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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有关工分。 -- nj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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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关工分。

  多劳多得并不是自由经济独有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具体执行时的偏差是另一回事,同样自由经济中同样也有很多多劳不多得,不劳或少劳而多得的现象。

  工分的来源: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分配制度各有各样,有按劳力固定分红的,有象工厂一样发固定工资的,基本上是干好干坏收入一个样。大约在六十年代初,大寨因为分配制度不以体现多劳多得,不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率先实行了评工分制。每天按各人的能力、劳动态度、实际成效等评工分,大寨大队实行评工分制后基本解决了部分人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六十年代后期,中央把大寨的工分制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广,因为全国各地都有自发的评工分的方法,所以推广时就叫大寨式评工分。一开始是以大队统一评工分,因为执行上的困难,盘子太大了还有一定的大锅饭现象,一个大队往往有几千人。所以不久就改成以生产队(小队)分别结算,也就是几百人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从这点看,工分制本身就是为破除大锅饭的举措。

  我们插队的牧区人口少,一个大队也就三、四百人,所以以大队为结算单位。

  工分是什么: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用以结算农民个人收入的标尺,个人工分挣的多分的钱就多。一般是以一个强劳力一天劳动作为一个工,一个工又分为十个工分,十分是一个强劳力一天可能评到的最高工分。有的地方对特强劳运会给予高于十分,象有的地方出河工最高就可评十二分。也有其他情况,比如说我在大队的第三年为了面子上好看,规定一天最高分评九分,这样从工值(十分)上看就提高了十分之一多点。工值(一个工十分能分到的钱)成了衡量一个生产队穷富的标杆。在文革后期全国最富的工值大约有三、四元,已经远远超出城里工人的收入,这当然是极少数地方。穷的工值只有几分钱,我一位同学的父亲下放在淮安某公社,他所在的队工值只有五分钱,工分挣的少的除去口粮钱后还要给队里倒找钱。大部分地区工值在三角到七、八角之间。

  工分的评分方法:由所有参加劳动的农民一起评分,一个人能得多少要经大多数人同意,不象小司说了那样由少数干部决定。我插队的地方是这样,同学在苏北插队的地方我也去过几处,也是民主评议。当然很多情况下因个人恩怨不是那么准确,但总要多数人同意,少数干部决定不了。这可能是当时农村最民主的部分。大寨是一天一评,每天收工后马上就评。我插队的牧区因居住分散,一般十几天到一个月评一次。有些由少数人干的或者零星活计,才由队干部规定此活值多少工分,你去干完了就得到这么多工分,比如说我们队的会计、兽医、蒙医、小学教师等就是固定工分。

  工分制的分配方法:每人得到的工分就是年终结算分红的依据。全大队的总收入除去成本、税收和必要的提留外除以全队总工分数,得到的就是每个工分能分到多少钱,工分挣的多分的钱就多。

  所以评工分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集体化时期不说是最好也能算是很好的分配方法。

  另外,农村的口粮与工分无关。当时农村的口粮根据人口分配,不管你工分挣的多少口粮是一样的,当然口粮钱要从年终分配中扣除。有些地方工值少,个人工分挣的少不足以抵扣口粮钱,大部分是先欠着,少部分地方就扣下一部分口粮。留口粮的多少由各地方政府规定,因为当时全国粮食短缺,口粮都不太多。产粮多的地区基本够吃,产粮少的地区就要部分靠自留地或瓜菜代了。总之是不能大吃大喝,又不会太饥饿。

  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了留的口粮、交的公粮(税)外全部交售给国家粮库,这是产粮区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

  我在实行包产到户后几年中只要见了农村来的人就会问他们包产到户与以前有什么区别,多数人回答是产量与以前比差不多,但干部吃喝、浪费少了。还有就是不需要下农田时可以自由决定干什么,本需要象以前那样为了挣工分,没事也要出工。从这点看,农村改革的最大好处是农民比以前自由多了,不象集体化时期那样天天栓在地里。而现在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主要靠的是农业科技的发展。

  至于有人说集体化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靠地里的产出,即使农民再没有积极性他也会知道地里不产粮他就没吃的,不象现在这样还有打工一条出路。一个生产队的农民再没积极性也不会把自己队的田里搞到不产粮食,集体化是产生了许多磨洋工现象,但这些磨洋工是以地里还要产粮为底线。本来田地里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但为了挣工分,庄稼不需伺候的时候也要下地,这就造成了许多无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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