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 -- 王外马甲

2006-06-23 15:18:28王外马甲
【原创】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三十三)

开辟滨河根据地(二)

在沙窝村,刘大爷负了伤,不过,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则去救火。当时,刘大爷他们正在一户人家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院子里的牲口棚烧起来了,于是,有个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什么,厢房却震垮了,把一伙人全埋在里面,刘大爷的肩膀和脚都受了伤,给抬了出来。

伤员都被送到村外空地上,等担架队。刘大爷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乎乎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回答:“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啊!刘大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这到底是谁被烧糊涂了?

再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起来——敢情这位是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四十军三十九师穿的还是原来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刘大爷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还说当初台儿庄战役时,马法五带着他们在临沂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大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地方干部带着担架队赶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可是,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把刘大爷甩到沟底,脑袋也摔破了,卫生员赶紧跑来抢救,勤务队长也气得直骂。原来,这俩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加上装运的东西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侯,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拣其它一些战利品(一般是衣物、粮秣之类),这应该算做是物质鼓励吧。说到这事,刘大爷有点个人体会,他说:河北人爱面子,一般不大好意思拣破烂“发洋财”,要先由干部搞个评比,戴朵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山东老百姓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群众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工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不过,这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当然,也总有手脚苯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拣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就漫山遍野去拣东西,有个姓付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甘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老付选了个洗脸盆,满意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二百斤电线,来部队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亡命的。

因此,骑兵团战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写实了,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毕竟不是所有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手榴弹和子弹也是不报或少报,除作为战斗储备以外,还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总不能让别人白帮忙吧。缴获的伪币也不写在战报里,专门有个帐本登记移交,先前打回隆镇时,骑兵团缴了五筐银圆和许多财宝,有根一尺多长的金条,行署还摆出来展览过。

骑兵团沙窝一仗,把三十九师打痛了,他们过不了黄河,就退了回去。后来,王瘦吾(四十军参谋长)到国民政府告状,说伪四十军本来准备南下“反正”投奔他,被八路军挡了路。这完全是造谣吹嘘。当时,连马法五(原四十军军长、三十九师师长)打了无数个电报都喊不动部队,三十九师怎么可能听他王参谋长的。这王瘦吾,原来是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曾经摆过“火牛阵”对付鬼子的装甲部队。他学习古人的办法,在牛身上绑炸药和油布、牛屁股上挂鞭炮,再往日军的队伍里赶,思路的确很不错。可是,人家田单的“火牛”是用木棍把脖子连在一起的(这样“牛阵”就不能拐弯,只能直着冲),王司令读书不认真,忘了这一条,结果鞭炮一响,那些单个的牛就到处乱跑,反倒把自己的防线炸得个人仰马翻,“火牛”司令也就出名了。

说王瘦吾造谣,还因为庞炳勋二十四集团军下辖的伪第二十七军(杜淑)、伪新五军(孙殿英)也跟随四十军南下了,他们总不会也是来“反正”的吧。

于是,骑兵团首先参加卫南战役,和四分区部队一起打滑县、攻瓦岗集,歼灭了杜淑的独一旅,把伪军撵了回去。接着,又赶往鲁南,配合五分区反击李仙洲。

两个月里,骑兵们奔袭荷泽、定陶,抢占魏楼黄河大堤,雨夜血战,阻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而就在这时候,日军也在山东开始了大扫荡,于是,八路军、日伪军和李仙洲顽军三方在山东相互开打。八路军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打日军第5混成旅团(内田旅团)、伪军吴化文、厉文礼以及顽军秦启荣;而李仙洲则应对日军第59师团(细川忠康)和八路军鲁南、冀鲁豫军区,结果,秦启荣被打死,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也差不多快被打光,只好退出陇海路,到皖北去了。这场混战,被称为“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场战役之后,于(学忠)走、李(仙洲)退,鲁省境内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八路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而冀鲁豫中心区也与湖西区(微山湖以西)连成了一片,从此可以专心对付日伪(用罗荣桓的话说就是“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抗日政权建设和后勤供应立刻变得顺利多了。记得有一首歌谣唱:一九四三年,局势大改变……说的就是这个战略分水岭。

这次战役,刘大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7团团长、11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反顽战役已接近了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主动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由于当时部队还有其他作战任务,杨得志司令就答应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正在鲁西活动的昆张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昆张支队有五个中队四百人左右,并且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昆张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后张楼,觉得这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他决定由三连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制高点;一连先截击出来的敌人,并防止敌人突围逃跑,等昆张支队到来后作为二梯队进攻。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四五十个伪军看见八路,赶紧往回跑。骑兵追到离据点二百多米外,才看见地埂上都长满了十多公分高的红柳茬子,象刀插在地上一样,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只好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最后,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而先前出来的敌人也没追上,被他们跑回去了。

三连突击到阵前二十多米,敌人据点就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象墙一样陡,战士们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昆张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据点里的高房大院,八路军占住了两个角,却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他们和据点里伪军一起作困兽之斗,不断进行反扑。骑兵团没有携带破墙的工具,好不容易找到两个竹耙子做了架梯子,又太短了,离房顶差一大截,因此只能和敌人僵持着。

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鲁南炸弹局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象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搞生产的时候他一天能耕二亩地),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当时没响,赵指导员拣起来准备扔回去,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曾玉良团长和通信员大鹏上去救护他,这时,敌人又突然投来好几颗手榴弹,在我们院子里连续爆炸,造成多人伤亡,大鹏的脚被炸伤,而曾玉良胸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昆张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立刻组织部队撤退,他最后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作好思想工作”。

一个多小时之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一二九师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年仅29岁。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44年9月,军区要求把战功卓越的烈士集中安葬在万古烈士陵园,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把曾玉良的棺木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万古集。

曾团长临终前命令部队撤退是十分明智的。否则,以骑兵们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就会坚持再打下去,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增援的敌人就上来了,八路军将会被围困。

一个爱护士兵的指挥员,用他生命垂危时的最后一道命令,减少了部下的损失。

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刘大爷也提前出院归队。当时,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会上,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万怀臣(原一连长)升任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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