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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简说农业税以及取消农业税的缘由和后果 -- 抱朴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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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一、国家是怎么收税的?农业税的历史源流

老百姓和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管怎么粉饰,除了现代民主国家,就是一个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统治者要生存,就必须从老百姓那里搞钱。搞得少了,自己生活不惬意;搞得多了,老百姓要逃跑作乱,自己也不惬意。统治的技巧,就是设法把老百姓保持在比忍无可忍稍微宽松一点的生活环境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做“XX权益最大化”。

古话说“有土斯有财”,所以自古以来,那些有野心的家伙,不管是谁,用什么理由,行动上都一样,就是拼命地变着法占地儿。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最早的土地,全部是属于国家的,这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占了地,就成立一个国家,开始盘剥本国的人民了。老百姓有让统治者过得好的义务,不履行这种义务,它有国家暴力作保证,就要来讨伐。一个“赋”字,左从贝,是向老百姓要钱;右从武,是说你不交钱,我就不客气了。这叫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按照后来的说法,“赋”是跟土地挂钩的,比如说“田赋”这个词;而“税”则是和人口挂钩的,比如说“人头税”。但是总的思想,和《沙家浜》里刁小三没什么两样:“抢东西?我还抢人呢!”

中国的赋税制度,两三千年来,大概经历了:贡、彻、助,租庸调制和两税制这三个大阶段。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贡、彻、助”制度。

贡:顾名思义,就是进贡。领导要用多少,就拿多少,各家有什么好东西,就交什么东西。一般来说,离领导近的,要交些烧柴之类;远一点交粮食;再远一点交特产;再远嘛,那就意思意思算了。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出道立威的时候,纠集了一帮小兄弟去找楚国的麻烦,联军打到楚国边境,人家出来问了:“俺犯了什么错?要这么大张旗鼓来吓唬俺乡下人?”他老人家还没想明白理由,登时愣在那里,还是管仲机灵,赶紧接茬说:“咱们周天子造酒,是用你们进贡的白茅草过滤的,你们都好几年不交了,害得天子没有酒喝,领导很生气,后果很……这个我们就来了嘛。”于是楚国赶紧割了一把草交上,齐桓公就凯旋而归了。

总而言之,纳贡,说明你服管,交多交少是个能力问题,肯不肯交就是态度问题了。

助:就是大大有名的井田制了。把一块整地横两刀,竖两刀,平均切成九份,形状像个“井”字。八家人一起种这块地,“井”字中间的一块,出产的粮食就是公粮。照孟子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彻:助法是用八块自留地围着一块公粮田,可想而知,八家种这块公粮田的时候,多半不会太卖力,弄不好周围的自留地庄稼长得油光水滑,中间倒像是非洲灾民。为了不让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耍花招,就对助法进行了改革。新的方法是八家联合种这块地,收获的时候,把收获的谷物分成九堆,其中一堆归国家。这是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捆在一起的最早尝试,谁想研究中国古代政府和老百姓的博弈,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需要指出,先秦是否真有井田制这回事,后世争议很大,我也觉得多半是孟老夫子信口开河,这种劳动方式,要土地平整,四四方方;人口合适,八户一组,实际操作恐怕很难。再说了,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农民还没听说施肥这回事,土地需要不断休耕,这个井田划分就更难了。

贡助彻这种办法,反映了部落氏族的酋长祭司们已经靠全体人民的供养来生活了。有人干活创造财富,有人瞎搞消耗财富,按照亚当斯密同学的说法,这叫做社会分工,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不管怎么说,全体人民联合起来,供养一小部分人,让他们主要研究怎样为人民服务,就此成了人类历史的定例。您若是不信,可以看看有多少次,人们要硬找出某些人来,求着他们做领导,好让自己有主子可以供奉。

贡助彻这些办法,大有毛病。主要的毛病呢,有这么几个方面:

1、 适合小区域的实物征收,范围大了,很难管理。西周时候,天子诸侯大夫等等,各有自己的封地,自扫门前雪不成问题。等到战国,群雄兼并,国家大了,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

2、 人口增加了,税收不相应增加。每户三人的时候,24个人供养一井公粮田;每户增长到六个人了,48个人还是上交这一点,相对来说,不就等于每个人少交了吗?领导坚决不答应!这种制度,一定要改!

