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 清徽

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青近军 / 文

　　（一）

　　中国文坛大佬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自1986年至今，已近二十年。但是，此议却始终未能获行，“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仍只能是巴金老人及许多文化人的一个梦。前不久，因巴金的辞世，又使人们自然而然地重掀这个话题：为什么仍不能满足巴金的这个遗愿，而建一个文革博物馆？

　　但是，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可以知道，此事依然没有希望，尽管巴金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大文豪。

　　对此，很多人都不解：既然要否定文革，为何连建一个以批判文革为宗旨的博物馆都办不成呢？

　　对此，近二十年中，人们一直都是深感困惑，继而失望，甚至愤慨。

　　凡事都会有个原因。那么，这个谜的“底”，又是什么呢？

　　其实，原因并不神秘，只是有些复杂。

　　复杂之处就在于文革历史的“博”！

　　这种“博”，体现在二个方面：

　　一是涉及面之广，二是牵扯度之深。

　　巴金为代表的文化人，对文革的批判讨伐，或者说对文革的否定，其内容，自然是控诉文革中的极左专制对文化的破坏，及其对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的迫害打击，并重在追思那些在文革中无辜受害的人们。这一目的与举措，在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来，巴金为代表文化人在种种传媒报刊书籍中，所发表的有关文革的作品，都已清清楚楚的表明了。同时，他们欲将那段历史永远批判性地公示之建议，也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问题是，巴金们的文革经历，虽然是文革历史的重要一页，然而，却并不是文革历史的的唯一内容，甚至，也不是文革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只是那段曾震惊了世界的历史之画页的一角。

　　然而，文革历史所涉及到的人事之广，所牵扯到的问题之深，却远不是什么“动乱、浩劫、悲剧”之类定义可以概括得了的。如欲重翻那一页那一幕，因其所涉及到的人事之广，便难以避开大面积的是非之争；若再详尽回放那些往事的篇章，其所牵扯到的问题之深，更将会使大批今日尚居正史高位的人物，也坠落到历史的被告席上。

　　因此，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猜测：在文革影响尚未彻底、完全、永久性的真正成为仅仅只是历史之前，在文革的历史丝毫不会牵涉与撼动官史中那些人物及其光辉之前，巴金的倡议，就仍只能是处于梦中。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二）

　　文革中发生了很多“史无前例”及已早有前例的事情，之中的某些阶段、某些社会群体的命运与某些事件，其波及面之广、震撼度之烈，是远远超过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们）所遭到的不幸与苦难，其所留给历史的记忆。

　　例如，文革中，发生过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从刘少奇、邓小平起，直到共和国的一些部长、省级党委与省政府的首脑等），曾被当时的中央下令，予以抓捕监护、囚禁审查数年（被关押最长时间有的达10 年）。同时，另一方面，更有几乎全部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们（文革中，其客观中性名词称为“当权派”，而贬称则为“走资派”），也受到了成千成万风起云涌、以建立了各种组织之“造反派”身份的群众与基层小干部们的冲击、批判、斗争，乃至部份还被在短时期内“打倒”罢官。

　　又例如，也曾有过数以百万计的、在文革中先后成为了“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基层干部（也包括有教师与文艺界人士）、农民，在文革初期、中期与文革结束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数次被各级“当权派”一上来就动用国家机器，将其打成“新右派”、“反革命分子”，或关押批斗，或直接判刑入狱的一幕幕绝非虚构的历史。

　　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学生，在文革进行了二年多时，突然间，却由受宠的“革命小将”之高位，降至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境地，一古脑都奉命“上山下乡”落户农村做起了新农民，并换上了新的称呼：“下乡知识青年”，红卫兵的历史从此由知识青年们来续写。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红卫兵与知青们，不论是以“不堪回首”、或以“苦乐相间”，还是仍怀“青春无悔”的心态；不论他们是以忏悔或懊悔为多，还是以怀念为重，来描述“老三届”们丰富却不乏艰辛苦楚的历程，至少，人数众多的他们，在文革历史中所处的画面之大，不会在巴金们之下。

　　而最不能抹煞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各地都曾先后产生了许许多多如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知名及尚不知名而可傲立史册的志士仁人、民族楷模，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公开向世人控诉与揭露了极权的专制主义之罪恶。从而，他们的命运，便成为了文革历史中那永远闪耀着星光的亮点。

　　这众多的重要历史内容，在巴金老先生设想的、得到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们）支持赞同的“文革博物馆”建议中，有没有也包含其内、以至浓墨重彩的回放计划呢？

