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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夕阳篇) -- dreamfl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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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夕阳篇)46

民国时期,道教被冲击得落花流水,基本上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但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它却吸引住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这种现象,仿佛一群生物学的教授,发现了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一般。

其中,跑得最快的又是日本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窪德忠和吉冈义丰外,比较有名气的,至少还有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平野义太郎、福井康顺、五十岚贤隆、幸田露伴等等。喜欢文学的朋友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位:幸田露伴。此人道教方面的研究不算顶尖,却是一个十足的文坛顶尖高手,

中国的道教,却让日本人抢先研究个够。这一点让国人相当尴尬。不过,在当时(甚至可以包括现在),这样的尴尬已经够多的了。比如,谁都知道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是在日本。日本人除了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外,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当时的中国学者望尘莫及的。《红楼梦》中那句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完全适用于国运的兴衰。大致上来说,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除了风景之外,不用指望看到其它令人激动的东西。

后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慢慢地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学者,叫刘师培,此人一生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前半生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后半生是真正的反革命者,投靠满清重臣端方,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家,以及闻名天下的“怕老婆的男人”和“戴绿帽子的男人”。早在1910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白云观去研读道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刘师培在日本留过学,他开读《道藏》的最大意义,是第一次有人抱着研究的眼光来读,而不是试图从《道藏》中找到升仙或房中术的秘方。

接下来研究道教的,还有陈垣、陈国符、汤用彤、许地山和冯友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许地山。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乡土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高手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他的著作《道教史》和《扶箕迷信底研究》,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国际学术水平。

遗憾的是,以上那些研究道教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信奉道教的。当时中国本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真正算是道教中人的,恐怕只有区区两人:陈撄宁和易心莹。其中陈撄宁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敏锐地看出了道教真正的弊病,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仙学”。

陈撄宁的“仙学”内涵很复杂。简单地说,“仙学”的现实目的是“益寿延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追求“长生久视”。那么,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致这个目的呢?陈撄宁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道教的各种养身术,尤其是“内、外丹道”。修炼到了极点的人称为“仙人”。陈撄宁认为,所谓的“仙人”,“乃是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的长生者”。——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至高居兜率天之上的太上老君,下至喜欢跑到人间到处乱逛的吕洞宾,听了这个定义,心中都会郁闷不已。

但是,如果从道教本身的利益来看,陈撄宁的这些建议却是一个死中求活之法。他试图把以前那种玄之又玄,云里雾里的虚幻道教,真真切切地请回到地面上,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望又可及的“人间道教”。

一般的聪明人,往往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高明的聪明人,则不仅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撄宁先生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也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至于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陈撄宁当年提出的“仙学”,现在已经成了故纸堆中,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名词。

陈撄宁和易心莹两人的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道教的“居士”。当时,真正的道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像陶宏景、葛洪、寇谦之、张继先等先辈高道们的身影,在二十世纪早已无法寻觅。道教,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群落之中,已经提前宣告集体退场。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因为它意味着在中国的社会里,道教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话语权了。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会把它像只花瓶一样摆出来。但同样是摆在主席台上,和那只不起眼的麦克风相比,花瓶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渐渐洞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群也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社会话语权力,慢慢从那些一身土锈的冬烘书生那里,转移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知识分子手中。这群新兴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献声,是发生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最早拥有一些现代意识的那群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应该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头生虽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但脚下已经开始悄悄地穿上皮鞋了。

很遗憾的是,康有为一开始就对道教没有什么好感。他喜欢的是儒家思想,一心想把儒家定位为国教。第一个提出废除“淫祠”的恰好就是这位康圣人,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说,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实在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

所以,康圣人给光绪的建议中就有这么一项:《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康有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多风光几年,他的“新党”便迅速长出了白胡子变成了“老新党”。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敲掉了他头上的光环,话语权扑腾一下跳进了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手中。对于道教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信洋教的“孙大炮”,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而且还要亲自动手付诸于实践。他曾经一把撕下关帝爷的画像,还拔掉过玉皇大帝塑像的手臂,切断金花夫人塑像的手指头。为此,他大大地激怒了附近的乡亲,最后不得不郁闷地逃到了香港。

后来,李烈钧都督之所以赶跑张天师,国民政府之所以颁布《神祠存废的标准令》,从孙中山那里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源头。真正前来拆庙的其实不是那些提着洋枪洋炮的士兵,而是驱使着士兵们前来动手的那种无形的思想。

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三次嬗变,更新的“新党”取代了李烈钧那些“半新不旧”的“新党”。这一次,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陈独秀送来半颗炮弹,而是送来了一种比炮弹还厉害的思想。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他的主张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激进:“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此后,所有那些打击道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废除庙观的行动,基本上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那些先后控制着知识界话语权力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他们发现中国的全面落后,也找到了落后的根源。为了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举措。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这一点无可厚非,治重病用猛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有时连孩子也一起泼在地上,这也是个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知识界吹起号角之后,或远或近,被这种思想所感染的政治人物们,便开始利用国家权力的手段,强行加以推行。例如光绪帝之于康有为,国民政府之于孙中山,人民政府之于陈独秀、李大钊……至于推行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收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则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们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是在南北朝、唐宋、元明那些时候,遇到这种不利的局面,道教完全可以运用手中那些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力,拼死进行反击!但到了二十世纪,道士们除了一次次被动地挨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的境遇,正如无锡街头那位落魄的道士一样:盲着双眼,无奈地背着鸦片烟枪和胡琴在街头流浪,用呜咽如夜间的泉水一样的琴声,试图打动身边那些无动于衷的路人,来换取几块可怜巴巴的铜子儿……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无锡街头那位盲人,是一名正一派的道士,绰号“小天师”,姓华,名彦钧,一般人叫他“瞎子阿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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