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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王力雄(一) -- 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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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王力雄(八)

八、走下神坛  

但是在最好状态的情况下,西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离心倾向和社会不稳定。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街头抗议示威,到1989年3月7日为止,十七个月内拉萨共发生18次示威骚乱,对抗烈度不断提高,一直升级到打砸抢,开枪和流血,最终导致1989年3月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整个戒严期长达419天。西藏问题在这个时期也越来越国际化。西方社会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指责越来越广泛,似乎中国在西藏政策上不是进步反而是退步。国际关系中西藏也成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达赖喇嘛则被推上国际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对此简单看似乎难以理解。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著手分析。拨乱反正对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对藏人的神界意识而言,却破坏了原来毛泽东体系在藏人心目中神的地位。按照藏人的神界意识,神必须是明确的和完整的。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共产党和彼时的共产党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往往是难以对藏人讲通的。他们相信神不应该有错误。他们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酷,无端地对人施加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而那时,对其往日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算帐了,也就必然会向其要求更多的认错和补偿了。  

以政府拨款修复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不一定为此而领情,反倒会把这种拿钱看作是承认西藏寺庙是政府和汉人毁坏的(那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西藏流亡者的标准说法),是为犯下的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和赞许的。  

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重新恢复,目的原是在于希望换得藏人感激。然而,宗教既是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当年因为新神出现而要他们去毁灭旧的宗教,他们可以接受并积极地参与。但是等他们毁了旧的宗教,砸掉了寺庙,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神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旧的宗教要恢复,寺庙也要重建。可以想象,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的藏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是可以用拨款修庙换得感激的吗?  

这也是促使传统宗教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那些过去反对过传统宗教、砸过庙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宗教面前,都意味著对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出于对那惩罚的恐惧,他们一是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这样的人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重修寺庙中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一些藏人官员也在为自己的过去进行“洗刷”,他们的表现往往是扮演民族代言人,挑动民族情绪,对抗上级指示,以及排斥汉人等。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摆脱上层社会的控制,成为共产党政权在西藏的基础和同盟。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上层人士重新成为“统战”对象。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又被请进人大、政协,59年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79年释放),现在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64】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是从“治藏”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会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著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已经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西藏封闭的环境使以往当过乡村干部的资历留不下什么优势。据西藏党委组织部的调查,过去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西藏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65】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著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西藏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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