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乱品《夜航船》之一——张岱其人 -- 浮云

这是一个大厦将顷， 梁木崩坏的时代， 边患四起，民不聊生，而朝廷依旧腐败不堪，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五内沸然。万历三十八年（1610）江苏学者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看到当时阉党专政擅权的危局，有一天讲课之中，突然猛烈抨击时政，动情之处，几至老泪纵横，室内骚然，后来被忌恨者丑诋为东林党，终被当权者以谋乱悖礼之名血洗。当时，努尔哈赤尚在施行缓兵之计，与明朝假和好，真备战。

　　此时书生兼玩家的张岱才十四岁。他出生在水木清华、山川映发的人文渊薮绍兴。绍兴一名山阴，正如俗语所说，行走在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张岱的家底非常厚实，他在《空传》中说，祖父张文恭以节俭持家，在舅祖朱石门先生的影响下，开始爱好姬妾美女，置宫室器具之美；到了父亲一代，尽管他不事生计，晚好神仙，但因得到了母亲的鼎力支助，得以了此一生。不过到了此时，“先子如邯郸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张岱父亲这种人生如梦的思想，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表现得更为彻底：“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结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自然这一切都是国祚鼎革以后，作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回忆的，此中不免有痛悔之意，不过这一切与其说是痛悔自己玩物丧志，倒不如说是为整个国家悼亡更确切地表达出他的丧魂落魄之怀。所以对于张岱来讲，明朝的灭亡是他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陪伴他度过了多梦而忧戚的余生。因此哪怕是嬉笑为文，也是胸中猿咽，指下泉悲，伤怀不能自禁。

　　国家灭亡以后，张岱与一些明末遗民知识分子一样，不能作刀兵血刃的反抗，要么削发为僧，要么隐姓埋名，要么披发入山，作山中野民，更为绝决的就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横尸山中。不过张岱毕竟是有真面孔的人，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他披发入山为野人，“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由此看来，张代岱不仅看透世相、望断炎凉，而且能够洞穿古人所玩的——让后人走入魔道的——教条和把戏，可见他的晚景并不仅仅是令人伤怀，甚至也能使人体会到他有几分思想家的不羁、深邃与狡黠，就凭这一点，他也应该比那些迂腐不堪的理学家们获得更多的人去关注和研习。

　　经过千年的道统严压之后，在晚明，一部分人的文章从事关国体、发明功德、敷衍仁义、明性载道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他们冲出高文典册的藩篱，创作率尔天意的小品，终于在明朝中后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尽管在明朝有台阁文人如杨士奇、解缙复欧阳修、曾巩之古；方孝儒、王鏊复韩愈之古；林俊复质简之古；桑悦、祝允明复奇崛之古；前后七子的复秦汉之古等等，此中尤以前后七子最为嚣张兀厉，但这一切已无法阻挡明朝中后期拍打着文学大堤的小品洪流。

　　小品的概念最初来原于佛经的略本，它起始于晋代，《释氏辨空》中说：“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所以彼时用“小品”二字命名的作品集俯拾即是，以至于当时的小品选本如郑超宗的《媚幽阁文娱》中掺杂了大量的应世之文，说明虽然他们直觉地感到小品文短小精悍的特性，但并没有从系统上去阐释它。因为无论是公安三袁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还是钟惺、谭元春的“孤峭幽深”，都不是系统而自觉的理论，只是为了他们的写作为更多的人了解罢了。倒是在地拘无束的书信往来中，透露了他们创作上叛风大炽的蛛丝马迹。袁宏道在《与徐汉明书》中说：“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能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这种观点近乎说自己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其实在他看来，当书生也是需要资格的，太有用的人显然不屑于当；没有闲，没有情，没有洞穿世事、看破名利的眼睛，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最不要紧的人。