3、 对于新开垦的田地,新发明的生意没法控制。另一件比较可恶的事情是,老百姓除了种好那块井田,还会偷偷跑到山里去新开垦一块地,出产的粮食就隐瞒私藏了,这个不能允许!有些人不在井田干活,反而打鱼晒盐,井田制也管不了他,这些也不能允许。

4、 奴隶劳动的时候,他们没有人权,无所谓科学征税,也无所谓合理征税,反正只要饿不死他们就行。等到自由民越来越多,赋税就要有个很好的制度,才能吸引老百姓。

解决的方法,就是把人头和田头结合起来,秦汉时代,这叫做“田赋”和“口赋”。它后来完善为租庸调制度。

要收田赋,需要丈量清查土地;要征人头税,就要搞人口普查。这些都是技术活,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干不了。秦汉之后,国家的控制力和管理能力加强了,就有了比较科学的制度,保证每个老百姓都逃不掉。租庸调是怎么回事呢?陆贽说得简明:“有田必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必有庸。”大致上说,租是根据田亩计算的地租;调是根据人口征收的人头税;庸则是青壮年必须服的劳役。

老百姓拿得出的,最多有三样东西:钱、粮、力气,这三样国家全都不会放过。租庸调制度,就好在明确只要这三样,没有其他名目了。

租庸调制度为什么后来实行不下去了呢?那就要谈安史之乱。这里不能扯得太远,只说它需要准确的田亩统计和人口统计,几年不统计,真实情况就不知道了。一逢战乱,政令不通,更加重了征税的困难。比方说唐玄宗的时候,对外用兵,凡是戍边当兵的人,服役期六年,照规定,六年内应该免除租庸(田租和徭役)。但是死了的战士,军队当官的根本不上报,也不通知户籍所在地政府,照样拿虚头军费。户籍地政府也另有狠招,既然六年到了,这个当兵的应该回家种地,而他竟然不在,就算他“隐课不出”。逃税!那么就追溯既往,按照三十年应缴的租庸金额罚款。

老百姓家里死了顶梁柱,人找不到,没有抚恤,还要面临巨额的罚款。这样的王朝,这样的皇天!即便开疆拓土,号称盛世,但是“你不配做天!你塌了吧!”

安史之乱催生了两税制,两税制的基本思想,自唐朝之后,历经改革,一直用到清雍正年间。它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哪些呢?

1、 征税之前先做预算,叫做“量出为入”。国家明年要花多少钱,就征多少税,这就减少了蛮干。

2、 按照人口现居住地征收,按照本人占有资产的比例征收,不出劳役的人需要出钱,这就符合现在所谓普及原则和合理征收原则。

3、 夏秋两次征税,其他时间不扰民,纳税形式是交现金还是实物也有规定,老百姓容易理解。

两税制依赖于两大技术:预算会计和统计。

要想合理征税,就要准确编制预算,这个不用多说,对于古代人,技术含量是很高的。

统计就更难得多。

统计人口难。生老病死,婚嫁迁徙,分家合并,这些都会引起人口数据变化,不准确掌握这些数据,就没有办法准确征收人头税。准确掌握,就要统一口径,按时更新。

统计土地难。转卖抛荒,抵押担保,改变用途,山崩水毁,都会改变土地现状,也要统一口径,定期更新,才能作为纳税依据。

这两大类数据的汇编,就叫做“黄册”和“鱼鳞册”,编制最完善的时代,是明朝洪武年。

要说这朱元璋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台之后,发现这两样基础数据至关重要,就立刻安排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到洪武十四年,编制了全国人口的全部数据,分省分县一册一册,封皮用黄色纸装订,叫做黄册。在玄武湖畔造了一座楼存放这些数据。作为征收人头税的依据。

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没法逃避人头税,就需要调查和控制每个人的去向,就有了登记制度,有了路引(路条)制度,这就是中国户籍制度的雏形。

同时,朱元璋对全国的可用土地进行详细调查,把每块土地的面积形状,土壤属性,耕作等级,买卖历史等数据编成汇编,叫做鱼鳞册。它里边附了很多土地图,表示这些地块之间的大小和方位关系,翻开一页,粗粗一看,好像很多鱼鳞排在一起,结果就得了这个名字。这是征收田赋的依据。

目前,全国保存最完善的鱼鳞册,在浙江兰溪市,现存746册,同治年间编成,上边密密麻麻贴着浮签,说明哪块地哪年被谁卖给谁了,至今还可以用作相邻村镇县划界的依据。

这套东西本来有822册,大炼钢铁被拿了几卷去引火,其它的被一位方老先生藏了起来。也不知道这玩意引火的效果好不好。

这两个机构,至今尚存。一个叫做“人口普查办公室”,一个叫做“土地资源详查办公室”。他们干的活,和千百年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这两本册子结合起来,就把人和土地紧紧捆在一起。从此,人和养鸡场的鸡一样,按照咱们某位高人谈禽流感的说法,从动物变成了植物。官家想要收税,只要按图找地,地上自然有人,这两税就都跑不掉了。

