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阿罗不可能定理与中国（3） -- acton

先来看动态问题。假设世界是静止的，或者可以设定某一时刻为标准时刻，那么我们通过研究这一时刻每个人的全部需求，可以适用阿罗的理论。那么甚至可以假设阿罗的理论是完美的，或者是普适的。不过问题是这一前提，即世界的静止不动是不可能的，从而我们无法确定个人在一分钟前的需求和一分钟后的需求是否相同。阿罗的理论并没有阐述随时间轴发生变化的人们的需求所适用的理论，这是最大的缺陷。

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这样的情况，即人类的需求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基本上是这样几种情况：

1是需求种类不变，数量变化。比如一分钟前我想要1块钱，现在想要2块。

2是需求种类变化。比如一分钟前我想要1块钱，现在我想要喝1杯咖啡。

3数量和需求种类一起变化。比如一分钟前我想要1块钱，现在我要3个苹果。

4需求的强度也会变化。假设用可以货币来衡量效度的话，可以假设一分钟前我想要1杯咖啡时愿意支付1块钱，现在愿意支付5元。

5变化需要的时间。比如我想要喝1杯咖啡的愿望持续了1分钟。而想要吃肥肥烤猪的愿望持续了5年。

可以想见，以上几种变化随时间变化而发生，从而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准确知道人们的需求。也许我们自己都搞不懂自己真正要什么，怎能指望其他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呢？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用限定时间来解决动态变化问题。也就是用投票日当天全国公民的愿望决定未来4年的方案。4年后再来一次。通过强行打断时间进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方法是研究趋势，并且不断调整。政府先通过所谓的研究抛出一个方案。然后试点，推广，观测反应，进行调整，结果是正式确定或者终止执行。当然美国也有类似的过程，但是美国更强调法律，只要国会通过总统签字，就正式执行。所以缺乏弹性。当然律师的作用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不过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所谓的专业性可以降低决策成本。比如我们可以同意专业人士在最初制定政策时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概率制定出优质的政策。接下来，专业人士在进行试点，调整的过程中效率更高。这就是新加坡专业政府的最初构想：让专家治理国家，用法律和优厚待遇保证专家的尽忠职守。

博弈问题也是阿罗的分析中的弱点。比如在三个人对三种方案偏好导致无法产生最佳方案的例子中，假设引入博弈论，情况就会不同。考虑到三个人有勾结，贿赂，交换，引诱，威胁，退出游戏，弃权等方法，最佳方案的产生并非不可能。甚至可以帕雷托最优。海盗分宝石就是经典案例。对于国家政治来说，博弈就是分赃，说分饼可能好听一点（分其他什么也可以，比如烤猪之类）。分赃不均引发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采取民主制度后面临的最大困境。民主政治，或者说选民政治环境下，领导者考虑分配大大多于发展。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住领导权，所以讨在好选民上大量消耗了本来不多的资源，从而限制了发展所需的资源。而集权主义下，统治者已经占据了最大份额的资源，继续压榨的收益不大，而遭受反抗的风险大大增加，从而优先考虑的是发展问题是明智的。比如海盗分赃问题中，第一个海盗已经占了最多资源，为了这些资源的增值，他是5个人中有最大投资冲动的。同时被统治者也有强烈的求发展的动机。因为无法从统治者手中分到更多资源，把蛋糕做大就成了改变目前状况的唯一选择。比如海盗中的没有分到宝石的其他人有强烈愿望再做一票。于是全社会都有了强烈的发展动机。在这种条件下，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的专业性和高效率就显得非常重要。从统治阶层来说，由于占有大量资源，高的投资效率可以带来比进一步压榨更高的回报，还可以减低反抗风险，所以要求专业的代理人来管理既得利益。从国家整体来看，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是良好发展的第一步，专业人士有更高概率选择正确方向。而在发展过程中的及时调整也是专业人士比较成功。即便政策发生问题，只要不是非常致命的问题，集权制度保证统治者度过高风险期，吃一堑，长一智，进而提高了治理水平。集权体制下，最高领导集体更重视长期政策和长远发展，可以做到不计较一时得失。缺点在于一旦发展遭遇瓶颈，社会矛盾有可能会剧烈爆发，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博弈问题，即集权国家的领导人可以通过观察和学习发现缓冲机制的缺乏问题，从而改善潜在困境。通过放弃一些利益，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统治内部对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争夺。比如来陈书记的遭遇。不过民主制度对于分配问题的解决会更好吗？通过观察欧洲福利制度的演变，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由于民主制度在处理动态性和博弈问题上没有给出更好的答案。注重专业和效率的适度集权制度不失为另一选择。同时考虑到制度转换的巨大代价，也许保持现有制度，并不断加强和完善，提高制度的效率，降低制度成本（可以吗？非常怀疑），才是目前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