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风继续吹：玻利维亚左翼报告 -- 包子1971

从古柯种植问题，进一步看莫氏改良的方向

众所周知，MAS一向以原住民保护者自居，抨击华盛顿的「国际扫毒」实为对拉美原住民的妖魔化。大选后，新任外长David Choquehuanca提出「需要开展国际性运动，消除古柯歧视现象」24；其他高官则呼吁「扩大古柯类产品的合法市场」（总理Ramon Quintana）25，通过开发古柯食品解决山民贫困（莫拉莱斯26）。上任后，总统正式任命一位古柯农Felipe Caceres负责中央的古柯事务部。

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如何看待上述言行呢？无论古柯是否具有大众食品的潜力，觉悟的无产者不会盲从帝国主义鼓吹的所谓「禁毒」。传统的古柯种植所以成为「问题」，源自玻国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边缘角色。五十年代的半吊子土改，让得到土地的民众更深地卷入国际市场；七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皮鞭抽垮了玻利维亚农业。生存压力下，大批破产小农选择了制毒为目标的商业种植。八十年代中期，当地古柯年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种毒收入的主要份额，始终属于控制毒品生产运输的大有产者及国家盟友。九十年代后，美洲大陆的有产政权纷纷打起「扫毒」旗号，肆意残害群众组织和左翼骨干；在玻利维亚，《禁毒法》赋予侦察机关巨大权力（随意逮捕和长期拘押），成为扫荡工农运动的绝佳工具。为了拼凑「战果」，警方把无数潦倒的运毒跑腿抓进监狱，却几乎从不触动与国家秩序融为一体的毒商巨子。

产业化的毒品制造，无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部分27。身患这一社会恶疾，玻利维亚工农面临两种选择：剥夺有产阶级，通过工人政权建立集体农业，这是符合自身历史利益的道路；或者在市场框架内，用资本和技术落实古柯生产的非毒品用途，并催生一个农庄有产阶层，这是莫拉莱斯的道路。后者胜算几何呢？

半年来，莫政权摇摆于政治钢丝之上；表面的意气风发，难掩当局如履薄冰的心境。摆脱世代绝望与赤贫，是老莫对山区乡亲与城市贫民开出的社会支票；有产精英的钱柜，是老莫及同仁不敢（不愿）碰触的禁区；既有官僚机器，是MAS兑现改良的主要渠道；工业化、扶助古柯农与扩展社会福利的一切希望，寄托于持续走高的国际能源市场：改良大计的基本资金来源。令老莫欣慰的是，多数群运领袖和自己一样，眼巴巴地盼望着「（能源国有化）这一变革很快——最好数月内——就带来更多国库收入，创造更多工作岗位」28（COR-El Alto执行书记Edgar Patana）。工农运动的局限性，给改良主义阵营提供了一定的周旋空间。

工农运动的状态：力不足，头更晕

九十年代末以来，南美陷入持久的统治危机；民众暴动夹杂着总罢工，很是热闹。街头起义使多位爱国政客（从查韦斯到莫拉莱斯）借势上台，但各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未受触动。有组织工农的力量有限以及根深蒂固的阶级妥协路线，是起义没能转化为社会革命的两大主因。

不久前，一位群运活动家直率地指出「无论在玻利维亚还是委内瑞拉，我们仍看不到大量群众动员」29（无地农运动MST领袖J·Stedile）。新自由主义打击了诸多后进国家的工业，造成产业工人的分散和退化（转为散工、黑工、商贩或出国谋生）。在玻利维亚，世界银行操纵的「结构调整」使数万矿工失业，相对瓦解了玻国左翼工运的历史核心；黑工现象泛滥，使工人的组织难度加大30，工会官员层也承认「与过去相比，我们（工会）的人数有相当下降」31（COB执行书记Jaime Solares）。工运的思想与组织局限，直接导致群众运动喧嚣有余，却难以扳倒资本的统治。贫民、商贩和学生的激愤抗议促成无数街头骚乱，但很难升华为明晰的阶级觉悟；他们的认识水平，浓缩于MAS的一条标语：「我们想生活得更好，这就叫社会主义」32。与此同时，对具体执政者的愤恨与反美宣泄，并不妨碍底层民众轻信某些有产宣传。类似思想糨糊的最好例证，来自近年的抗议中心El Alto——尽管当地群运组织众多，巧妙的形象包装让右翼政客Jose Paredes两度当选市长。