　　既然自己是天下最不要紧的人，就不必去争名夺利，求快活成了人生的第一要务，享乐主义风气在彼时深合文人的心态，加之说禅道佛成为一种时尚，和明末萎糜的市民习好路数相投，因而极大程度地在整个社会阶层蔓延开来，对此袁宏道在《与龚惟长先生书》里细致地描写了他所认为的人生五大快活，总而言之，就是要有珍奇宝玩，美女成群，奇书盈室，远离尘嚣，尽情享乐，不知老之将至，最后把资财散尽，“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如此放胆豪言，几近肆无忌惮。“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此种潮流的波峰浪卷，文人们游山玩水已成为日常功课，抒发心中的磊落不平之气，倾倒长久郁积的肺肠，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以写情性为主的小品文作家，张岱就是其中领袖群伦的一位。

　　最能体现张岱小品风格的莫过于他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部贯以“梦”为名的作品，集中地标示了张岱与众不同的文学才华。关于这两本书取名均与“梦”有关的著作，他在作《萧邱谵述小序》中说：“呓者醉梦之余，凡有深恩宿怨，哽闷在胸，咄咄嚄唶，乃以魇呓出之，是名曰呓”，我想他在写这两本回忆兼悼亡性的著作时，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交织着难以名状的伤感和复杂的心情，只要我们永远铭记他对清王朝的宿怨，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用梦作书名的真正原因，因为这书名显然不仅仅是对他自己曾经繁华侈靡的个人的家庭生活的一种怀念。张岱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辈都曾做过大官，他本人虽然只中了个秀才，也花了些精力在功名上面，但他的旷达却使他并无急急困于场屋的难堪和艰辛，这在功名利碌羁縻的社会里无疑是一种大洒脱，所以他整日游山玩水，狎妓看戏，穷搜珍玩，浸染在晚明社会的市民习俗和享乐主义的风尚之中。及至国破家亡，故友凋零，风流散尽，只剩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后至披发入山，屈就编蓬之下，有的“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想当年与他往还的各色人等，是如何的趋之若骛，而到如今才酃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势利嘴脸。其实世态炎凉，又何尝只教训了张岱一人呢？也许世道原本并不曾温暖过，只不过是张岱拔高了它的温度而已，自己生活在虚假的温情之中而不自觉。

　　明朝的灭亡，使张岱的生活像一出舞台戏一样，来到了它的高潮。浪子张岱深邃的情感世界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喷射点，犹如落差极大而湍激的河流，由于在它最显要的当口修筑了水电站，使那些被白白浪费的河水转化成巨大的电能，进而照亮了以前从未感到光明的角落。失去了的生活最容易成为回忆的资料，它们已然洞开，频频闪现。张岱厚蓄薄发，惜墨如金，用笔简省，虽有满腹怨气，烈烈怒火，但不动声色，更不施人以拳脚，却解了一肚皮的鸟气。张岱在评张子省的文章时所说的：“笔笔存孤异之性，出其精神，虽遇咸阳三月火，不能烧失。”正可移来评价他自己这一场迟来的文字风光。

　　自古以来，领西湖真传者少，看它热闹的人多。范景文的《西湖》一诗说：“湖边多少游观者，…几人着眼看青山。”说人们大有看欺头的用心。清人李鼎的《西湖小史》说：“今游湖者春时最盛，然半属‘看忙’；领幽味、赏清韵者有几？吴人嘲杭人为怕月，信非虚也。”看来吴人怕冷不怕热，月亮好生耽误瞌睡。但张岱的西湖却是从自己肺肠中流出，故惊世骇俗，如若不信，且看《明圣二湖》：

　　“余弟毅儒常化西湖为美人、湘湖为隐士、鉴湖为神仙。余谓不然，余以湘湖为处子，腼腆羞涩，犹及见其未嫁之时；而鉴湖为名门闺淑，可钦而不可狎；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之，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在春夏则热闹之至，秋冬则冷落矣；在花朝则喧哄之至，月夕则星散矣；在清明则萍聚之至，雨雪则寂寥矣。”

