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藏南（中印边界）及六二年对印战争问题与网友的讨论总结 -- wydygo

1954年起，驻藏PLA开始逐渐向边境地区分兵驻守，并着手进行对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因素外，我认为后勤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个重要客观因素，1954年12月25日，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全线通车（不过，大家也都知道，虽然通车了，可进藏公路由于地质和气候原因，每年都会时不时要中断一段时间，短则一两天，多则几个月），中国在西藏的底气粗了不少。随着PLA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中印在边界上矛盾与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的频繁和尖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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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仍然主要是由于印度继续采取“全面的向中印边界进军”的政策，即能占领的就占领，一时不占领的也常派巡逻队来视察。在阿里方面（即中印中、西段边界），在过去原英印时代占领了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等地的基础上，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又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在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这些情况是PLA报告给中央代表的，嘎厦方面，据与中央联络的官员柳霞称，有些嘎厦并不知道，有些知道，也交涉过，但都没有向中央转述过）（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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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驻藏人员请示后，外交部下发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注八），后来又发来中央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就是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据杨公素回忆说，这一方针的背景是——当时中方还只认为印度的企图是在继续占驻英国的侵占线，占着对他有利的控制线点，制造纠纷，迫我谈判承认它的边界主张。如果杨说的确实是当时中方包括高层在内的对于中印边界的真实想法，那么可以说，这时中方是幻想通过谈判，以类似亚东等问题的方式一样解决问题，这里是有判断失误的（对印方的决心）。根据这些指示，PLA派出了边防部队进驻一些重要据点，并对另一些地区如乌热等派出巡逻队，以求阻止印军进一步蚕食。对印军占领的地方则采取交涉，加强对边界地区情况的调查（亦见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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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乌热”这个地点同时出现了在当时中印行动的范围内。不错，这个“乌热”确实成了中印最早的正面直接争夺边界地区之一，并成为双方正式谈判的由起。乌热是个高山牧场，当地人把它当作夏季牧场，同时也是印藏间的一个边境贸易市场，传统上，藏方宗本会来收税。1956年，印方突然派出人员赶走藏方人员，此事报告外交部后，中方将其作为印方新侵领土开始与印度交涉（后来发觉其实乌热纠纷已经有年代了）。1958年（外交部的动作真慢），中方代表（这代表里又有杨公素，此公当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真可谓是少有的主要当事人了）前往印度与印方谈判，这是中印为领土争议进行的第一次官员级的谈判。谈判中双方连谈判区域都没能达成一致，不过据杨公素回忆说，因为当时并未交峰辩论，所以“气氛良好，谈判空虚，无果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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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代表回国后，去北京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听后，对中印边界原则发表了重要指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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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指示后来经常被一些人解释成是放弃麦线以南地区的宣示，并将此与以后59-62间中国政府对待中印边界上的一系列政策、行动都联系起来，指责其一开始的政策就是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全面向印度投降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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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其实仔细分析陈毅的这段指示精神，只能说，当时中国的政策是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之上（想要谈判解决，自然要以避免冲突为主），我们后人可以根据已发生的历史批评当时对国际关系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从“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就可以看出，说政策就是准备完全放弃麦线以南地区是夸张不实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实际情况后，恐怕也就没有抱着能通过谈判得到全部争议地区的奢望）。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这一指示中，对印我力量对不同的地区，下达的处理方针也不相同，规律是对比越是对我有利的地区，处理的态度就越是强硬。东段要避免武装冲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区就可以抓起来（在这段指示下不久就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见注九）。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方高层对待边界纠纷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如果发生冲突时双方可投入力量的评估。另外，杨公素关于朗久事件（亦见注九）的回忆也证明，中方正在不断采取实际行动，一方面巩固已有控制区，一方面为下一步的谈判作积极准备（当然，后来并没有能谈，不过这是起初无法想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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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需要说明一个极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旧贵族和宗教势力掀起的叛乱已经开始大规模漫延，实际上，以广义上的藏区而论，早自1956年，康藏地区的大叛乱就开始了。而到了1958年，这些在康区已经受到打击的残部正纷纷逃入西藏，与旧藏地方势力结合，象所谓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已经给驻藏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麻烦（西塞罗网友在河里对这支叛军有过专文介绍），整个西藏完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在这种条件下，驻藏部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保卫西藏本部主体及其重要城镇，准备迎接（潜在）叛军的挑战，而不是急于与印度打边境甚至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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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从印度方面的动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势的变化对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否的关键性影响。比如批评藏南等中印边界问题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对印软弱，甚至有意放弃领土造成的人，往往说在1956年，周恩来就通过缅甸向印度传话，暗示愿意接受麦线，反而导致了印方进一步胃口大开，对麦线以北和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丧失了对印边界谈判的主动。但对此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如上已述，印方对中印争议地区的夺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1954-1959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印方对于边界地区的抢占要缓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鲁早在1956年就认定中方会完全接受麦线，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区，为什么在1956-1959间，印方对边界地区的抢占速度和规模既无法与之前比，也无法与之后59-62年间比？而为什么到了59年，印度又改变“蚕食”政策，再次企图大规模北进，是什么导致了尼赫鲁在三年之后突然开始执行极为强硬的对华政策？（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 这几年中，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军队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国经济上遇到了“三年灾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来与西方的对立，又与苏联公开发生严重分歧。按任何严肃的逻辑推理，这都是尼赫鲁改变态度最可能与最主要的原因——趁着西藏叛乱之际，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再象51-53年那样大捞一票。老实说，从印度的立场出发，这一策略应该是正确的。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尼赫鲁们被一连串所谓的“拿破仑式的胜利”冲晕了头脑，高估了自己在边界附近的实力，更过分低估中国的力量；具体用兵上又犯了先骄后躁的错误，导致了62年在军事上的惨败。不过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