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麻烦斑竹转至谈古论今区多谢) -- capo1234

2006-03-19 12:37:38capo1234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麻烦斑竹转至谈古论今区多谢)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

文/Capo

明末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案,向来纷议不断,争吵不休。直到现在,仍然有好些资深的明史研究者对其各执一词,无法定论。双方的观点以阎崇年先生和樊树志先生各为代表,而其中的牵涉又繁杂无比,史料浩瀚,极难厘清。近日偶读到碧血汗青兄关于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一文,引证颇丰,但仍有不敢苟同之处,于是随手再写些零碎文字,算是争鸣。

由于时空的限制,今人若要还原历史,只有求诸史料与考古实物。但当这些资料严重缺失或者自相冲突的时候,如何窥测真相,去伪存真,就往往成了天大的难题,甚至有时候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历史学也往往就此由史料之争,变成了观点、立场、感情乃至口水之争。所以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或者“还原绝对的真相”,而只是希望在不同观点的交流中,旁观者可以同时听取到来自双方的证据,从而自己得出更为公允的结论。本人在感情上并非“挺毛派”,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挺毛的,希望能够在观点的碰撞中有更多的收获。

一. 毛文龙要投降皇太极吗?

碧血兄文章的第一部分《斩帅公案》,通过对《满文老档》记录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毛文龙降清已是迫在眼前,因此袁崇焕杀毛程序上固然不对,或者似乎有更佳的解决方法,但整体上来说,“袁崇焕斩帅斩得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也并不冤枉”。

那么,毛文龙真的像碧血兄所说的那样,如此迫切地想要投降后金,以致事态严重到必须马上斩杀的程度了吗?我们再从头审视一下《毛文龙来信》,也许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满文老档》的来历以及渊源,碧血文中已经记叙颇详,不再赘述。碧血兄接着说:“这些信起于……天聪二年正月,止于四月。”这里已经犯下一个错误。因为稍加解读,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些信件被归档于天聪二年正月及四月,但实际上它们跨越的时间幅度非常之长,甚至一直到了毛文龙被袁杀死以后!许多档案的归档时间给清朝的官员搞错了!

比如王子登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书,是向皇太极解释阔科为何被俘,马通事为何被杀的(和碧血文一样,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引文均来自1990年北京版的《满文老档》)。但查后面毛文龙的来书,明明写道:“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则五人明显在五月份才到达皮岛,五月十六日还在去镇江的路上,王子登又怎么能够于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书中未卜先知,提前解释他们被俘的原因?再看后面又说:“又去岁八月,刘副将(注:指刘兴祚)来岛告称……十月,刘副将之诸弟来岛告称……”查《崇祯长编》及《清太宗实录》,知道刘兴祚明明是在崇祯元年,也就是天聪二年的九月逃到皮岛的,这说明,王子登的这封来书实际上写于天聪三年的三月,给错编到了天聪二年!了解实际的时间顺序,对我们搞清楚各封“来书”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再如毛文龙第四书,显然是写于五月十六日,将阔科等人送回镇江之后。毛文龙第五、六两书,是解释为何这些人“误入户部船”。按朝鲜人赵庆男所著《乱中杂录》卷七,崇祯元年十月十七日,毛营的都司苏万良率家丁等到达沈阳送信。皇太极问:“前去信史曲虎(按:即阔科)等四人,何至今不送?杀马通事官何也?”都司刘万仁回答说,信史在那边杀了四十余个汉人,罪在通事,所以杀之。可见当时皇太极仍不知道该事的缘由,使者送去的可能就是毛的第五书,则这两书都写于崇祯元年的九月之后。

《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来信》,非但时间上归档混乱,而且连来信人也是相当不清楚。所收好几封档案仅仅称:又有书云……之类,既无时间又无来信人。如“我向以礼貌待人……”一函,读来又不像是毛的手笔,也不像是王子登手笔,只是混归于一处罢了。而清朝对此的回信,更是没有一封收录。导致这批书档的混乱,在整个《老档》中显得绝无仅有。对比《老档》中袁崇焕与后金的来往书信,不仅时间人物清清楚楚,而清朝的回信也是收录俱全,前后衔接,明明白白。相比之下,《毛文龙来信》显得一笔糊涂账。更好笑的是,《毛文龙来信》中有一些极其明显并非出于毛文龙的文字,也给混杂于一处,最明显莫过于毛第七书的后半部分,从“前者我遣周姓人……”开始。这一段显然是王子登或其他人在毛被袁杀死后写给后金的书信,明眼人一读便知。

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显然写信人看到毛文龙“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又看到皇太极也是“犹豫狐疑”,觉得等毛文龙投降已无指望,干脆以毛文龙蓄意叛逆密告袁崇焕,从而杀了毛文龙。而告发者,即写信人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若此信是毛文龙所写,他又怎会向袁崇焕告发自己叛逆?又怎会在自己被杀之后还因为“告叛有功,升为副将”?

碧血文中对如此明显的漏洞竟然视而不见,并随心所欲,篡改了原文。把“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改成“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可见碧血原文)。即使如此,读来仍是不通,因为前面仍有“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的话,而且毛已经是总兵官,又怎来“升为副将”?碧血本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加注问道:“此何意乎?”