　　很遗憾，从近二十年来公开发表的种种关于文革博物馆建议的论说中看，似乎那“馆”中并不陈列这些事关亿万人活动的历史重大情节，而拟入“馆”的，大约都只是文革中红卫兵斗老师、“破四旧”、烧书画、毁庙宇，以及文化人们所遭种种迫害的故事；而且，拟陈列于“馆”中的，大约只有文革的部分受害人之灵位。总之，基本上只是“伤痕文学”蓝本的放大化与具像化。

　　现在国外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受中国文化人对文革描述的影响，很多人就是以巴金们的“文革博物馆”内容为蓝图，这样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革历史。例如，前不久境外制作、放演的那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影片，就全是这一类有限历史断面画页的回放与反思。在这类介绍与研究中，文革的历史差不多就只剩下了红卫兵的疯狂，只剩下了当时七亿中国人的全体愚昧。

　　然而，这样的“文革博物馆”，其意义有多大呢？

　　实际上，文革不只是有悲剧，尤不只是部分人的伤痕，而是有着更广博的内涵。之中，也包括了那确曾有过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们对官僚主义者所发出的愤怒故事，以及同样确曾有过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争取民权的抗争、追求民主的努力。

　　而且，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只有“右派分子”们单方面被动无辜挨整的悲剧；而文革中，整人者方面与被整者群体之间，却曾发生过数次很大规模的博奕与位移；之中，不同的人，虽都做过被批斗的挨整对象，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其性质有时却会截然相反。

　　何谓“博物馆”？其核心，恐怕是不能少了那个“博”吧？！

　　若仅以局部的遭遇，就冠以全部的名义，这事，想来不予大张旗鼓权威性的正式建立，可能还好些，以免误导后人。

　　正如，以前我们的教科书，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描绘成只有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那类小打小闹的故事一样，结果，至使整整有二代人谈起抗战，便只有蒋介石躲到峨嵋山的概念，只有平型关大捷的传奇，只知道狼牙山五壮士，只知道杨靖宇赵一曼，而全然不知晓还发生过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昆仑关的血战、武汉、长沙的大会战、以及进入缅甸抗日的远征军等等数百万中国军队在主战场上热血抗日的重大历史，全然不知晓还有英勇抗战的张自忠、戴安澜、王铭章等数百名为国捐躯的中国将领之大名。

　　巴金等文化人经历，固属文革历史的一部分，但，却还不是文革历史的主页。就象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虽然也是描写了1957年右派的真实故事，但是，她展示的那些历史，却几乎有着特例的局限。因为，她笔下的章伯钧，在成了“大右派”后，竟然还可以有小车、秘书、专门厨师、带庭院的宽敞住房，还能仍处贵族生活之中。而实际上，当年那其他的55万“右派分子”们过的日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绝大多数人在那些年的岁月，基本是由被强制劳改、劳教、人身管制等毫无半点人权，以及生活上极度艰辛而生不如死的内容所构成。如果，人们夸大《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价值，将章诒和所叙述的局限历史画面（虽然也是真实的个案），竟当作1957年“右派分子”们基本状况的蓝本，那又怎么能真实地反映出那段历史的本质？！

　　由于种种具有的特点与优势，近三十年来，巴金等文化人尚可凭借有限的话语权，凭借他们掌握的媒体，运用文学艺术的武器，对他们自己的文革苦难经历，予以不断的展示，对四人帮及极权专制主义罪恶不断的进行挞伐批判，这原本也属题中应有之事。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只有文化人的演出，也仅仅只停留在文化人的某些局部范围及局限时段内的故事（也并非文化人在文革中全部过程的故事），或者仅仅只局限于极少部分文革初期受害者的悲剧，而没有其他包括上述那一大批重要历史的演员们站出来认真说话，那么，这样所描述的文革，对后人所造成的印象，便会产生出以偏概全的种种误导。

　　现在，三十九岁以下的青年人，不是在文革后才出生的，就是在文革中尚是不懂事的幼童。他们对文革的了解，基本只能来自于文化人所写文章的书籍报刊、来自于有选择性提供的极有限也很抽象的教育文本，特别是来自于文化人那些艺术性的叙说作品。由此，文革，对于在三十九岁以下年轻人的头脑中，便只有红卫兵“造反”、烧书毁庙、打老师、挥动语录跳忠字舞的画面，或只有文化人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文化在文革中被完全毁弃蔑视的状况，再多一点，就只有老干部都无缘无故被批判被斗争的不可理喻之场景。由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的则是，有些年轻人一说到文革历史，便会用不容置疑的极端口气指责文革，评其是“如同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说红卫兵就是“纳粹冲锋队”，一开口，便定义文革是“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岁月”，是“等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嘲笑“那时的（七亿）人都发疯了”，而不分清红皂白将参加“造反”的人们，作为坏蛋的代名词，均列入另册，等等。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虽然对文革的评价各有不同，但是，相信有一点很多人却都明白：很多事，尤其文革的真正全貌，远不是这些年轻人所理解的那种情况，文革写下的历史，也远不止在文化圈等小小范围内！