　　要说张岱的风雅清丽，并不虚造，何故出此狂悖的比喻？陶庵本已国破，西湖犹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又因其每年有抗尘拂世之意，世间万事皆可忍耐，独俗不可耐，张岱大为动怀，借题生发议论，便把世人不解风月的情状揭发出来，正如以谐谑著称的王思任《问水亭》一诗所说“辛苦西湖水，人还即熟眠。”张岱说到最后激动处，仿佛从胸中排宕而出：“世间措大，何得易言游湖！”如此为西湖鸣不平的愤慨，大抵是古今一人，连有的读书人对西湖的识见都不入他的耳目，更何况只给西湖添乱的普通过客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普通游人没有资格去赏玩西湖，而是张岱有这种资格来给人们上一堂生动的欣赏西湖的美学课，观张岱俏皮犀利的笔锋，婉转有致的布局，旁征博引而又贴切得当的史实，叫人荡气回肠，令人俯首称是。在我等凡夫看来，祖国河山若能藉张岱之笔描摹出来，处处有真汉子的人气，与那些如开列账单的地理指南一类的游记相比，相去何止霄壤！山川本来生机勃勃，烂笔头欲将其写死，往往需要张岱这样的高手才能将其救活，挽救奄奄一息的江湖。湖心亭本不如何，但看《湖心亭看雪》一短文，字字动人心魄，有裂石崩云之奇效，只见张岱胸次的万千气象，却以简淡枯笔描来，而其中的生动氤氲之气，直如醍醐灌顶，令人大为开怀。

大雪之天，拿一小舟，衬舟小人大，更显人之鲜活；前往湖心亭赏雪，风雪漫漫，衬得舟中之人只是微不足道之二三粒而已，此时便看天地广阔，而人之渺弱。但是且慢！亭上有两人正对坐大喝烧酒，看到此等够味的人物和场面，平素对“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的张岱也强饮三大白而归，可见张先生喜极时的豪放情怀，行文至此似可打住，但张岱偏往奇险路径走，用船工一句似愚实妙的话来收口：“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大有写尽山水精英之慨，不可方物，真可谓西湖的人间知己。

　　倘使张岱的锦心绣口仅仅为西湖而生，我们便不必大费笔墨，把他的事迹留给西湖的好事者们去研究和传播好了。令人惊叹的是张岱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才华和深入浸淫。于史学一端，是他遭国破家亡以后，努力收拾， 孜孜以求的，这其中包纳了他对明王朝爱恨交集的切肤之痛，也倾注了他余生的心血，所以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他看到人世沧桑、世态炎凉，每每想一死了之，但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他尚未完成的史学巨著《石匮书》，可见他对自己史学著作保存有明一朝的精神血脉有多么大的期待。尽管这部巨著今已散佚，但我们从其它散见的资料中还能看别人对它的称赏，曾写过煌煌巨著《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对其有高度的评价，并多次提到而且采纳了他的一些观点。这在张岱《与周戬伯》一信中有非常真实的记载：“今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以终厥役。”特别是他著史“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的求实精神足堪为后世治史者师范。

　　其实要了解张岱的全面成就，就必须化力气去对待他的《自为墓志铭》。墓志铭一体本是人死后由他人去操刀的一种文体，张岱对世人皆欲杀的乡前辈徐渭称赏不已，以至于有人说他有徐渭癖，或许他也想效仿一下青滕先生。当然更深层的原因便是觉得没有人能通自己的心曲，犹如西方一位美术家的评价世人对凡高的误解时所说，世人都不理解他，或许为他送葬的都是他的敌人。与其百年后让那些谀墓作者强作解人，不如自己调侃自己一番，从实招来，所以他在此文中不惜一切手段贬损自己，说自己是实足的纨绔子弟，罗列子达十种之多的广泛爱好，而且在《自题小像》中更加调侃：

　　“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瓿。之人耶有没有用？”