碧血汗青所依文字,自然是1990年北京版之《满文老档》,而为了避免矛盾,自作主张随意改动内容,则不可取。又或者是翻译问题?虽然本人不通满语,但对照我可以找到的各种《老档》版本,如台湾版,或者是阎崇年在《袁崇焕资料集》中所另外翻译的版本,都可知这段话并无翻译或印刷错误。现在通常所谓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七书,并不包括这最后一段在内。碧血兄若数《老档》目录,可知其实有八书,但这最后一封显然不是毛文龙的。

这段文字后面又说:“负恩逃来……”,毛文龙从未在后金当差,又怎会有“负恩逃来”之说?显然是原后金官员说的话。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写的,而非归档所称的天聪二年。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又怎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而且按《表忠录》,毛尚在时,耿仲明还叫毛有杰,又何来“耿千总”?该文又称,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按《毛都督轶事状》,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又怎会有“四弟往山东”?可知这封信其实是崇祯二年六月,毛文龙被袁杀死后才写成的,写信人大致就是前面那个王子登,因为王子登本来就是后金的镶黄旗副将,所以才有“负恩逃来”的说法。而且我们很快会分析到,从头至尾的“归降”事件正是这个王子登从中唆使促成,甚至伪造的。而且“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也符合后来的事实:孔、耿在山东叛乱,王子登就在其军中,并且曾出过大力。按毛霦《平叛记》,攻陷登州城后,叛军付都元帅李久成死,而王便代其守城。因此十分明显,这最后一封信本来就是清朝的史官给归错了档,误放在毛的来书后面而已。以此来大力论证毛降金迫在眼前,不免大谬。

而碧血文中为了回避以上种种极明显的矛盾之处,尤其是绝对难以解释的“毛总兵官死后”一句,干脆就在引文中不声不响把它给自动删掉了。

我们不妨从头再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毛文龙来书》,但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

天启六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在叆鸡堡去世,十月起,袁崇焕即以吊丧为名,开始了与后金的第一次和谈。在明方来说,此举是为了给他们既定的重堡推进战略争取时间,趁休兵之际,赶修锦州、中左、大小凌河、松山等地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从而实现“且筑且前”的目标。从后金一方来说,则是要赢得正面的歇战期以扫除后顾之忧,特别是朝鲜和毛文龙的威胁,所谓“先抢东江,次犯宁远山海关诸城”(见《李朝实录》)。于是后金于天启七年发动征朝鲜之役,也就是所谓的“丁卯之役”。按《东华录》,皇太极在出征前说:“此行非专征伐朝鲜。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可知清除毛部的威胁是其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战争结果,朝鲜义州、郭山、汉山、安州、平壤、昌城等地俱皆陷落,被迫屈服,签订和约,开市纳贡,以满足后金的经济要求。后金又强迫朝鲜,今后不准毛文龙部队在朝鲜境内入城或登陆。据《仁祖大王实录》五年九月丁卯,金国的使者扬言:“毛将今后下陆,若耕一亩田,则我国决难终守合约,贵国受兵必也。”毛部此时主力都在皮岛,云从岛及各海岛上,铁山一带只有老弱数千,也被金兵屠杀殆尽。从此毛文龙几乎失去了大陆上的所有根据地,情势相当恶劣。《熹宗实录》与《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里虽有毛文龙所奏在丁卯之役中大捷的报告,但甚有可能是冒功虚报,在此不论。当是时,以袁崇焕的正面关宁精兵,在朝廷严旨下都不敢去救朝鲜,表面上大为布置一通,却一直在三岔河一带徘徊不前而已。要求毛的敌后部队正面接锋,野战杀败后金主力,也未免不太现实。

杀败朝鲜,彻底把毛文龙赶到海上之后,皇太极和谈的战略目的已然达到,于是立即起兵,扑向锦州。四月十八与朝鲜的合约墨迹未干,五月初六出征锦州的兵马已经动身。至此第一次和谈彻底破裂,明军的大小凌河等城尚未修筑完毕,均又被金兵毁坏,但锦州已经修好,藉此明军取得了著名的宁锦大捷,在此不再多述。然而此战只能说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明军在战略上依旧未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取得任何战略主动权。不久形势又再次变化,袁崇焕去职王之臣接任,然后天启皇帝驾崩,崇祯上台后剪除奄党,朝中政治形势天翻地覆。而此时,大明在财政上也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各地欠饷之多之严重前所未有,哗变之事此起彼伏,只需查之《明实录类纂》之军事史料卷,触目惊心,自然了解。在此内外交困下,明军终于不能再坚守锦州,主动放弃之,金兵派人将其城墙轻易破坏。至此,明方藉第一次和谈休战时间而赢得的全部成果丧失殆尽,战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空费了大量版筑之金钱,而后金则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标,客观来说,是第一次和谈中得益较多的一方。

然而在恶劣的情势下,再次和谈对于明方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新皇帝上任,朝中政局不稳,难以集中精神在边事上。第二,急需筹措饷银,以安抚各地的饥兵。第三,辽东残破,尚需从头再次经营。对于毛文龙来说,新败之后退守海岛,失去了陆上的基地,朝鲜又已经屈服于后金,无法再借为屏障,也需要好好修整再筹画下一步的部署。之前袁崇焕因为讲款误事而被迫离任,接任的王之臣对后金封死了一切谈判的渠道,这就给了毛一个契机。加上王子登等人新近从后金那边逃过来,极力撮合,于是就有了毛文龙试图与后金和谈的举动。