在运动上层，多数领导人与「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马列原则保持距离。实践中，他们大都倾向于「不强调阶级（差异）、政治色彩、种族或宗教原则。我们协调委员（的社会身份）首先是一方乡亲」33。运动内部，不少干部与莫拉莱斯集团积怨甚深，公开骂他「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34（Jaime Solares），乃至指责他卷入毒品交易35（原住民运动领袖Felipe Quispe）。然而，仔细端详反莫派的主张和口号，便会发觉它们（「围绕天然气无条件国有化的革命纲领，创建革命力量与原住民的立宪会议」36）与MAS的政纲并无本质差别。反莫派的怨恨，大都来自各组织的地盘之争；毫不奇怪，老莫当政后，多位反莫派领袖随即转舵入阁。

立宪会议·托派的角色·「宗派主义」

与阿连德相仿，莫拉莱斯凭选票上台；与当年的智利不同，玻利维亚并无苏东阵营的有力外援和心理支持。与此相应，新政权的旗帜上找不到「玻苏友好万岁！」一类的字眼，而写满「召开立宪会议（Asamblea Constituyente）！」和「建设安第斯资本主义！」37的口号。作为「安第斯资本主义」理论的发明人，Alvaro Linera颇似莫政权的心灵化身——打过游击、坐过牢，也一度与矿工运动中的托派势力明争暗斗；如今出任副总统，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就政治道路的选择之争，Linera宣称改良主义的「物质前提是我国城乡的小生产现状。（近年）社会起义的成员是小生产者：农民、古柯农、小老板和矿业合作社成员。小生产者组成的民族没有社会革命的空间」38。

诚然，玻国的现有群众组织多半不以生产原则划分（工会、农会），而是社会抗议的「街道组织」或「族群组织」。然而，产业工人的部分消极（远非总体消极），无法否定大工业的主导角色——在玻国，大公司占有312，450名员工，占经济活动的65%；小型企业和农业占有多数劳动力，却只占经济活动的25%；许多矿工（约五万人）的确组织在合作社里，但采矿业仍受大资本主导，合作社的「纸糊城堡」不能使矿工逃避这一基本矛盾。不必冗长地大发议论，指出一点就够了：难道不是莫拉莱斯和Linera本人，视「区区」几家油气工厂为国脉所在，对它们的归属和收入分配大动心机？

阶级统治的特征，决定了谁拥有、控制社会生产的主导部门，谁就拥有自己的国家政权。无论玻利维亚或委内瑞拉，只要「新」当政者不肯根本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就等于自动地为旧秩序的首席得利群体——资产阶级及盟友效劳。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革命政府」——与阿连德「人民政府」相仿——仍是不折不扣的老板政府。玻国的一些工会官员叫嚷什么「如果查韦斯类型的爱国军人（在玻）上台，我头一个支持他结束不公正和赤贫」39（Jaime Solares），委内瑞拉的先进工人却从实践中得出另一番结论。就查韦斯倡导的「企业共同管理」，部分工运干部看到「国有和私有工业的（局部）双重政权是现实的政治问题」40（UNT全国协调委员奥·查林诺）；这一局面的形成，与老板的爱国心无关：「由于革命运动（的存在），资本家被迫与工人分享权力。归根到底，会有一方获胜，不是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工人已看清一点：这些高级主管或老板的存在，与生产管理的任何客观需要无关」41。

数年来，一批国际托派组织积极介入委内瑞拉的工农运动，组织建设上有所突破。然而，他们对查韦斯政权——尤其对查总统本人——大都极尽回护，美滋滋地表示「我们对查韦斯有一定影响。我给他阅读托洛茨基和我的书。他读后很喜欢，喜欢书中阐述的思想。他正朝着（上述思想指出的）方向前进」42（IMT主要领袖阿兰·伍茨）。这类歌功颂德的作法，客观上掩盖了现政权的有产性质。在玻利维亚，当局极力渲染劳资合作的气氛，大谈所谓「民众愿意参与（起草）和签署（结束）社会各（阶级）力量冲突的‘和解约定’，这是历史性的一刻」43（Alvaro Linera），并吹嘘「立宪会议一切都能改变，直至国旗。立宪会议的胜利意味着民主革命和非殖民化（的胜利）」44。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一位拉美老同志跟着帮腔，声称立宪会议「将使各族人民和各社会运动和解」45（原秘鲁农运活动家乌戈·布兰科）。上述托[派人士的言行，无一例外地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名义。

