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家觉得围城怎么样？ -- 豫蒙

[转帖]钱锺书是麻木的“大师”?

现在的一些人们，已经很自然地把钱锺书和“大师”这个称谓连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成为“大师”，仿佛就领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写满大师名字的陈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脚，就即刻人神共愤。本来，任何学者，作家，艺术家都需要经过他人，后辈，尤其是时间的评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萨特的左倾，都如此，后代原谅不原谅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师”的帽子，奉着“文化昆仑”的头衔，当然免不了别人要来怀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于后，修筑神坛在先，才有请下神坛的必要。

钱锺书毫无疑义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原本生活在个人的学术世界中，自人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仿佛在一夜之间，借着大众传媒的推动发现了他，他晦涩难懂的著作被看成学术的高峰，他的小说成为畅销书，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其说是钱锺书的学术和文学造诣征服了大众，倒不如说是大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们内心中对于“大师”总是难免崇拜的，然而，几十年的风云变换，能称得上大师而又能为人们熟知的人毕竟寥寥无几，而向往大师的人又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时候，钱锺书博古通今的学养，书卷气的幽默，非政治的学术和小说艺术让读厌了宏大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人们有种顿然开朗的感觉。和其他在政治风潮中东倒西歪的作家学者们相比，钱锺书的走红，正以那种非政治的，超然的学术追求和个体独立形象契合了厌倦形形色色的政治，“躲避崇高”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锺书诚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识份子的“昆仑”来看，似乎他又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杨绛的回忆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勾画出一个钱锺书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似乎缺少点什么，或者说，并没有人们期待的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以为，这种精神力量应当来自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对现实苦难的敏锐感觉。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时候，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在《罪与罚》中，陀氏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困惑，犯罪，逃避，最终获得爱情和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穷人的困窘和绝望，社会的不公，也有忠诚，而最大的忠诚，却是来自最下层的妓女索尼娅的爱情。另一位文学家托尔斯泰则一生都为自己的贵族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而痛苦，寻求社会改造之道。晚年因为内心的煎熬放弃遗产离家出走。这种力量更应当来自内心的激情。鲁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讽刺著名的，但在许广平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却说鲁迅的缺点是“太敏感，太热情”，太容易愤怒。鲁迅是太热情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对鲁迅的真正了解。《围城》的结构有问题也好，作者幽默过多，干预情节也罢，都掩盖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没有的，正是名著应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当我们读《阿Q正传》的时候，是笑中带泪，最后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写吕纬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激进青年蜕变为一个 “无可无不可”的落魄文人，吕纬甫悲剧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个性软弱，但这一蜕变过程通过对话，回忆的步步揭示，却让人逐步体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体幻灭过程，并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个不断追求而又不断幻灭的过程中才丰满起来。又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渐压抑和扭曲的蜕变过程。而方鸿渐这个人物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理和性格发展的逻辑与纵深，从一开始到最后，尽管经历了丧妻，出国，留学，回国，工作，结婚等等重大的外在变故和时间的延续，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过且过，不真正快乐，也不真正不快乐，无所谓追求，也无所谓不追求。这样，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种现象，赋予它社会意义，而是在单纯地，平面地展览和把玩一个灰色人物的种种弱态，并衬以一群灰色人物的丑态，供作者自娱，如杨绛回忆的，钱每写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美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之不能从通俗讽刺小说成为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正在于既没有展现美，也就无从展现美的毁灭。不少读者在方鸿渐身上看见知识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买假文凭也看成是知识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剧，是不是太离谱了呢？一个连文凭都敢造假的人，谈何清高？方鸿渐的人生是有荒诞意味的，这似乎也是钱锺书着力想强调的一点，但是方鸿渐的荒诞却又没有同时期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关键的，关于理性与对抗，以及对意义的探求的成分，没有加谬的《局外人》中的那种启迪。那么，塑造这样一个既无能又没有基本道德底线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围城》完全没有同时代中国作家作家如沈从文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违背了明末清初文学，如《牡丹亭》，《红楼梦》，《镜花缘》，《三言二拍》中对女性进行正面塑造，并以此来反讽男性社会的传统。除了对唐晓芙稍留情面，从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范小姐，到孙的姑母，个个女人刁钻狡猾，诡计多端，看不到真心和真性情。杨绛竟还解释说，“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叫鲍小姐。”如果一个男性作家对自己并非刻意否定的女性角色都采取这样一种不屑的态度，小说能否真正打动人，实在是成问题的。从社会阶级角度看，《围城》也看不见《儒林外史》里那种对下层人民进行的正面塑造，所有人一律都是受嘲弄的对象。委琐和丑态，固然也是人类这种“两足无毛动物”根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从语言技巧上看，《围城》是精致的，但恰恰犯了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毛病：“过度精致化而麻木。”（徐贲语）尽管写的是一群知识份子，小说却始终不过是一本通俗作品而已。人们之需要文学名著，并不单是为看到个个角色都委琐，阴暗，俗气，然后被连篇累牍的俏皮话弄到“我笑，他也笑”，最后感叹人生无奈，还是要找到真切的爱与恨，找到一点美与力量，找到一点点的理想主义……否则，何以需要托尔斯泰，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倍克?

杨绛的文字中的钱锺书，仿佛就是一个没有激情也没有愤怒的人，再大的变动，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过且过。值得注意的是，杨绛说，钱锺书读书看到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从没见到他看书流泪。”而钱瑗手书的回忆中，提到钱锺书在她幼时竟教她说法文粗话，令客人大笑。这些都似乎无意间解释了《围城》不能打动人的真正原因——作者自己不会感动，而且“幽默”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拿来寻开心，作品中怎么能有打动人的力量，“教粗话”之恶俗比起鲁迅的对待周海婴，实为天壤之别。钱杨二人以读书和著述试图超越政治活动，固然也令人钦佩，但也似乎放弃了对周遭一切的承担和关注，仅以自身的境遇作为标准。读《干校六记》读到二位老人被下放干校，从事自己不习惯也不适宜的体力劳动，不免让人有欷嘘叹惋的感觉，但自始至终，却看不到杨绛有超出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兴趣。他们还有高工资可领，有回北京的希望，而周围的农民们呢？杨绛除了轻描淡写地提到几个乡间的少年男女，根本没有去注意过农村的状况，看来五七干校真是办得失败，用杨绛自己酸不溜秋的话说，“分明是国家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