按照《毛文龙来信》第一封里的说法,这种尝试开始于天启七年十一月,毛文龙派遣游击金秀柱和王子登的两个家人前往金方送信,试探和议的可能。这些人于十一月十三日进入威宁营边界,但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不知是被守边的兵抢劫杀了还是给皇太极扣留了。因此毛文龙于崇祯元年正月又写了我们今天见到的第一书,再次询问和谈的事宜。

此信尚有汉文原档残存,现藏于台湾,亦被收录在《明清史料甲编》内,文字基本上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档案封面有“天聪元年初次来”七字,时间上与《老档》颇有冲突。考查内中文字曰“于十一月十三日……入境,至今两月,未见回音”,则该书写于正月无疑。若按《明清史料》的说法,则该信写于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之正月,但当时天启皇帝尚在,决不会有“况我先帝代逝”的句子,因此应是《老档》为准。而后金官员对历史档案整理之混乱,又可见一斑。

再考之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其六年三月有记载,胡差曲虎(即阔科)带着七个人去向毛营,说到年前毛帅曾差人通气,说“新天子即位以来,有意于和亲云”。但金国“不信其言,抑恐毛帅有他谋,斩其人而不纳”。不久后毛文龙又派遣王姓之人,再陈述和好之言,前后相符,于是皇太极才回心相信,派遣曲胡和七个从人,连同王姓人一起去毛营谈判。“细听其言,如其不诬,则定与约和而还”。

《仁祖实录》的记载,有力地印证了毛第一封书信之事,可见第一批派去的人因为未能取信于后金,已经被斩了。而《满文老档》中又有王子登之密信,相互对照,也确证此事无误。王子登本是后金镶黄旗参将,驻石城岛,天启三年毛文龙就曾与之通书,欲招揽之,结果被告发。但金方认为这是明朝的反间之计,不但并未处罚王子登,反升其为副将,此事亦见于《满文老档》。王子登得后金信任,感激非常,誓死效力。他于天启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毛文龙甚是高兴,封其为总兵官,但王子登实际上仍是为后金办事,成为毛身边的奸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密信,实际上就是敌后工作的报告。

读王子登的密信,可知他到达皮岛之后,大力向毛宣扬皇太极的仁德。毛露出口风说:“倘与我和为一家……富贵封侯,有何难哉!……今我掌权,独断独行,其所奏之言,均可施行。如此则大事岂有不成乎?”王子登一听之下,“不胜欢喜”,马上亲自草拟了和议书送去,并急急写密信告于皇太极。读毛文龙第一书,决无“投降”的意思,只不过试探和议的可能。并说道,往日袁崇焕请和,因为群臣齐相争议,这才迄无定论。而他毛氏权柄独操,“海外地方,俱令我辖”,因此若是他来讲和,“帝必纳之”,“断不似伊等贻误国家大事”。口气虽然狂妄,却决无乞降之意。而此时,双方经历年前丁卯之役后,正是仇怨极深之时,向来对和谈极有兴趣的皇太极收到口信后,非但不敢相信,甚至怀疑毛有什么阴谋,干脆把第一批使者给杀了。可见毛之前和金人是不折不扣的死敌而已,更没有什么“世交”。王子登在密信中也是战战兢兢,称道“事若王子登泄露,则将生命不保矣”。可见毛文龙要是发现他的奸细身份,那也是当然不会客气。此时是崇祯初年,也即天聪二年的正月。离袁崇焕双岛杀毛文龙事已经只有一年半了。我们再接着看看毛文龙如何在这一年半中突然180度大转弯,死乞白赖非要投降不可的。

毛的第二书,据《老档》所载,是(崇祯元年)二月接到的。以其言语看来,似乎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口头协议,所谓“初和之事,两国告成”。而毛一方收到了金方的礼物,以绸布等回赠。其中看不出有投降之说。该书也有残档,见于《明清史料甲编》,文稍不同。

王子登的第二书,也是再次大力催促皇太极与毛文龙议和。“汗须始终如一,勿违毛都督议和之意,凡事相议而行,何患大事不能成”。若毛文龙要投降,作为内奸的王子登怎能不立马飞书通知皇太极,并以此邀功。所以写这封信时,毛文龙和后金仍只是正常地进行和议而已。这封信没有时间,但应当在二、三月间。

毛文龙的第三书,按《老档》记载,于(崇祯元年)四月接到,是一份类似誓约的东西。双方对天发誓,从此和好。皇太极一方“思欲和好,即归还旧地,誓告于天”,而毛文龙则“若怀前仇,阴谋杀害,肇起异端,则唯天鉴而诛我毛文龙”。我们无法得知双方私底下还进行了何种交易,若只看该档文字,则简直就是明朝前所未有的外交大胜利。皇太极要和平的话,需要马上归还占领的明朝旧地,这是何等让步,袁崇焕当年在宁远和谈时就从未做到过。而毛文龙呢,只要不怀前仇,不阴谋杀害,不制造冲突就可以了。明军当时屡战屡败,见金兵避之唯恐不及,又何敢“肇起异端”?所以这份誓约是否能够实现,倒是颇值得怀疑的。不过仍看不出毛文龙“投降”之迹象。《明清史料丙编》有一残档,为一使官所叙述的和约内容,文字大体相同。

从毛文龙的第四书起,形势突变,刚刚达成的和议突然又陷入僵局,原因就是皇太极的使者阔科被抓,押往北京。该事碧血文已经记载甚详,不再赘述,但是碧血文颇有言不及义之嫌疑。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关于此事的那几封书信。

