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第三章（未完，填坑中） -- 南北朝大蟑螂

在获得柏肆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拓跋珪并没有马上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对后燕王国的后继征服中，事实上，他也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决断。在《魏书.帝纪第二》中，有如下的段落似乎可以作为本章节的开头，“是时，柏肆之役，远近流言，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之，不克，死者数千。诏安远将军庾岳总万骑，还讨叱奴根等，灭之。”

本章的目的就是稍微的介绍一下拓跋魏国创始之初，活跃在中原，以及中原西北舞台甚至更遥远的西域上的那些少数民族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不为人所知道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力量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其中，比如柔然和吐浑。这些东西，比如羯族，在上文中已经或多或少的提及到了，这里姑且做一个整理，也比较符合本文《北朝志》中“志”的含义。本章中的有部分文字引自余太山先生所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一书以及cinason的《夷夏东西》一文，特此标出。

我们先来看被统称为“五胡”的中坚力量，也就是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被蔑称为“胡”的先民们，最后奠定了当今中国长江以北的所有民族的血缘基础。因此，个人认为，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对此探讨一番的，这也正是本节标题“追本溯源”的意义所在了（鲜卑和羯的民族来源已经在前文作了相当的分析―――鲜卑的情况见《北朝志》的第一章，羯族的情况，见《北朝志－其二十：什翼犍的代国（中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只是介绍一下以后的分支和发展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匈奴，事实上，这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在史书中的出现是相当的突然的，而他的消失也是异常的迅速。尽管有人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匈人”是匈奴后裔的一支，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是对这个说法取谨慎的态度。

“匈奴”的来源，在正史中曾认为是华夏先民的一支，在司马迁的笔下正是如此反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而在此基础上，历代史学大家们都以融以自己的观点加以完善，如张晏认为“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应劭《风俗通》有“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服虔也有“尧时曰荤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的观点。其中最完善的当属乐产在《括地谱》中的记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但是，无论司马迁也好，乐产也罢，撇开“荤粥”，“獫狁”，“匈奴”这三个词的发音完全不同不谈（因为我个人在古音学上的所知基本等于零，所以只好放弃从这点上的考证。这里姑且引《华夏东西》的文字一段以作书签“…而据蒲立本（1962）等人的分析，这也（匈奴用阿尔泰语）很可能不成立。如果抛开近似对音的干扰， ‘匈奴’一名在史籍上的出现是相当晚的，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战国末期，而且它的出现也是十分突然的，没有同之前民族的任何继承关系，以至当时汉人不得不用新造的名词来称呼之。”），单是从文化习俗上来看，后世被称为匈奴的民族就和夏族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相近的地方。还是以《史记.匈奴列传》为例“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游牧民族的写照，却何曾见到半点以农业兴盛起家并创造出了相当水平的文明体系的夏族的影子？（有关夏朝的存在以及夏朝的文明水平，这个也是一个相当的迷题，不过，如果二里头文明真是夏文明的中心的话，那么夏朝的文明体系无疑应该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准。）最典型的则在文字方面，如果一个民族从农耕发展为游牧尚且有情可考，那么，本民族的文字系统的完全丢失则让人无法相信了，更何况，这种情况居然是在这个民族一直有血脉延续的情况下发生。

在这基础上，比较合理的看法认为，匈奴其实并不是构成华夏文明主体的炎黄体系的一支，甚至在秦代之前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血缘的民族。他所谓匈奴的这个民族，实际上是在战国后期，融合了诸个小的游牧民族而建立的义渠国的遗孑。这个看法，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可支持性的。而为了更加合理的阐述这个观点，首先我们还是上推数百年，来看看周朝建立初期塞北的民族分布情况。在那个相对简单的年代，在中原文明区的东面是东胡（也就是乌桓，鲜卑的祖先），西面是西胡（乌孙，月氏的祖先），而北面则是丁零（高车，救勒―――就是铁勒的祖先）。而在塞北游牧区与南方农业区之间的交接地带，则分布着众多的戎狄部落。这些游牧民族，在历史上的称呼相当之多，上文所述“荤粥”，“獫狁”两词，亦有可能是指这些部落中的两个分支。

这些部落，一方面收到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而另外一方面则在东胡，西胡诸势力的打击下，在战国初年，逐渐的衍变成了两个国家，这就是后来为七雄之中的赵国所灭的，位于东侧为由白狄为主体所建立的中山国，以及在西面以西戎为基础所建立并为秦国所吞并的义渠国。这两个国家，从文明水平上来看，更加接近中原文明区的中山国的文化水准的相当的高的，甚至一度可以抗衡三晋。而义渠则更加的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蒙昧未开”了，这也与当时义渠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西边是西胡，东边则是被其他的六雄认为是异类的秦国。“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诚如是。

在战国末年，这两个国家都遭到了灭亡，这也迅速的改变了塞北的民族力量构成。其中，尽管秦在义渠故地置北地和上郡，但是不为华夏文明所接纳的义渠遗孑还是逐步的向北迁移―――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混合了早先夏遗孑的部分，而这也可能就是匈奴会被认为是夏遗民的原因。并逐渐的逼近了被后世认为是匈奴起源之地的鄂尔多斯，但这却是东胡的势力范围。

于是，在北有东胡，南有秦帝国的情况下，这个新成立的民族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充当了南方的中原文明和以东胡为主体的草原势力的缓冲地带的作用。一方面，秦帝国需要用一个棋子来控制塞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而另外一方面，他又不希望这个民族过分的壮大。从这点上来考虑，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蒙恬以大军横扫漠北却还需要修筑长城了。秦帝国在对于其北方领土的态度上看似采取守势，但其实却是一种相当具有弹性的进攻战略。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匈奴无疑是帝国对待北疆游牧民族的第一道防线，而以长城为补充点的北线秦军，则无疑是帝国的第二道防线了。这无疑是相当高明的战略，只是可惜，后世的王朝却往往忽略了的匈奴在其中的地位，只是惦记着长城的壮阔了。

