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争、资源与本.拉登 -- 博扬

（平面媒体预定）

仅仅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战争的起因必然在于“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有两重意思：其一是现实资源，抑或说是一国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其二是指潜在的物质（非物质）基础，包括自然资源、国土、地缘以及人文底蕴，现实中的财富即是由此转化而来，打个比方：前者好比粮食，后者则是能够种出这种粮食的“土地”。而政治课本中所反复出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则是这种转化的效率，这就好比是在“土地”上耕作的农夫的勤劳程度和劳作技巧。一个国家在现实中的强弱，体现于现实资源，而潜在资源，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即现实资源的拓展余地——所谓“大国”，更多的是体现于潜在资源以及潜在资源与现实资源的转化机能之上（这多少算是句题外话）。

战争，无论它披着多么冠冕堂皇的外衣，其最为本源的利益诉求必定在于争夺“资源”——可能是现实的，亦可能是潜在的，再或，是为了维持、改善自己的资源转化机能。而战争的胜负，同样要基于“资源”。如果以最最简单、抽象的方式对战争加以描述的话，战争就是战斗力大小的比拼，胜利必定属于战斗力更大的一方。而所谓“战斗力”，则是现实资源在战场之上的一种体现，是由现实资源转化而来，其间的转化效率高低，决定于装备技术水平、谋略、士气等通常为军事人员所关注的东西。一个国家如果正处在历史的衰弱时期，那潜在资源——现实资源——战争资源这一转化链路往往处于一个极为不顺畅的状态。历史上，古代中国曾多次出现经济繁荣时期却无法守土安邦，就其根源，虽然现在的资源不断的在转还为现实财富，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现实资源像战争资源转化的过程却并不通畅，而这，最终又会使得现实资源大量的损失，并且使潜在资源到现实资源的转化机能遭到破坏。

二战末期，仅从武器装备上说，纳粹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可以说是在创造奇迹，但是，从德国现实资源到战场战斗力的转化效率来看，这些“神奇武器”并没有将转化效率提高的极限，相反却降低了它，假如德国人的精力更多的是放在豹式而不是虎及虎王坦克上的话，那至少在战术层面，二战的很多历史会被改写。更糟的是，这一系列努力显然无法改变当时德国与盟国在现实资源上极度的不对称性，而纳粹德国的败亡也就成了无可挽回的事情。

关于现在的台海两岸的某些问题，同样可以照此解释，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大陆解决了潜在资源到现实资源的转化效率问题，通过国防现代化建设，则解决了从现实资源到战争中战斗力的转化效率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对台军售，发生在这两个“转化效率问题”还未解决的时候，所以的的确确改变了海峡的战斗力的均衡，因而引起了中国政府非常强烈的反应，在这两个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两岸战斗力的对比即是现实资源的对比，现实资源的对比即是潜在资源的对比，而台湾对大陆在潜在资源上绝无可比性，美国对台军售改变的仅仅是台湾现实资源到战斗力的转化效率，但无法影响到两岸潜在资源或现实资源的对比，也就无法改变大陆绝对不对称的优势地位，因而相对于90年代初，中国政府对待军售的会反应趋于低调。

而战争的具体手段，无论如何变化，究其根源都是要作用于“资源”。一场战争，我所最先看到的，是杀戮，是流血，从技术的角度说则是钢铁、硅片之间的相互“碰撞”。透过这一层继续观察，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中，真正促使所谓的战败者屈服的原因，并不在于“战败”本身，而在于现实资源遭到事实上的或潜在可能的大量损失，以及潜在资源到现实资源的这一转化过程难以为继。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基于上面所谓的“资源”，不同的利益集团总会通过某种方式来平衡几方间的利益，而当这种行为的主体是国家时，且这种利益平衡的具体方式的烈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我们就管这种行为叫做“战争”。

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战争中军队始终作为一种“介质”存在其中。具体的来看一下——我需要拓展自己的现实资源，同样的，别人也一样，而当既定的规则无法调和两方之间的利益平衡之时，必然需要我跳出这些规则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而两点之间的这一过程，就是战争。如前所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双方资源间的破坏性的相互作用，通常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作用会在两条线上进行：我方资源——我方战争资源（或者说是军事力量）——敌方战争资源——敌方资源，我方资源——我方战争资源——敌方资源，前者即表示双方军队间的厮杀，而后者则是对敌方所谓非军用设施的军事打击，例如二战中盟军对轴心国本土的战略轰炸，又如之后美国空军所提出的“五环打击”理论。由此不难看出的是，战争的本质，实际就是双方资源间的相互作用，而事实上国与国之间所有的行为也都是基于资源间的作用，并由此实现利益上的平衡，所不同的是战争中，双方都暂时的跳出了通常的既定规则，而双方在资源上的耗费或者是损失也远大于平时。显然，一般意义上的军队在这里并没有成为构成战争本质的因素，它仅仅是一种介质，一种使得双方资源发生相互作用的介质。军事力量本身，以及其士气、军事谋略，一同构成了战场上的战争资源，而这一资源是由国家的现实资源和潜在资源所转化而来的，改善装备，扩充兵源，事实上就是一种提高转化效率和转化量的手段，要最大限度的提高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就还必需从根基入手，着眼在国家现实资源和潜在资源之上，而这就不只是军人的事情，而需要一国的全体人民参与其中。历史上任何“伟人”、“英雄”的兴衰，都取决于人民选择还是抛弃他们，假如没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也不过只是一个不成功的下级军官。同样，失去国家资源保障，失去人民的军队，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同时失去的还有它存在的理由——这便是笔者对“人民战争”实质的理解。

