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语言的艺术 -- 哈哈儿

相声垫话里老说：“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可这句话怎么讲法才对头呢？从中文可以从逻辑重音区别来区分意思表达上，这句话能说成“语言的艺术”或者“语言的艺术”。前者强调这门艺术应当最终归结到“语言”上，后者强调应当以“艺术”的标准来要求这种语言的表现形式。

到底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是前者，还是后者？

老艺人自己可能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现在相声公认的几位大师，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三位，似乎对这句话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马、刘二位先生注重的是“语言”，侯先生注重的则是“艺术”。不可否认，相对那两位，我个人的审美情趣上并不亲近侯先生，总是觉得他的段子听上去太“干”；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表现形式乃是侯先生刻意而为之，他绝对有“不干”的实力。

为什么他要这么作，以前有人归纳的好——侯先生有着极强的“范本化”意识。侯先生大幅度地削减掉与段子主脉络无关的包袱，奉献出的是不可再删减，最精简的段子。我想在他表演的时候，总是在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段子当成“有声”教材来作的吧。

这种尝试不好评价是否成功。见到很多人不喜欢侯先生，可喜欢侯先生的人更多。不管成不承认与否，在相当程度上，侯先生甚至可以作为相声的代名词，这与他“艺术”化相声的努力密不可分。能把对相声的态度由“消遣”变为“欣赏”，这大概就是侯先生对相声最大的希望吧。

而实际上，语言是鲜活的东西，谁也不可能把日常说话搞得好像新闻联播一样。马，刘二位先生就尽量把表演用语还原到日常状态当中去，马先生的罗里罗嗦和刘先生的偶尔结巴，都是在为表演服务并有意无意地强调了“语言”的表现作用，一个沉吟，一个反复，都有门道在里面。刘先生在《山东斗法》里面有一个经典案例，当他说到用钩竿子击打老道时这样表现：“钩竿子从老道耳边飞过去了，竿儿啊，是过去了，（顿），后面还一钩儿呐！”什么叫艺术的语言？这就是。

二

语言是活的东西，它伴随着社会的衍变而发生着衍变。但很可惜，自新中国创立以来，语言衍变得不适于说相声了（这么说不是哈哈儿反动啊）。为什么相声会越来越低迷，“相声味”越来越少，归根到底是因为产生它的土壤在变贫瘠。

总听人说相声要恢复它的“讽刺性”才是相声振兴的出路，天可怜见，除了少数几段，相声“辛辣地”讽刺过谁？相声从骨子里就是“绥靖”的，身处社会底层的相声艺人，即便碰到不公，心有不忿，又怎么能由着性子“辛辣地讽刺”？只能把素材安在自己或身边人的身上，通过揭示“自己”来指桑骂槐，拐弯抹角敲一杠子而已。相声为什么源于北京兴于天津，很简单，这俩地方人就善于干这个。

而新中国成立后，打倒的就是这种温吞吞的幽默。从那时起开始，语言讲究的是金戈铁马，文字讲究的是慷慨激昂，一派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如同以往中国出现的骈文一样，华丽铺张的大辞藻才是最爱，列位看官，您什么时候见过骈文温吞吞来着？

这种“大语言”趋势，文革是高峰，现在依旧有延续。

三

文革之后，中国出现另外一种“搞笑”的方式。大约是被“大词”压坏了吧，现在无端地用“大词”形容一些日常事务，家长里短，成了一种引起听众会心一笑的抖机灵。这个风潮由王朔在文字上兴起，冯小刚把它推广开（见谁都叫“老师”就是这哥俩领的风潮），而将其落实在相声里，靠的则是相声所谓另一个“中兴人物”——梁左。

说实话，王，冯，梁大多数时候的幽默，并不是在文字或语言本身的精致，而是对场景进行解构异化带来的笑料。比如梁左的《虎口暇想》里面的“经典”包袱：“一青工不慎落入虎口身亡，有关部门提醒游客注意安全”，本身并没有一点“笑果”，只有结合到社会惯有的报道方式、语言环境，才能达到其搞笑的目的。而其“经典”《我爱我家》也是如此，大多数的笑料，都是由贾家从上到下一家人（甚至包括上学的小孩子）脱口而出的“政治化”词汇与词汇本身要形容的事物构成的反差引出的。

我无意质疑梁左的幽默天分，我只是觉得这种幽默，并不是相声——这门“语言的艺术”——可以仰仗的法宝。

现在社会的语言环境，想出一段好相声只有比梁左那个年代更难。因为现在的汉语言环境已经逐渐退化，许多人连正常的文章都写不好，写不美。这个环境并有异化到以粗鄙为荣，以低俗为乐的趋势，一个“丫”字竟然成为互联网上的时髦用语，“sb”等粗俗词语竟然能够进入主流媒体上的报道，甚至连余秋雨都可以作为“美文”的典范。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怎么还能奢望听到一段精巧的相声。没有艺术的语言，哪还有语言的艺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