然而，秦帝国对于北疆的经略，却在不经意中壮大了匈奴的力量，见《史记.蒙恬列传》“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这一举措使得塞北的其他残存的少数民族被迫进行了再次融合，而这次受益最大的无疑就是匈奴了。考虑到《匈奴列传》中匈奴崛起的时间和《蒙恬列传》中蒙恬征北之战的时间，再考虑到《史记.蒙恬列传》中通篇不见“匈奴”二字，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在蒙恬征北之后，匈奴作为一个正式的民族，才得以正式的踏上历史舞台。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主角，也就是羌族。这是一个颇为奇异的民族，虽然也在“五胡”之列，却和中原文明具有相当的渊源。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这个血脉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的民族即便被认为是中原文明的主体力量之一也并不为过。

羌的来源，据《后汉书•西羌传》说:“出自三苗”，曾被舜帝放逐。这系神话，可供参考，但不足为据。有史可考的，最早见于殷商时的早骨卜辞。甲骨文的羌字有数种写法（我打不出来）。而根据甲骨文记载，有两大部落，一个是“北羌”，一个是“马羌”。他们活动的地域甚大，大体在今甘肃省的大部和陕西省的西部。羌人和商朝的关系视两方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定。公元前16世纪的商汤时期，是商朝力量的最强盛时期，若从《诗经》“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似乎可考羌人已臣服于商朝力量之下。但到商朝晚期的武乙时期，羌商随着商朝力量的减弱而破裂，商王武乙甚至准备用“五族”的力量去征伐羌人，可见羌人势力甚为强大。

此外，和大多数少数民族不同的是，羌人具有中原文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他们具有自己的姓氏。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大姓则为“姜”。 羌人选择姜姓，应与姬姓的周人有密切的关系。大约在夏朝末期，他们与在今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着的周人部落世代通婚，周人首领古公檀父的妻子便叫作姜女，是有记载以来羌人第一位嫁给周人的女子，被后人称为“太姜”。而后来周太王和周武王娶的都是姜姓女子。可见羌人与周人结成了部落联盟，而此联盟的势力亦极为强大。而至商末，商朝奴隶主统治阶级腐朽已极。周武王联合的诸方国部落发动的征商之战中，便赫然有“姜”国的存在。

其后在周王所封赐的异姓诸侯中，也以姜姓贵族最多，齐(今山东北部)、许（今河南许昌东）、申(今陕西、山西之间)、吕（今河南南阳西）、纪（今 山东寿光）、向(今安徽怀远)、州（今山东安丘）、鄣（今山东东平）、厉（今湖北随县）等都是姜姓的羌人封国。这些封国是羌人中最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他们接受华夏文化最早，也最早同化于华夏族，因此，在战国时期，便不被认为是外族势力了。

而其他的未和中原文明发生交融的羌人们，则在中原文明的排挤下逐渐的西迁，在战国初期，羌人活动有记载在河、湟地区，即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一带（主要在今青海境内），这已经大致接近于后来的活动范围了。而到了秦献公时（前384～前362），随着秦朝势力迅速扩张，秦军逐步推进到渭水源头。引起羌人畏惧，其中发羌、唐旄等部西迁去数千里，逐步进驻到了西藏一带，它们与后来的吐蕃、藏族在族源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剩余的羌族部落则逗留在了原处，接受秦帝国以及其后继者汉帝国的统治。

这些羌族们，在汉景帝时期，被内迁安置在狄道、安故、临 洮、氐道、羌道等县（均在今甘肃西南部），以求用于抗衡匈奴。但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在汉武帝时，随着汉帝国的强大，汉朝已不满足于名义上的宗主地位，汉军开始进驻到河、湟地区，筑令居塞（今甘肃兰州附近），将羌人与匈奴的联系隔断，以达成对这一地区的完全统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羌族的不满，并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羌人联合匈奴反叛，围攻□罕（今甘肃临夏）的战役。此战虽然旋即为帝国所平，但也使中央王朝们看到了羌人的力量，于是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帝国设立了护羌校尉一职，治临羌（今西宁市以西），兼管民政和军务，总管有关羌人事务。这个职位虽然在王莽时期废除，但在东汉初年即得恢复，并从此保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似乎一直到隋朝建立才正式废止。在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青海湖边设立西海郡，下辖五个县。这都是为了加强对于边疆上的羌人们的管制。

在东汉时期，随着帝国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有所改变，靠近帝国疆域的羌人们的命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自建武十—年（公元35），从先零羌被内迁，并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均在今甘肃南）起。此后，或因反叛被平息后的迁徙，或因归附的迁徙，汉帝国将羌人的许多部迁入内地，这些羌人们，多被安置在三辅(今陕西渭水流域一带)、汉阳（今甘肃天水一带）、安定(今甘肃镇原一带)和北地（今宁夏吴忠西南）、土郡（今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一带）、西河（今内蒙古离石）等地。他们被称为“东羌”。而在汉帝国势力不及或是较弱的留居河、湟—带的羌人，则被称作“西羌”。内迁的羌人与汉人杂居，虽然可以受到汉族比较先进文化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汉族统治阶级更加直接的民族压迫。这也是羌人们虽然居住在中原文明范围之类却保有了自己的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晋朝末年。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以晋江统的《徙戎论》为最，此文章颇长，但是却颇能反映当时的民族情况，因此全文抄录如下，希望不要被人说我是骗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