毛写第四书时,按照文字,应在五月十六日之后。按照毛文龙的说法,户部的人对金人往来频繁,已经产生怀疑(该书亦有残档留世,见于《明清史料丙编》)。查阅此书,字里行间虽然有些偷偷摸摸,但也未提起要投降叛变的说法。又查谈迁《国榷》之崇祯元年三月之记载,有“援辽总兵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固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的说法,证明这次和谈,毛文龙是上报了朝廷的。而毛文龙第六书(我们暂且跳过有“两面夹攻”句子的第五书不论,后面另谈),突然称这些人“误入户部粮船”,被抓走了。这第六书也有残档流传,载于《明清史料丙编》,但多有破损。单看毛的第六书,似乎也不像投降的语气,只是说“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云云。但因为阔科误被抓去,必然导致“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因此“败我大事”。于是毛文龙在书中推卸责任,说明此事并不是他的“哄诱”,并要求继续和谈,“同享幸福,名垂万世”。

如果按照碧血汗青的猜测,户部官员黄中色识破了毛文龙与后金私下往来的机密,暗中设套,抓了阔科等人,人赃俱获(既然擅自抓了人,想必毛给皇太极要求“投降”的回书也自然一并缴获了),直接解送朝廷,那我们自然要问,黄中色为何后来没有在御前狠狠参劾毛文龙谋反叛逆,而朝廷对此也没有任何反应?更进一步,要是毛文龙当真投降后金,眼看大事即将败露,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以其海外天子的权势,当年“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的狂妄,莫说把人截住不在话下,甚至把黄中色一班人全数杀了灭口,来个死无对证恐怕也有可能。但毛文龙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过来还在《塘报》中大肆吹嘘自己将夷人头目“俘解至阙”的功劳。再查明方朝廷记录,按《崇祯长编》元年七月,有“东江总兵毛文龙,送大清议款使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四人至京”的记载。《明实录》本无崇祯一朝,《崇祯长编》乃清编《明史》时,按明方档案特意补上的,谅非毛文龙之力可能篡改。这说明在明廷看来,阔科等人是毛文龙送来的,而并非黄中色暗自瞒着毛文龙抓捕而来。

就算毛文龙神通广大,可以封住阔科的口,这“私通外番”的罪名总归逃不过去。但查当时朝廷记录,也绝无对此的攻击。要知道当时魏党垮台,毛文龙的处境极为不妙,一众文官对其的攻击无时无之,在粮饷上对其的克扣更是严苛。后面将分析到,毛文龙当此逆境,思想稍有动摇也并非没可能。但并无人攻击其谋叛通敌之类罪名。阔科等人到北京后一个多月,山东总兵杨国栋疏陈毛文龙有十大罪,但凡能搜罗之罪名全部上纲上线,居然也绝口不提这新鲜热辣的“通夷”一事,说明阔科被抓一事决非瞒着毛文龙私自行动的。而对照后来王子登密书中所称“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的言语,可知王子登之言,当真不尽不实。

多方比对之下,这件事最有可能的原因,可能还是毛文龙想玩小花招,顺便给自己邀功请赏一番。如碧血文所说,毛的自己人“误入户部船”似乎不大现实。而按前引《乱中杂录》卷七载,都司刘万仁在十月对皇太极解释此事的时候说:“信史出去时,杀汉四十余,枉害人物,罪在通官,故杀之。”可见后来王子登所称的滥杀无辜一事多半不假。毛文龙得知之后,恼怒之下杀了马通事,顺便把阔科一行交由户部之人带回北京邀功。对后金则谎称“误入户部船”,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致和皇太极翻脸。

按毛文龙的一贯表现来说,做这种事情自是顺理成章。杀马通事固然是其罪有应得,而毛文龙究竟是有意杀之,还是一时性起杀之,如今也不得而知。但“献俘至阙”,却是毛最喜欢做的事情。毛文龙好大喜功,捏造冒赏就不用多说了,而每次抓到俘虏,必定要大张旗鼓,一路押解到北京领功。天启五年十二月,毛解京的一百三十名俘虏行至石城岛时“兵变”,杀伤不少,登莱巡抚武之望就曾上奏说,各边擒获的俘虏,极少有解献入京城的,除了少数几个大头目,多半是就地正法。唯有毛文龙“一解再解,以至踵解不已”,沿途保护、看管、耗费不少,要求以后不要再解俘,上疏通知就可以了(《熹宗实录》五年十二月乙亥),但毛文龙仍是解俘不已。按《表忠录》里徐尔一的奏折,当时已经累积到四百七十多人。这当然是毛文龙喜欢邀功的表现,也说明他向来是那种有了功劳决不放过,没有功劳也要夸大谎报的那种人。以户部刚巧在岛的借口对皇太极搪塞,对朝廷则大肆吹嘘自己的功劳,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若毛文龙此时已有投降之心,则决不至于冒着跟后金翻脸的危险,去邀明朝无用之虚功。而若说是黄中色设计擒拿,毛文龙无可奈何,以前文分析之,是更加站不住脚的解释。阔科事件之后,毛部兵官更是在朝鲜各地大肆截杀“差胡”(后将详谈),也说明把对方的使者做为俘虏擒杀邀赏,正是毛文龙的拿手好戏。