当然,这只是统治者的理想,实施的时间一长,毛病又冒出来,于是张居正搞了个一条鞭法,改良一下。一条鞭法太过有名,不值得细说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赋役合并,打成一捆,官收官解,征田为主。

此后清朝沿用这个制度,直到雍正,推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两税制的寿命,开了农业税的先河。

要说雍正为什么要搞这个摊丁入地啊,先要说明朝是怎样死的。

表面上,明朝是死于内部的献闯之乱,外部的建州女真。可是,我的基本看法,这个王朝,其实是死于税收优惠政策。

统治者不光是个寄生在百姓身上的海中老人,他还是一条会吃自己尾巴来充饥的蛇。

明朝初年,洪武朱皇帝在裂土封王,确立全国税制的时候,就专为自己的子孙和几个功臣留下了一个后门。皇室嫡亲,其产业可以免税。当时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不到一百个人。

咱们中国人,愚公移山,一讲究个持之以恒,二也靠能生会养。有了这两条,山也给你搬走吃空,何况区区明王朝。

一百五十年后,全国可以享受免税政策的,已经超过四十万人(数字可能不确,查实后再改)。这四十万人的子孙奴仆,都不用交税了,每家如果罩住一百人,全国就有四千万人不用交税,而全国总人口也不过八九千万。

洪武二十四年,全国耕地800万顷,这些都是税源。可是一百五十年后,耕地少了一大半。土地到哪里去了?连人带地,挂靠到免税大户那里去了。国家屁也收不到。

另一种办法,就是不挂靠,干脆把地卖给大户,所谓皇庄和官庄,得一笔钱,然后踏上逃亡之途。这就成了流民。明末有六百万以上的流民,构成了造反者最丰富的人力资源。

前边说过,两税法是“量出为入”的。国家预算要花这些钱,那就无论如何要征到。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人不交税了,就从剩下的三分之一那里征。说得专业一点,税基缩小了,税率就要提高。横征暴敛之下,剩下的三分之一人民也吃不消了。

李自成灭亡明朝,其实李自成有什么了不起?他最重要也最得民心的口号,就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拥护这个口号,与其说是人们对李自成个人的拥护,不如说是人民对于明末横征暴敛的痛恨。当然了,闯王失败,也和这个口号有关,这里不说了。

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倒台,都和横征暴敛有关系。而横征暴敛,又都是因为税基缩小,是被他们自己人的所谓豪强兼并逼出来的。政府由高官构成,高官和皇亲国戚都要享受一些特别待遇,就成了所谓豪强。享受这些待遇的人越多,国家就越弱,不免有有识之士要顾全大局,发动改革。但是利益攸关,动了他的利益,豪强是要跟你拼命的,国家亡不亡,他才没心思管呢。全国豪强团结起来,任你什么改革家,都斗不过他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就算能善终,名声也很臭。

对于国家来说,有地没人,那是荒地,没法征税,要招人开荒;有人没地,四处流浪,也没法征税,那是危险,要加以安置。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咱们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只能从土地上下功夫,设法把农民捆在耕地上。这就要抑制兼并,尽量使人有其田。土地承包责任制云云,其实只是重新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的一个老把戏而已。

豪强兼并,王朝更替的这出车轱辘戏,从康熙晚年开始策划,在雍正手中终结掉了。

办法就是摊丁入地,火耗归公。

摊丁入地是怎么回事?

简单地说,就是把原来的丁银(人头税)摊到田赋里去,不再征人头税。比如原来每亩缴一两银子田赋,全县十万亩地,缴十万两银子田赋。同时,假设该县有人口10万,每人缴一钱银子丁银,那现在就两税合一,每亩地征收一两一钱银子就算了,不再去数人头。

人头税这个东西,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相当于现代农业税的田赋正式登场。

岔开一句,古代笑话说书呆子写卖驴合同,写了千把个字还没看见驴字,俺写农业税,写到现在这个农业税字样才出来,已经用了五千字了。可见本人相当于五个书呆,呵呵。

摊丁入地的意义极其重大。

1、 这是结束了两千年来赋役分征,农民受劳役之苦的德政。此后国家单一征税,需要劳动力的时候花钱向社会购买,不再无偿征用了。

2、 确立了田多者多负担,田少者少负担,无田者不负担的原则,抑富济贫,减轻了贫富分化,豪强兼并的势头。正因为如此,反对者也都是田多的大户人家,这些人家多出知识分子,雍正也就挨了不少骂。