　　青年人由于能接触到的历史真貌太少，只能接受到不全面的文革史教育，只能解读文化人纯粹的“伤痕文学”，因此，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有限资料去判断一段复杂历史的常识性失误。对此，只能说是遗憾。然而，由此可见，在整个被有意尘封的文革历史真貌可以全部公开之前，建一个巴金所倡议而内容局限的“文革博物馆”，又会有什么益处！

　　（三）

　　即便是这样一个内容大大局限的“文革博物馆”，巴金老先生的倡议已走过了近二十年，但也没能获准变为现实，这又是何故？

　　因为，这之中有一个牵扯度之深的问题。

　　文革的过程，的确不是现在的青年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直接、那么黑白分明、是非清楚、阵线整齐，而恰恰相反，是极其复杂曲折、对错交叉、是非混合，谬误与真理相杂，忠诚和阴谋同行。

　　例如，文革问题的历史责任，固然是要由毛泽东与“四人帮”们承负。但是，实际上，参入“运动”了那文革的，却远不止他们。

　　否则，为何会发生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便套用1957年的模式，将大批文化名人与普通干部和群众打为“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的事？！为何运动一开始，就会发生外交部长陈毅一棍子便将外交部三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这类事？！为何会有王震部长被管农林的谭副总理欲打成“反党分子”、而王部长本人却又在文革中直面斗争彭德怀的大会上“愤怒揭发批判”彭老总、诬指彭总是杀害井冈山革命领袖袁文才、王佐的“凶手”之闹剧？！而原本依靠造反派支持、毛泽东赏识才得以在文革中崛起的华国锋，为何后来却又会发生他主持逮捕四人帮、并还将所有造反派扣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帮派分子”罪名而一棍子整死的似悖情理、似不合逻辑之怪事？等等。

　　而这些，却都不是可以用什么路线斗争、权力之争，以及什么“动乱、浩劫”的定义，所能解释得通的。

　　更有太多的事，需要对其作出圆满清楚的解读，但至今不能有明确的真正说法。

　　例如，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党政官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以造反派为代表的社会底层群众的冲击、批判、斗争。这些事，虽然现在人们都比较了解；挨批挨斗者在文革后，也大都作了无数次扬眉吐气的控诉，并记载在档。但是，对这类事情起始的来龙去脉，即为什么会发生冲击批判斗争领导干部们这样的事之原因（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民群众会对理论上是自己的“服务员”、“公仆”们，有着如火山爆发般的怒气与不满？），文革后至今，却始终无人予以说明，而只是含糊带过，或笼统归结于毛泽东的错误号召、四人帮的阴谋。

　　然而，当时参加造反运动的群众，不说上亿，也有几千万人，而这几千万人汇成的潮流竟然都会集中愤怒地指向地方党政官员们，这就绝不仅仅是凭毛泽东的号召、或是什么人的阴谋能办得到的了。如果，上面的号召，并不合民意，即便是天天发指示，称是几个“代表”，其效果也会甚微的。至于，是不是当时那几千万的人都“发疯”了，对此，稍稍了解一点历史真相的人，相信都能有自己的理智判断。

　　又如，文革中的1967年8月，在湖南省道县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人间惨剧，在二个多月共 66 天的时间里，有 4519 名无辜的农民（1949年前才是地主富农，而那以后十多年来已变成了从事农业劳动、却地位最低下的人们，及其子女等），竟然被活活打死、砍死、淹死！这种暴行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得到过什么人的指使与支持？而又是什么动机，导致了凶手们如此残忍？