那么,在毛文龙身边的后金奸细王子登,为何没有向皇太极及时报告真相呢(如前文所分析,直到次年三月二十五日,皇太极才收到王关于此事的密信)?第一,王子登未必事事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其中内幕。第二,就算他清楚毛文龙只是献俘邀赏,对皇太极的解释不尽不实,以他当时的身份处境推想,默不作声也是最好的作法。从前面几封书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毛文龙和皇太极的和谈,本是王子登一手促成并大力推动的,只有把“大事”做成了,他才算是有功于国。毛的第一封求和信就是王子登亲自草拟,而在第一封密信中,他更是大力鼓动皇太极,“速遣通晓汉语亲信之人,与去者同往皮岛”,促成谈判。现在毛文龙突然把后金的使者抓起来送去北京,皇太极怎能不迁怒于他?按朝鲜《仁祖实录》六年四月,“王子登有子之妻,尚在虏中”,可知王子登的家属并未一起逃来,还在后金手中。他要敢说明使者其实是毛文龙解去献俘了,皇太极的第一反应不外乎是:好哇,你毛文龙居然借和谈的幌子诱哄我的人!而第二反应恐怕就是:谁当初竭力说服我去和谈来着?不就是你王子登么?现在我的人没有了,怎不拿你家属是问!因此王子登所要做的,恐怕也就是为毛文龙全力撇清责任,就算知道,也只好默不作声。若《老档》最后那段显非出自毛文龙的文字是王子登所书,则他在其中称毛文龙“欲降之心,半真半假”,“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就最好地印证了毛文龙此时的行为,前后文件对照衔接,极为合情合理。

但事情坏就坏在,这个阔科(或曲虎)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使者,而是皇太极极为宠信的心腹大将之一。按《仁祖实录》六年十月壬寅,“上曰:曲虎何如人耶?兰英曰:汗之爱将,而多领汉人矣。”因此皇太极对此事极为愤恨,一直念念不忘。以致事发近十个月之后,王子登不得不再写密信给皇太极,再次解释阔科之事,这就是《老档》王子登(崇祯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信件(被误归至崇祯元年)。

在这封密信中,王子登先是大力叫苦,说他一心促成和谈,“谁知对二处均无利益。我诚天地间无用之人也。”毛文龙怪他当初说金国汗如何如何亲善仁德,想不到派来的诸申使者扰乱地方,又以“大言欺我”,这都要怪在王子登的头上。而皇太极更是因为阔科一事,不再信任王子登的话。于是王子登再次解释阔科事件,说道该事的缘由,其实是那二人自己不好。纵观全信,王子登一方面竭力撇清毛文龙的责任,以证明毛是好人并非诱骗,当初和谈其实相当正确(从而体现他本人的功劳),一方面又大力劝说皇太极捐弃前嫌,再次派使者前来,更以毛文龙“去岁七月”曾有归降之意来作为说词。别的暂且都不论,该信中一字一句的用意,在今人看来都是很明显的。毛文龙最初是把责任全部推给户部官员,给皇太极留足面子。而王子登则提到使者滥杀无辜一事,说明他们本身也有问题,试图平息皇太极的怒气。而且据前引《乱中杂录》,该事恐怕早已为后金所知,隐瞒亦无益。碧血文中长篇大论,力证两者之不同,因此非一人伪造。但首先,毛的第六书并未流露出有投降或叛变之意,纵然是毛之原文,也不能证明毛通敌。第二,两书之写成已相隔半年左右,就算是出于一人手笔,因当时情势迥异,对事情的解释前后稍有不同,亦不出奇。何况前文已经分析,使者在毛文龙无力挽回的情况下被户部俘获,直接献于朝廷,无论从毛之性格、当时之情势、朝廷与舆论之后的反应看来,决无可能。都是写来搪塞皇太极,以达到继续和谈之目的罢了,谈不上哪篇更接近真相。

在此要专谈一下毛文龙的第五书。该书前面亦只是解释阔科事件的原因,到最后忽然奇峰突起,竟说道:“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之。”这难道不是毛文龙通敌叛变的铁证?

但这封档案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满文老档》中收毛文龙来件七封,有五封都有残档留存,收于《明清史料》中。内容大体相同,文字稍有出入,当为满文翻译之故,但足以互相印证。这第五封则不见于档案,难知是真是假。纵然有此一书,文字上是否是原来的意思,也难以考证。特别是《毛文龙来信》不署时间,更无后金的回书作参照,不免使人摸不着头脑。

第二,从文字上看,该书前半大段都在解释阔科“误入户部船”的缘由,这和毛文龙的第六书彻底重复。对比两书,大体所讲都是一样,为何同一事要反复解释两次,且文词雷同,甚是奇怪。而且看第五书,前面陈述被捉事由,行文条理清楚正常,最后劝谕皇太极之后若派人,“须仔细辨认”。按说到此书信已经结尾,后面突然冒出来“无论尔取山海关……”此类语言,和前文绝无逻辑联系,突兀之极,不禁教人惊愕。

第三,联系当时和谈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分析过毛的一、二、三、四书,只是和谈而已,并无任何投降或者叛变的迹象。之后的第六、七两书文词闪烁,但以“大事”概括,也绝无明目张胆,公然书写欲投降或叛变的地方。若按前分析,这第五书的递送时间当不早于崇祯元年九月,而该年元月,皇太极还和毛文龙势若死敌,把他派来的使者杀掉。该年四月的第三书,皇太极还要“归还旧地,誓告于天”。该年五月,毛文龙还有意无意地把皇太极的使者解送京师,塘报里大肆报功,令皇太极恼怒非常。因此这番言语就和之前之后的僵持情况无法吻合,令人颇感大惑不解。恐怕突然见到“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皇太极本人也要大吃一惊吧。

