烈，喜欢打架）。

当然了流亡学生的主要生活还是学习，他进了史地科，似乎和吕振羽，张志让，陈望道等“左倾”教授来往甚多。研究方向开始主要是南洋（东南亚）经济史（我曾看到40年代后期他写的一篇关于南洋华人经济史的文章）。同时对日本和南亚（印度）史也有兴趣，因此和一位印度驻华使馆的官员成了朋友（万没想到此事在十几年后的反右中对他又有所影响）。另外一位让他一直敬仰的学人就是张申府，到了八十年代还对我父亲说起“申府先生......如何如何”，至于是否连带着受了罗素的影响不得而知，但爷爷确实在抗战后期做过培根道德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毕业后，他在重庆一所学校教历史，奶奶则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到了1944年，我的父亲出世。

嗯，下面要写到他在另一方面的“工作”了，就是为中共所作的一些事，以讹传讹之处恐怕难免，先声明一下。

在重庆期间的一些“小”事就不说了，单说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爷爷接到当时八路军办事处通知，要他去一趟有任务交待。

他去了以后，一位高级领导R和他谈过，是要他立即带两封信去京沪一带，收信人一位是新四军的领导C君，另一位呢，就是前文所述的M。

M在伪政府这些年一直不得志，王克敏的政府没他什么事，汪精卫政府成立以后他也只是捞了个有名无实的闲职，一直到战争接近结束，才又有了他赴日本一事（这件事我几年前稍稍g过一番，说法太多，有不少资料指他是代表重庆方面到日本谈“和平条件”，首相小矶国昭还甚为重视；也有人认为M根本是个骗子，小矶国昭内阁即是因此垮台的，实在是不敢妄断，列出供参考吧，萨苏和你克我服等在日本的朋友可能知道得更多）。而R和M在黄埔军校曾为同学，那封信，想来应该是劝M投到这边来吧。

于是，爷爷带着才一岁的父亲坐上了胜利后重庆到南京的第二趟轮船，当时一票难求，连我奶奶都没买到票，几个月后才到。

到了以后他才得知M早就下决心靠拢国民党了（有一说是他早就和蒋有联系）。据说他后来带了一大箱子东西（文件？不知道）去找重庆方面来“接收”的人---------但是下场却极不美妙，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审讯也极短-------大陆某些文章认为有蒋杀人灭口之嫌，以为愈发确证了45年求和之事，而另一方面，日本人倒是总在“纪念”他。

M的事情至此告一段落，接着说我爷爷在解放战争中的事儿-------据我父亲小时候在上海听老人们说，他那几年名义上是在“做生意”：只是这生意总是亏空巨大，还老从家里拿东西，把好多首饰都拿走了，另一方面，据说他和“苏北来的人”一直有联系。

两下情况一对，不免让人怀疑他拿的那些东西和钱，不会是流向解放区了吧？他的两个儿子在他晚年也一直想要弄清楚，好像为此旁敲侧击过多次，但老头子很“明白”，死活不肯说那几年的事，实在被问的急了，就转移话题，说到搞政治的危险性上去了。其他亲戚确有种种传闻，但不知其可靠性如何，这里就不说了。

然而，同期他掺合的另外一件事却委实让我加深了怀疑：这就是名噪一时的S绑架案。

46年在上海，国民党高官S的女儿突遭绑架勒索，成为闻名一时的案件。几十年以后，这位当时还很小的女儿以海外华侨的身份访问大陆多次，使得不少传媒又关注起她当年被绑架一事。我非常吃惊的发现，爷爷的名字竟然出现在报道中（可报道居然称他早在50年代已“病逝”）。报道称他和另一位民盟成员是幕后主使者，而且未经上级同意就用这种方法筹款云云......看到以后回来问家里，得到的当然是另一个版本。

总之，那三年他到底在“买卖”中作了些什么，还是一头雾水，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个明确的说法了。

1949年，上海解放，所有人都很高兴；我爷爷也重新见到了他的好朋友W，他自己则调到复旦大学教务处工作，同时在历史系担任讲师。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解放了，总该开始安安心心过日子的时候，没过几个月，他又开始“做生意”了，这一次先是到香港，而据说下一站居然是南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