何为宗派主义？简约地说，工人先锋组织的日常存在意义，在于千方百计地促进劳苦大众的自我组织和阶级觉醒。为此，工人先锋可采取最大的技术灵活性，也需遵守最苛刻的政治原则。宗派主义恰好表现为无视本阶级的得失，只关注自身的具体政党、圈子和派系的集团利益（说得更坦率些，归根到底是头脑及亲信的个人好处）。部分宗派分子喜谈「联合」，却把任何联合都归结于上层交易。交易成功，则恪守互不侵犯的「攻守同盟」，对盟友损害无产者的言行讳莫如深；交易失败，则或有彼此谩骂的好戏出台。另有部分宗派分子惯于关起门来充大，孤芳自赏是他们的代名词；表面清高的背后，隐藏的仍是个人利益（时常仅是一点可怜的虚名和「领袖身份」）至尊无上的有产心理。无论具体症状如何，宗派情绪毒害的左翼分子都乐见「竞争对手」的挫折，背地里笑得前仰后合；至于阶级解放的事业是否受到损害，他们并不在意。

宗派行为的根源，在于用集团（及个人）的眼前红利取代阶级事业的历史前途；因此，它与丧失立场的机会主义互为表里，互相转化。以委内瑞拉的变革来说，高呼「所有左派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革命免遭帝国主义和寡头的毒手。这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原则！」46（阿兰·伍茨），而不深入解释保卫的具体对象，等于误导群众。工人先锋的保卫对象，是改良进程中涌起的工农基层倡议及斗争成果，而非借助底层「优化」有产秩序的查政权。就莫拉莱斯的新政而言，工业无产者的主导角色固然让「社区自救」和「族群文化」的喧嚣一时淹没，但「我希望，（玻利维亚的经验将证明）‘革命（先锋）党’的缺席是个优势而非缺陷」47（乌戈·布兰科）一类理论创新（实为退化）更无前途可言。「本阶级利益至上；共同打，分开走；监督同盟者如监督敌人；公开揭露盟友任何有损无产者的行为；工人应以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旗帜、自己的纲领走上政治舞台」等列宁原则，仍是阶级战争的胜利法宝。

苏中复辟后，十月革命开创的共运分崩离析，已不复存在。作为具体历史时期的产物，托洛茨基派（至少口头上）保持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若干精髓，立下大功；国际托派的各支流亦曾犯下数次机会主义大错，包括断送1952年玻利维亚的工人革命48。实践中的托派，多半并非什么「纯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纯正的老机会主义」；九十年代后，托派的整体堕落越发加速。由于左翼的普遍细碎化，国际托派（与同门冤家——原亲苏派、毛派或无政府主义派相似）大都处于「有心为恶、奈何气喘」的单薄状态，但散布的阶级妥协毒素仍值得工农警觉。

「不是我们，就是他们！」

2006年的拉美大陆，风势正劲；玻国的能源国有化，仅是风中的一声呼哨49。在巴西，又一位工会领袖（A·Santos）遭枪杀；在墨西哥，特种警察攻击了罢工的炼钢工人，死伤上百；至于查韦斯政权，它坚持禁止系列骨干企业职工的工会权，以免「坏人破坏生产」。无论众多左翼小知识分子如何一相情愿，拉美群运的一线活动家无奈地承认「确实，我们这里发生了改变，但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深」50（J·Stedile）；立宪会议或许能变更国旗的颜色，却掩盖不了玻利维亚的阶级现实。正如一位工人所说，「不是我们，就是他们！」；不是工人革命，就是老板专政；不是无产大众的钢铁团队，就是剥削阶级的国家谎言。

PS：

在一篇文章里，笔者曾称莫拉莱斯为「大种植园主」，引起读者的质疑。经查证，莫氏在原住民山区确有属于自己的古柯田。是否本人耕种及面积如何、莫氏财产状况如何，尚待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