第四,第五书里对阔科的处理方法为事理所必无。按毛文龙的说法,使者在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被户部抓去了北京,而他得知以后,“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这阔科(曲虎)乃是和毛文龙谈得“同气同意”的使臣,而从之前所引《仁祖实录》的文字来看,他更是从皇太极收到第一封信起,就专门与毛文龙交涉的使臣,经历了到那时为止整个谈判的全部过程。所以要是毛文龙和皇太极已经谈好“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的作战计划,这个阔科决无不知道之理。按说掌握这等重大机密的关键人物,要是被人捉了去,毛文龙有灭族之灾(按《表忠录》,毛之家人已经给他遣返杭州去了),且不说皮岛范围之内,毛决无救不出俘虏的道理,就算真的鞭长莫及,毛应当怎么做呢?自然是尽快杀人灭口,杜绝后患,越早越好。又怎会“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若我是毛,得知朝廷抓住该使者并判了死刑(显然,还没有问出什么来),谢天谢地还来不及,恐怕还不放心,不等秋后勾决,自己雇个刺客先将其杀掉再说(有这个神通救人,还没这个神通杀人?)。决不能花上大把银子把他“养之于内地”,那岂不是多活一日便多一日危险?更况且从文字中看,毛虽然能救其性命,却还无法把他自由地再运出来,尚需“奋力交涉”。这种贿赂之事,多一道关节便又是多一道危险,毛和该使者之间的重大关系,又多一人知晓,此等不智之举以毛文龙一贯性格来看,当不可能。以上可知,这第五书应当只是欺凌皇太极的假话大话而已,既然如此,所谓“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又怎当得真?

第五,根据王子登次年三月的密信,毛文龙在崇祯元年七月左右的时候被众文官纷纷弹劾,心中郁闷,曾有“往登北岸”的想法。但是手下说,我们当年抓了镇江的佟游击解送,如今又抓了牛录额真阔科解送,又不清楚汗的意思,就算突然前往,对方也不会容纳。于是毛文龙恍然大悟说,“所言良是,我将遣人往观汗意如何”。由考虑投奔转为试探,但不料“前往之人被羁留”,于是断绝了一切投奔的可能性。而且纵观整个《老档》之密信,可知皇太极因为阔科一事,对毛文龙派去的使者均羁留不放,后来更发生了皮岛收留刘兴祚一事,皇太极大怒之下,更加绝情,言称“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断绝了一切交流的渠道。王子登之言是为了说动皇太极继续议和,其真假夸张程度不知如何,但至少说明:一、在崇祯元年七月之前,毛文龙和皇太极并没有谈过归降的可能性,不然也不会“未能仰副汗意”,“忽然前往”。二、所谓“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就算真的是毛文龙之书,也应当是一次试探,但最后根本没有得到皇太极的回应。因为至少到次年的三月二十五日,离毛被杀只有三个半月(该年闰四月)时,双方的和谈仍然陷于僵局,甚至没有使者互相往来,由王子登书可证。

综上所述,毛文龙的第五书,其来历可疑,内容矛盾,就算真有其文,也并不能作为毛文龙投降叛国的证据,后文更将结合毛、金以后之表现而论证。《崇祯长编》二年闰四月:“总兵毛文龙报称: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兄弟七人收回岛去……”说明金方也认为毛文龙的来书一向是“语皆饰欺”,并不当真。更查《仁祖实录》六年(即崇祯元年)十二月壬辰,有“龙骨大(按:金人也)招朴璇密语曰:……贵国既以诚信相待,何敢有隐,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我欲觇彼,以相通也。”可见后金一方也并不把与毛的和谈当成一回事,认为只不过是双方互相要窥探对方的情报,所以暂且往来相通谈判而已。

崇祯元年九月,原后金的守备刘兴祚(又名刘爱塔)以诈死为掩护,投奔皮岛,十月,其兄弟共七人又陆续到来。刘兴祚可谓后金建国以来,降明的最高级别官员,因此皇太极极为忿怒,指明皮岛要人。毛文龙在刘兴祚归降一事上对内自然又是虚构冒功了一番,但面对皇太极的要挟,拒不放人,使得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太极定是派人去皮岛送书,把毛文龙大骂了一番,说其“骄恣失信,俾人生疑”,于是就有了毛文龙的第七书回信,也就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的最后一封来书。

这封书亦未署明时间,总之必在崇祯元年十月之后。毛文龙在该书里口气强硬,近乎谩骂,因此孟森先生才说此书“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譬如“尔若不顾,则亦已耳!何以大言欺我?”“事成之前,尚且如此。一入陷阱之中,岂能以礼待我耶?”“尔言误矣!”“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屡行欺诈,反复无常……良可惊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何其无智乃尔!”“设尔进退维谷,听命于我,我岂肯乎?”……不一而足。观此书,和《毛信》中第四、五、六等急急切切,寻求谅解的口气已经迥然不同,确实难以教人相信,这竟是迫不及待想要投降之人。皇太极信中说,如果不送还刘兴祚等人,就不再来往,毛文龙又借口拒绝。双方之后的关系必定更加僵化,以致于王子登坐立不安,终于又写了三月二十五日的密信,要皇太极尽释前嫌,甚至不惜亲自去说动刘兴祚也成为“卧底”,以此来劝说皇太极重新谈和。