　　对此，若要建“文革博物馆”，就应能具体解答，而不要胡说什么“凶手是造反派”，将莫须有的罪名随便扣在已被剥夺了辩护权的历史群体身上，因为，那是绝对的谎言！也不要含含糊糊，说什么“文革悲剧”、“极左罪蘖”之类空洞无物而轻漂漂的大话；不说讨债，至少也应明确的将那欠下血债的事主及指使者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那 4519 条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灵魂，至今尚未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巴金设想的“文革博物馆”，其实已有过一些微型版本。例如，辽宁沈阳的某个公园中，若干年前，一家杂志社内那些有正义感的热心人，就为张志新立了一座纪念雕像，以让人们可以追思怀念这位在文革中集悲剧与抗争为一身的英灵。然而，这些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前去悼念的人却并不多，尤其是更难有年轻人前往吊唁。为什么？并非是今人的冷漠，而实是那纪念雕像的碑文，未能具体展示出张志新无辜受难及被惨遭割喉的悲情，未能展示出究竟是什么人下了如此毒手、以及为何会下如此毒手！

　　因此，仅仅一些空空洞洞、大而无物的纪念文字，却又如何能指望后来的人们，会为这雕像而震惊、而流泪、而钦敬、而反思呢？

　　还有，即便在文化人的文革苦难记录中，也仍存在许多的空白，许多的疑问。

　　例如，众所周知，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在文革初的1966年8月24日就被逼得投河自尽。问题是，在当时8月24日之前的日子里，除了发生过一帮红卫兵小姑娘（中学生）在孔庙气势汹汹的批斗与用带铜头的皮带毒打他及其他28个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的暴行之外，老舍先生在其单位（北京文联）中，又受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待遇”呢？

　　当时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遭到如此的摧残，为什么没有人来保护？为什么当时在批斗现场明明已有一位副市长在场，而却不出面制止那些暴行？为什么会有同为作家的某人，竟然会向在场的红卫兵“揭发”：“他（老舍）是拿美金的！”，以致使暴行升级？为什么老舍死后火化时，北京市文联公然会给老舍家人开具那张毫无人性的介绍信，那介绍信上竟写着：“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本文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那些事前事后指使人们在大会小会上不断高喊批判老舍先生的人，用比红卫兵小姑娘要凶狠数倍的气势而指控老舍先生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都具有些怎样的身份与动机呢？这 一切又给老舍先生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氛围？！

　　现在，只要翻阅一下1966年 5 月至 8 月底各地的所有“机关报”，你就能从上面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点名批判文化与教育界名人的大块文章，体会到文革那个阶段的气氛与性质。那些被批判的人们，所获的罪名都差不多，均离不了那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只是被批者的名字不同，北京是“三家村”，上海是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江苏是匡亚明，浙江是刘丹、林淡秋，湖南是康濯、林增平，四川是马识途，广东是秦牧、欧阳山，等等。相同的是，批判者都是各省党委的“机关报”，而并不是红卫兵，更不是什么尚未产生出世的造反派。

　　巴金老先生设想要建的“文革博物馆”中，无疑会有悼念老舍先生的一席。但是，之中，会不会同时也将展示那些把老舍先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主持人与帮凶、并将他们的行为钉上耻辱柱、而不仅仅是指责那些红卫兵们呢？

　　至今，似乎也都还没能看到这个状况及其可能的出现。

　　关键在于，对这些在本质上导致操作迫害了老舍的始作俑者，能不能进行至少是灵魂的拷究？

　　因为，这些将因老舍一事受到牵扯的人们，不是那已无权无势的前红卫兵，而相当多是文革前以至文革后都处于庙堂中之人。现在，要他们也向老舍的冤魂忏悔，这能办得到吗？

　　如果，一个号称“文革博物馆”、要留给后人的某种警示设置，只不过展示一些轻漂漂的事件与悲剧冤魂，只是审判小鬼，却不究阎王；只敢棒打当年那些年少而不甚懂事的红卫兵，让后人以为真是红卫兵搅翻了那个天、造了那些蘖，而隐去这之中主要或重要的当事人，那这“博物馆”，还能体现文革历史的真实吗？！

　　由此可见，既然连老舍之冤这文化圈中的事，都只能“点到为止”，都不可能完整追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反思，那文革中其他远比这重大的事情（例如上述所说的几类问题），又怎么可能清清楚楚、是非分明的摆进“博物馆”、展示于历史的天空之中？

　　既如此，现在建这“文革博物馆”，又有何意义！

　　现在，不建也罢。

　　不主张现在建这“文革博物馆”，这之中，一方面是有人不想建，也不能建；二方面则如本文观点者，希望宁缺勿曲。

　　同样的意见，却有不同的动机。从这一点上，应也可以体会到那文革的复杂性。

　　2005年11月9日

• 呵呵，文革中“二月逆流”和“天安门事件”在当时是如何定性的？
• 那。。俺再帮着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吧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