　　文人自赞，好比画家的自画像， 有的如实写来， 有的则极度夸张，更有甚者就弄成了抽象画，张岱也这么自嘲嬉笑一回。当然文人丑化自己并不始自张岱，戏曲家钟嗣成就曾夸张自己的丑是“有朝一日黄榜招收丑的，准拟夺魁”《一枝花·自序丑斋》套曲）；而龙潭先生李贽在《自赞》中说（ 自己是“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词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徐渭的《自书小像》“龙耶猪耶”简直就有点近乎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不过这一切与其说是他们自损，倒不说是对社会的宣战和批判，因为此中透出非比寻常的傲岸不群，深切的孤愤。他们的自我揭短，掷地有声，能提能摔，夺人口舌，是研究这些叛逆的灵魂的绝妙材料。当你看到张岱在史学、文学艺术、茶道、器皿鉴定并且在衣食住行的鉴赏诸方面卓越有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自损的做法其实还有一层得意在里面，倘使他确如所说仅仅是个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他也就不必对明朝的灭亡如此痛心疾首，砥砺自己的气节，只待《石匮书》完成了以后才心安理得。

　　尤其精绝的是张岱对茶近乎出神入化的鉴赏能力。《闵老子茶》描写一个精于茶道的有点怪癖的闵老头子，开始对张岱的造访视而不见，满脸不屑的神情，故意去寻找自己遗亡的拐杖，待回来后，反而责备客人为什么还不走？及至沏好茶，张岱品赏出了茶叶和用水的来历，闵老子故意而下疑阵，把张岱往错误的歧途上引，以考验张岱是否能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闵老子对张岱深湛的品茶功夫很为折服。当然聪明的读者会从文章中体会到，有一出相声说的“老师您接着教”的自赏味道，这是张岱惯常做的反衬手法。

作者： 雪山泥人 2006-5-6 13:57 　 回复此发言

5 回复：夜航船序——张岱

　　《与毅儒八弟书》一文极为精洽地表达了张岱独立特行的文学旨趣。他的八弟毅儒选《明诗存》，让他提意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窥吾弟立意，存人为急，存诗次之。故存人者诗多不佳，存诗者人多不备。简阅此集，大约是明人存，非明诗存也。”所以“诗不佳，虽有名者删；诗果佳，虽无名者不废”“不能诗而存其人，则深有害于诗也。”这在理学笼罩的明代真是振聋发聩。其实他这种不因人废文、因人褒文的思想在《阮圆海戏》有更为直接的抒发：“阮圆海家优，讲关目， 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卤莽者又不同。”不仅如此，他对阮圆海的写作的《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都有高度的评价。当然他对阮大铖（圆海）的投清变节行为深为不耻，大有“怒其不争”之慨，他极为痛切地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净，其所编诸剧，……多底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论戏，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虽然对阮圆海的戏剧并不是人人都认可，比如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便很不以为然地说阮圆海所度的曲了，“凭虚凿空，半是无根之谎，殊鲜博大雄豪之致”。不能说

姜绍书的话说得毫无道理，但在崇祯朝文气芜弱、新声词曲都是靡靡之音包围的情况下，要本就就没有骨气的阮圆海写出雄豪之曲，恐怕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张岱仿佛教训八弟毅儒上了瘾，《又与毅儒八弟》一文在我们看来，就有打丫环骂小姐的嫌疑，他借批评自己八弟选明诗胸无定次、转若飞蓬的选择标准时，也讽刺杭人跟在苏人屁股后面赶时髦而无主见的行为，他说自己生平崛犟，不随波逐流，别人一看便知道是我张陶庵，所以希望小弟“撇却钟谭，推开王李”，不要看文坛领袖们的脸色行事，否则上帝何必生你毅儒、降我陶庵呢？！这对当时诗必推况陵钟谭、文必称复古的王李的风潮是一个勇敢的回击和批判。不过意气风发如张陶庵也有见解相当迂腐甚或可笑的时候，在《与李面砚翁》的一封书信中他丑诋东林党，说东林党自顾宪成开讲学之风以来，为害甚烈，祸乱国家九十年。说那些作史替东林党申辩的人是“魏收集秽，陈寿报仇，颠倒错乱，其书可烧也”，他们“曲笔拗笔，仍欲拥戴东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种把明朝的衰亡归于东林党的做法，在我看来是爱大明王朝爱昏了头，这样的热忱，犹如现今看到的有些晚明刻本中保存的“保我大明万万年”的例行口号一样，实在让人好笑。另外，《岣嵝山房》一则在我辈不解风情的人看来，除了张岱出了一回恶气外，实在不知道张岱去捣毁可能成为文物的杨琏真伽的头像，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好处。杨如尚盗了南宋诸帝陵墓固然该死，张岱满可以行董狐之笔对此大加批判，用不着非到岳飞庙中的秦桧像面前去撒尿，也用不着看了黄世仁欺负杨伯劳的电影就去砸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的脑袋，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浅白的道理。否则凡是令人讨厌的历史人物，我们每到一地就去捣毁他们的塑像，不难想象，将会乱套到什么程度。