这便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的最后一封来书,而其后半部分并非毛文龙手笔,之前已经分析过,不再多说。如果这段误归入毛文龙来信的文字可以相信(多半是王子登所写),那么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毛文龙直到被杀,并无真心投降之意,以致王子登觉得已经没有指望,干脆以蓄意叛逆的罪名密告袁崇焕,以此杀了毛文龙。若其事不假,则毛文龙亦是为反间计所杀,和袁崇焕又何其相似!而且毛文龙“降敌”的证据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若不然王子登作为和后金谈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焉有不收集铁证而呈给袁崇焕,以确其事之理;而袁崇焕之后又焉有不在杀毛文龙时,将该证据公诸于世,定为第一该杀大罪之理?直到毛文龙死后,王子登仍是战战兢兢,不敢书东江之事,害怕“一旦传扬,唯恐被牵连,事将难解”。那王子登本就是后金奸细,若毛文龙一心投降,则根本不必隐藏身份,直接引见便是。可见毛欲投降之说不确。

有无可能,毛文龙在第七书之后又接连去书,谈好投降之事,只不过《老档》未收呢?第一、由《老档》最后那段可知毛至死并未有实际投降的意思。第二、《毛信》第七书最早亦应该写于崇祯元年年底,而从崇祯二年正月开始,宁远的袁崇焕开始了与后金的第二次和谈(其往来信件清楚明白,均载于《老档》),皇太极对毛文龙“骄恣失信”极为恼恨,现在和谈有了一个正规的渠道,自然再也无意理睬毛文龙这边。从王子登三月二十五日书可见,双方之间已经无甚交流和来往。

第三、毛文龙和后金双方由于和议谈僵,关系迅速恶化。据《仁祖实录》六年(崇祯元年)九月,毛部有人诈降后金,称朝鲜已经与毛谈好,一起讨伐金国。这算是反间之计,或者也可以算是嫁祸之计,只不过若毛一心投降,此计似无任何必要。另据《仁祖实录》,毛部开始在朝鲜境内四处扑杀小股的后金使臣,如崇祯元年十月辛丑,“都督票下军兵生擒真鞑七人,斩级一人,胡马五匹”。十二月庚戌,有后金商人八十在朝鲜会宁府扰攘,毛文龙欲以大军征讨,朝鲜官员生怕惹祸而拒之。而后金也奋起反击,崇祯二年二月,突然杀入蛇浦,毛部在此屯耕,猝不及防,慌忙逃走。不久后后金又进剿铁山,杀毛部官兵数百人。后金同时又对朝鲜加强了外交压力,以其违背当初不准毛部上岸的誓言,威胁恫吓。即《崇祯长编》,也有“(崇祯二年四月)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之记录。纵观种种,可知自崇祯元年末以来,双方关系极度紧张,更不像是在火热议降的姿态。

第四、若毛文龙一心降清,则其对明朝必定处处防范,尤其是崇祯元年起,朝廷严查汰兵,将其兵额由二十万减为二万八千,饷减为三十余万,更把前年多发的扣掉充数。而袁崇焕上台,蓄意剪除东江,自崇祯二年三月起开始掐断毛的经济命脉,令所有粮饷由宁远转运,以致皮岛上“动粮不至八月,竟无颗粒之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二年四月奏)。而朝中对毛的议论弹劾,更是愈来愈烈,以杨国栋疏毛文龙“十大罪”为代表,以致毛文龙自己在奏章中有“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之语(《崇祯长编》二年四月)。然而毛文龙即便在此情形下,对明朝官员亦无任何防范之心,竟只身前去宁远与袁崇焕议饷。此见于兵科抄出之袁崇焕奏折,中有“……凡此,皆愚之也,文龙果坠毂中,是以来宁相见。”等语,确切不假(此奏折载《明清史料甲编》)。可知在袁杀毛一事中,正是袁设下步步陷阱,而毛则毫无机心。袁为了立威,必欲在双岛众人面前杀之,而毛以人多势众,并无反抗。若干野史记载,袁假说是奉旨杀毛,而毛则安然就死云云,不论真假,都说明毛并无反意。若毛一心降清,哪能如此束手就擒,甚至先发制人,抓个蓟辽督师作为投名状恐怕也不稀奇。

第五,从毛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无降清之意。早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后金就两次致书毛文龙,试图将其招降,书均见于《满文老档》,而毛文龙不为所动。毛自己在崇祯元年将妻、子遣回杭州,作王翦多求田舍以自保之意,后来也并未将其运回皮岛。该子名珏,甚是忠义,后来清朝想招募他,他辞而不受,说“恐违先将军之志也”(《表忠录》)。而且若毛真想“归降”,从后金一方来说也决无态度冷淡,拒不理睬之理。皇太极对于明朝来降之人是如何热情诚恳,翻之以后的史料,自然便知,在此不必多说,岂有独拒毛文龙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所谓《毛文龙来信》的脉络。

天启七年九月,王子登逃往皮岛,得到毛文龙信任,并大力唆使毛给皇太极写去了和议信。但第一批使者于十一月出发,此时正是双方关系紧张之时,皇太极难以相信,斩之。

崇祯元年正月,毛文龙再次去信(即第一书),皇太极回心转意,派阔科等使者回访,探讨和议的可能。

崇祯元年正月,王子登密信皇太极,大力鼓动皇太极开展和谈。

崇祯元年二月,双方达成初步的口头和议,互赠礼物(即第二书)。王子登也再次去密信,鼓励皇太极始终如一,达成大事。

崇祯元年四月,双方达成一个暂时的和议,对天立誓(即第三书)。

崇祯元年五月,阔科、马通事等人又来到皮岛,在来途中滥杀汉人,结果毛文龙恼怒之下,把马通事给杀了,又趁户部大臣黄中色等正好在皮岛发粮,让他们把阔科等执送北京请功。毛文龙在奏折里大肆邀功,在写给皇太极的信里(即第四书)则含混其词,推卸责任。

