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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 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距第一篇已经九年多。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国”的。1853年5月20日，即“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两年零四个月，他就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1856年10月17日，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又名《货币流通史片段》）中，又一次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

但是，只隔了几年工夫，马克思的态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1862 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开头他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经过一番分析后，老人家总结性地指出：“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怎样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前后不同的评价呢？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就会发现还是马克思讲得有理。任何事物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太平天国”的造反自然也不例外。运动在其萌芽或初期时尚有革命性，尔后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这才是实事求是，也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不像我们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对历史人物总是形而上学、一成不变地看待并下结论。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最后的批评意见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为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辩护的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是革命的”“他们是英雄”，拒绝对其严重问题进行批判。其实，正因为马克思原来把他们看成是“革命者”，所以，在后来发现了他们的严重问题时，才那么严厉的批判他们。如果给予国家和社会的仅仅是“丑恶万状的破坏”，“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的惊慌还要厉害”，那这还算是什么“革命者”？

既然是革命者，就应该遵循革命的起码原则。革命决不是胡作非为.

这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严厉批评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