　　张岱是个才情型的学者，所以他最反对毫无个性的两脚书橱。他的著述除了他在《自为墓志铭》一文中所罗列的诸多著述外，还有为人们广知其名而鲜见其实的《夜航船》。《夜航船》在他的著述中算得上是别具一格的，其内容几乎是包罗万有，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旁采博收，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个条目，涉及学科很广泛，是比较有规模的一部分类百科全书。其中的条目多系张岱广涉各种典籍后，经过严加采撷，用自己依永的文字连属起来，但是又遵循了不窜夺的求实精神，这对学习古代典籍而又涉列不广的人是一种极大的帮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岱在广搜前代异闻、典章文献的同时，适当地采撷了一些当世当朝的不为正史所采纳的轶闻趣事，对明代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旁证材料。比如在《天文部·日月》“命咏新月”一条中所载的朱元璋见其太孙（建文帝）长了个扁脑袋，朱元璋戏称为“半边月”，有一次朱元璋看到太子和太孙都在眼前，看到皓月当空，于是让太子和太孙即席各赋诗一首，朱元璋看了太子、孙的诗后很不满意，因为在朱元璋这位开国帝王的眼里，“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影落江湖里，蛟龙未敢吞”这样轻巧的诗句无疑太书生气了，后人便用“未得团圆”、“影落江湖”影射建文帝逊国、明成祖朱棣篡位的史事。此事不仅被张岱录用，而且《明朝小史》的作者品毖在该书卷三的“蛟龙不敢吞”一条也有详细的记载，与张岱的记录相异处只是把“未”字换成了“不”，而且说“太祖见之不悦，以其口气非吉兆也”。不管此事有多大程度上的附会，但建文帝的文弱却是有目共睹的，它至少对明初的致局提示了可供揣测的角度。不过在编篡此书的过程中，既有审核未当之处，部类的分类未必尽如人意，而且有的内容重复、有一些神鬼怪乱的民载和天命色彩，尽管他行文时只是叙说并未渲染，但这或许与他经历的国破家亡的惨痛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总是应该提请读者注意的缺失。当然这一切并不损害它应有的价值，《夜航船》瑕不掩瑜。

　　张岱的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 然而他最为后世称道的业绩却主要在于他对中国小品文的独特贡献，他为文简约，造句奇诡，识见卓越，擅长在短章小文之内营造惊心动魄的波浪，文章在法度之中却让人深感他对过往文风的背叛，他驳杂广通，不拘秦汉，不泥唐宋，不株守陈见，不死于古人语下，而自得风流，铿鸣四座，声追前彦。他为人耿介，披发入山，虽常有厨烟不继之虞，然独守高节，勤奋著述，以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血脉。他那些奇诡沉雄的乐府诗，写尽历代刺客的悲壮，大有“无边忧患颇伤我，未尽锋芒尚入诗”的人生慨叹。他死前将墓地选择在离项羽墓不远的地方，也表明了他和司马迁一样，不以成败率英雄的高远卓越识，更体现了如清代诗人王昙祭奠项羽时所说的“来抱琵琶哭大王”的与天地同悲的亡国丧家之痛。虽然明朝离我们较远，而他与我们却是如此切的，血脉畅相连。

　　而今，当我们体察到汉语有如此丰约的表现力时，作为晚生后学，我们只能借用两个深情的汉字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怀念！

冉云飞 1996.1.18-22.于成都 1.23-30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