随之而来的，首先被笔者所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军队是作为战争行为的一种介质存在的，但不决定战争的本质，那战争能否在传统的战场之外进行？就个人观点，我相信是可以的，战争的实质是一种两方资源间的高烈度的相互作用，战火、硝烟、计谋……这些是这种烈度的一种体现，而一旦作为介质的军队不再或是不能参与到战争之中，那么这种破坏性的相互作用就会简化为：我方资源——敌方资源，而这种烈度的体现，也就是这种“战争”的具体形式，就会以全新的面貌来出现。

几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通过索罗斯，美国掠去了东南亚数十年积攒下的财富；在中东，以色列通过对巴解组织高层的“定点清楚”最终实现了巴勒斯坦内部的权利分化。这些行为显然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行为，但是他们都的的确确打破了既定的规则，以一种高烈度的手段使得实行者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

说到这里读者会想到什么？“超限战”？没错，多年前当笔者读到《超限战》一书，便引出了很多思索，以上的文字，则是其中的一部分答案。或许，我们可以重新为战争定义：广义上的战争，是出于占有、维持现实和潜在资源及资源转化机能这一利益诉求的国家行为，是一种基于资源的超越既定规则行为，它以某种高烈度的手段，通过使敌人的现实资源、潜在资源以及二者之间的转化机能遭受破坏，或迫于这种可能所带来的压力，使得利益冲突者被消灭或屈服，最终形成符合胜利者意愿的新的利益平衡。而具体的途径至少有以下三条：我方资源——我方战争资源——敌方战争资源——敌方资源；我方资源——我方战争资源——敌方资源；我方资源——敌方资源。

所谓“超限战”，无论书中如何论述，就笔者的理解，“超限”即是摆脱传统军事力量这一介质的约束，将网络、金融、新闻、公众心理等等一系列日常的资源也就是国家的现实和潜在资源重新整理，跳出它们通常的使用规则，来对敌国的现实资源和潜在资源遭受破坏，以此来实现己方的利益诉求。从效率上而言，这种我方资源对敌方资源的直接作用，显然是对资源利用率最高的方法。非常显而易见的是，不考虑道义问题，仅从这里看，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和这种战争行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扯上关系，它是打破了既定规则，但这种破坏行为并非基于资源，与广义战争也就没有任何联系。9.11事件，本.拉登所作的并没有使美国的国家资源受到什么损失，更未影响到其资源转化的机能，他所做的，只能算作是在一个巨兽的屁股上狠狠的踹了一脚。

更深远的去思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定义战争，我们会发现，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日趋丰富，战与非战的界线依然存在，但是，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冷战以及最近发生在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都真真切切的让人感受到了这一点，广义上的战争一旦爆发，那么平时在既定规则下的资源转化和利益平衡机制就无法再继续适应这种环境，就需要某种战时指挥体系来全面接管国家资源的调配，如何区分战与非战，如何迅速完成平时到战时的资源管理体系，将变得异常的重要同时又不那么容易。

而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言，仅仅从广义上的战争来考虑，在战时使得对资源调配的权利相对集中一些，应该更加有利于广义上的战争机器的运作，对国力不是很强大的国家，如果外部环境尚不稳定，一个相对集中高效的权力构成会更加利于国家安全。而一国政体是否合理，则需要看在特定的环境中，权力架构在集中与民主之间是否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当那种无原则的“西方民主”论调在国际上甚嚣尘上之时，这一点尤为值得思考。

当然，这里并非在鼓吹建立某种“独裁”统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去说，现代社会条件下，高度的权力集中和过度分散权力都会使得决策和执行的效率下降，我们所需的是一套合理的体制，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广义上的战争爆发之时，有权并可以使得国家中的各种资源的能量被释放出来，而不是去建立对这些资源的过度控制。

翻过来考虑，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国力的差距，他们在国家资源的很多方面，都要承受着来自某些发达国家的压力，客观上，应对压力的方式就是要相对集中的来控制有限的资源，即使这种控制看上去并不符合经济规律，甚至并不能让本国国民所满意。听上去这很可笑，某些国际霸权始终使我们的耳朵里充斥着对别人“不民主”的批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声音的发出者的确建立了在他们所处的条件下非常完美的权利结构，但是，他们却又的的确确是现在人类（发达国家在人类总数中并不占多大比例）民主进程最大的戕害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