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王力雄(一) -- 麻子

三、把民族分化为阶级 　　

拉萨的炮火一停，上万名军人、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立刻奔赴西藏各地的农村牧场进行“民主改革”。工作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西藏进行了一次囊括全部人口的“划分阶级”。 　　

打破藏民族的一体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如果不是以民族而是以阶级划分人群，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就应该是天下穷人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乌鸦。一旦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共产党就不再仅仅是汉人的政党，而成为普天下穷人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从而就有了从民族与宗教旗下把西藏穷苦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可能。 　　

工作队最先著手的是引导西藏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27】。进行这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让笃信天命的藏人认识到阶级压迫，及那种压迫的不合理。 　　

新的阶级划分与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完全掉了一个个——越穷的地位越高。那种颠倒被非常形象地形容为“翻身”。工作队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并以他们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异议。工作队就组织讨论“旧社会谁最有文化”、“谁最了解贫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办事经验，对穷人翻身有好处吗”等【28】，逐步培养了一个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 　　

获得底层人民支持是需要有实际利益的，那种利益就是剥夺上层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上层的财富重新分配，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层人民的感恩戴德，还可以同时摧垮上层社会，消灭其制造反叛的能量。 　　

共产党以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等一系列措施，摧毁了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在民主改革中，原属西藏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凡参加叛乱的，财产也予没收。按照当时统计，西藏贵族和大头人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 户，占73%【29】。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采取赎买政策，即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所有被没收和赎买的土地和财产都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争取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拥护，使其成为同盟，在西藏却不象在中国内地那样容易。例如在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工作队经常恨铁不成钢地发现，西藏老百姓的“阶级觉悟”太低。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女儿、媳妇、爱人等。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牧工”成分——在新的阶级序列中是地位最高的——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强迫我承认是牧工是什么意思？”【30】 　　

西藏传统社会有一个独特之处∶其社会虽然存在著阶级，并且阶级分化达到了相当水平，但就总体而言却很少有阶级斗争。连那些按照“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观所写的西藏近代历史，都很少找得到关于阶级斗争的描述。西藏历史通篇充斥的都是上层社会的倾轧，以及藏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斗争。 　　

西藏下层社会为什么对上层社会总是谦卑与服从。根源就在于西藏宗教。旧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西藏宗教是讲宿命和来世的。在那种宗教的笼罩下，穷人即使知道自己处在受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也会认为那是天命，是前世因缘的报应，而不将其归结为现实的不公。他们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只有在今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获得神的青睐，批准其来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对神意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所以他们的人生态度就是逆来顺受。 　　

在笃信那种宗教者的眼里，即使民主改革能给他们现世的好处，也不能跟“来世”的幸福或报应相提并论。如果他们今生做了“犯上作乱”的事，取了“不义之财”，来世的惩罚要远远超过这一世所占的便宜。所以他们很多人对阶级斗争有疑虑，不但跟随主人一起叛乱，还宁愿与主人一道流亡国外，继续服侍主人。 　　

因此逻辑是这样的∶只要藏民族保持一体，中国就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体，在于没有阶级斗争，而没有阶级斗争的根源，就在于西藏宗教。

所以，且不说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宗教先天对立，就是出于以阶级斗争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藏传统社会的具体目的，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把矛头转向西藏宗教，把它当作“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去打倒。不打倒西藏宗教，就不可能把西藏底层人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敢于做共产党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也就无法得到在西藏扎根的群众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