3、 简化了征纳手续,官员作弊更加不易。以前赋税名目繁多,征税的来了一拨又一拨,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这次征的是什么税。现在简化成一种,每年两次,税率公开稳定,捣鬼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摊丁入地以康熙五十年统计资料为准,此后出生的人都不用交丁银也就是人头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

以前,为了少缴这个人头税,有很多极端的办法,比如杀掉自己的亲人,包括老人、婴儿和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只是为了逃人头税;瞒报私藏家人,也是为了逃人头税。摊丁入地后,不征人头税了,大家也就没有必要瞒报人口,全国人口数量急剧上升,迅速超过了一亿。

这里要佩服清朝早中期的统治者一把,这些家伙,尽管是外族入主中原,但是谦虚好学,雷厉风行。另有一样好处,就是深谋远虑,战略目标非常清晰。清朝入主中原后,开始因为缺钱,沿用一条鞭法,等到吴三桂平定,屁股坐稳之后,就开始解决税制这个根本大计,先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对今后新增人口不征钱粮,永不加赋,然后康熙五十五年在广东四川试点,雍正全面铺开,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全部结束全国摊丁入地的改制工作。六十多年的时间,历任三朝皇帝,成熟则改革,不成熟则等待,锲而不舍地缓缓推进一项重大国策,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即使现代,随着政府更迭,一般也做不到这么稳定。

此后的田赋征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名称虽然有改动,实质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换到另外一个相关话题。农业税的税率。

我们都说农民负担重,那么,农民负担,在这两千多年来,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传统中国人的认识,认为什一税是最合理的,也就是10%的税率。达到30%就要算是小暴君了,达到60%不得了,就是大暴君。战国时代,齐国就曾经有“民叁其力,贰入于公”的记载,那就是大暴君。

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当然是秦始皇,在税收这个问题上,他也做得比别人魄力大。它的子民除了有高达全国15%人口的人要服徭役之外还要缴纳多少的田赋呢?“泰半”,也就是66%!那让老百姓怎么活啊,所以要造反逃亡。

刘邦就学乖了,他只收秦始皇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十五税一,6.66%。我们新中国1990年代的农业税税率约为7%,跟刘邦差不多。

汉景帝更乖,他收刘邦的一半,三十税一,也就是3.33%。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允许部分省市适当减收农业税,一些发达省市,比如浙江,税率为3.5%左右,相当于汉景帝的水平。

有时候这个税也会瞎收一气,比如朱元璋时代,浙江青田县田赋为八合米,就因为这是刘伯温的老家,放水来着;嘉兴湖州无锡苏州环太湖一带,税率竟有二三石还多,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张士诚的根据地,属于惩罚性税收了。

总体而言,我国历史上农民的负担,从田赋的正项来看,大约稳定在每亩三升的水平。但是到了王朝晚期,杂项和附加往往高于正项,所以有“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的诗句。

人头税的征收办法,就要根据各朝代不同的标准来确定哪些人该缴,哪些人可以减免,比如北宋时候,七岁以下什么都不算;七到十四岁的孩子,只长了一张会吃饭的嘴,所以叫“口”;十五岁以上,才算是“人”;二十岁以上到六十岁,拿得动刀枪,算是“丁”;六十岁以上,就算是“老”,不用交税服劳役了。

扯句题外话,说到税收,中国古代人是很聪明的,除了农业税之外,中国很早就有专营制度。比如盐铁茶等等。这些都有大利可图,但是生意只准官家自己做,不准老百姓做。原因是什么呢?这样做的基本原则是“暗取明予”。

盐、铁、茶、酒、香烟等等东西,定价的时候老百姓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定这个价,也感觉不到被盘剥,只是老老实实地购买使用,用不起不用就算了。夺之无形,这就叫“暗取之”。国家有了钱,修桥补路,造原子弹,救济灾民,老百姓很高兴,觉得政府做了很多好事。予之有形,这就叫“明予之”。这套法子行得通,因为老百姓“予则喜”,“夺则怒”,基本上是没什么头脑的贪心傻子。

直到现在,世界各国,也还在用这套把戏,这套把戏的原创者,是齐国的管仲。

关键词(Tags): #国家收税(嘉英)#农业税#田赋元宝推荐:不爱吱声,雪个,四月一日, 通宝推:喝点红茶上会网,左手拈花,梦走天涯,不感冒,王树,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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