崇祯元年七月,朝中对毛文龙的攻击逐渐增多。户部定皮岛兵额一下子变成了只有三万多,粮饷顿减。毛文龙当此困境,可能一时有了投向皇太极的念头,但因为之前双方从未有此试探,所以不知深浅,派使臣去打探,正好皇太极因为阔科一事在火头上,结果使臣被扣留,试探失败(如果第五书的确是毛的手笔,则应该是这段时间所写的)。

崇祯元年九月到十一月间,皇太极仍不肯放过阔科一事,为此毛文龙写了第六书解释。这封书仍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毛文龙可能已经失望,于是干脆打断念头,不惜与皇太极再次撕破脸皮,收留了后金逃来的刘兴祚等人。皇太极问皮岛要人,不然就断绝一切来往。与此同时,双方在朝鲜境内的冲突逐渐增多,关系渐趋紧张。

崇祯元年年底或崇祯二年年初,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第七书,语气傲慢狂妄,再次拒绝归还刘兴祚等人。但仍然留下后路,没有把话说绝,希望双方继续议事。但此时皇太极已经与袁崇焕开始第二次和谈,所以反应也不热烈。

崇祯二年三月底,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仍然陷于僵局。王子登心急如焚,写了密信给皇太极,再次解释阔科一事,并力说皇太极不要拘泥于刘兴祚等逃跑诸申的小问题上,希望能和毛文龙把大事办了。在这前后,后金已经对开始毛部大肆打压,攻破铁山等地,并严令朝鲜不得让毛部上岸。

崇祯二年三月起,袁崇焕掐断皮岛粮饷海路,改由宁远转运,毛文龙与之力争,并去宁远议饷,未果,约于双岛再议。

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杀毛文龙于双岛。在此之后,王子登(?)再次写信给皇太极,说明前后缘由,是他觉得毛文龙归降之事并不能指望,干脆密告袁崇焕杀之,并称自己已经同“耿千总”谈判投降之事。后几年便有山东之叛。

以此推论,我认为,纵使相信王子登为邀功的一面之词,承认毛文龙曾有过一时的动摇,也无法得出他必然投降后金的结论。更不用说这个动作迫在眉睫,“很可能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或者如果不斩的话,“非但东江一镇可能将马上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这些结论,我想是经不住推敲的。从事实上来看,毛文龙至死仍然忠于大明并坚持抗金不已,更况且袁崇焕之杀毛,很可能是受到奸细诬告的冤杀。毛文龙其个人可能有种种缺陷,但说他死乞白赖,在后金反应如此冷淡的情况下非要倒贴投降,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在此节最后,说说载于《明清史料甲编》的关于毛文龙“降清”的另一份档案。其文不见于《满文老档》,但内中称“与足下通此大事,已今三次”,“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等说法。但行文语气也颇为傲慢,有“岂知你奸计百出……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你到底是鞑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哪知日远之大妙”,“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等等言语。在此封档案之首尾“毛文龙”三字上,均盖有红色“平辽大将军”之印信。

关于此封档案,如果真实可信,据其文内“听说刘爱塔兄弟在铁山,我等星夜来抢拏他来了”的句子,应写于崇祯二年三、四月后。此时双方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所以该文以抱怨为主,已无乞降的意思。至于“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的话,当是自抬身价之语。若此文当真是出自毛文龙之手,自然逃不出忤逆的嫌疑,但也并非异常急迫的危险,因为该书全篇只不过是在试图恢复双方的信任,打破紧张关系,重新进行谈判而已。毛文龙恨后金一边送书,一边用兵,偷抢人民,大骂对方背信弃义,是鞑子做事成不了大器。也承认之前做事“屡做屡败”,并未成功过。不过若允许任意猜测,则毛文龙亦有可能是在用大话欺凌对方,让对方收兵以赢得喘息,“互相玩弄”而已。设身处地为毛着想,则其最佳的利益无非是保持原状(最好明朝不要克扣饷银),做个海上皇帝,与后金又不必打仗,自由快活。按《仁祖实录》崇祯二年三月癸未,朝鲜特进官李景稷从皮岛回来,报告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坐岛中,享其富贵而已,似无他意矣”。想来毛文龙若一意投降叛变,似乎也无甚意义。何况此封档案不见于《老档》记录,又无缘无故,和他书不同,特意加盖“平辽大将军”之印,真假亦是难知。有王之登这种一心促成和议的奸细在内,伪造文件也是家常便饭,如孟昭信先生在论文中就曾经断言,《毛文龙来信》除了第一书以外俱是王子登所伪造(见《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我虽不完全赞同此观点,但从之后王子登对毛文龙失去信心的情况来看,凭这些文件最多说毛文龙语言大胆狂妄,和其“牧马登州,取南京易如反掌”之类狂话类似,也难以凭此确断毛之降金叛明即在眼前,即杀之而不惜。

以上是对碧血汗青文第一部分的简析,以下再说说东江的饷银一事及东江镇在明末整个国防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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