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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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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附:中央红军大渡河之役考察系列之四·下

二、川军泸定桥守军官长之一的饶杰老先生回忆文字的判读

  

  饶杰老先生为1911年生人,云南省南涧县人氏,1928年投身滇军,后在滇军李仕达部任少尉排长,后因所部在滇军内争中失利,在四川木里转而投靠川军,红军长征后川军编遣中被栽员,后回乡任教,抗战期间重新投军,参加过滇军抗战中的诸役,解放初参加云南起义,后因故被劳孜,1979年平反,担任南涧县政协委员。在原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第五旅旅长杨学瑞、参谋长张怀遒的有关回忆中,泸定桥战斗之时,饶为第四旅袁国瑞部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的一个连长,是李团最后守桥并烧桥的指挥官。

  按理,这是川军守军部队的直接当事人,其回忆文字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然而饶老先生对泸定桥战事的口述回忆却又十分的与众不同——

  ……

  ㈢奉命泸定桥阻击红军

  1935年红军长征,突破金沙江,攻克会理州,麾军大渡河。当时,我已升为三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团部进驻泸定县化林坪,命我营赶赴泸定桥阻击红军北渡。团长面示我营,须让对面的一个自卫团回过泸定桥后才能炸桥。于是,我营到达泸定桥后,我即命令拆去桥面木板,并在桥头筑下临时工事,加强布防,红军一夜急行军九十余里,先头部队于我们布防后第二天拂晓到达桥头。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自卫团的人回来,就上桥楼呼问番号,我的话音未落,忽然对面扫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站在我右侧的一个传令兵中弹身亡,我立即卧倒并命令各连进入阵地还击。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

  

——饶杰《我的军人生涯》,引自《南涧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0~61页

  

  饶老先生的口述与杨学瑞、王靖宇诸将的回忆,乃至余松琳部档案文献的叙述出入更大,又自成一家说法,其要点为:

  

  ⒈川军原本想炸桥,但命令要等对岸自卫团过河后才能炸;

  ⒉川军守军仅他所率一个营,他是营长,即泸定守军最高长官。

  ⒊红军在泸定桥与所部“激战两天一夜”且“多次冲锋失利”,方从下游“水堡”船渡过河,抄了所部后路。于是他令所部官兵将手榴弹绑在桥上并在桥楼点火,企图将桥炸毁,但未果。红军还是过了河。  

  我们再来对其逐一研判之。

  第一点:川军是否有炸桥企图?

  饶老先生的回忆文字,是川军方面诸将领回忆文字中唯一一个声称川军有炸桥企图的记叙。但这里面却又含有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既然要等对岸自卫团过河才炸桥,那为什么要先拆桥板呢?拆了桥板,对岸自卫团怎么过河?既然自卫团过了河就可以炸桥,那又何必劳神费力拆桥板呢?

  第二点:饶是不是泸定桥守军的最高长官?

  川军方面杨学瑞、王靖宇等人的回忆文字基本否定了这一点: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是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饶仅为该团一个连长。泸定守军为该团主力(两个营并加强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也对饶老先生的说法作出了否定回答——

  

步四旅三十八团严禁沿途拉民补充逃亡命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令第一营营长肖守哲、第二营营长周桂三、第三营营长李昭

  为严令遵照事。查兵额一事,平时再三明令应足规定名额者,益所以预备战时之用也。乃自雅出发以来,各连故参兵逃亡甚多,而沿途拉民充数者亦复不少。如此不特使人民发生恶感,为剿匪之障碍,以不教之民驱之任战,亦必大为减杀作战力量,危及官兵关系事小,影响剿匪前途实大。今后务须维持故参兵,严禁拉民充数。为此令仰该营长即饬属员遵照为要。此令。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2页

  

  这是泸定桥战斗两天前李团的一个命令,其间已列出所部三个营长的姓名,李团三营营长为李昭。这个命令,与杨学瑞、王靖宇等人的回忆文字,是吻合的。在杨学瑞等的回忆文字中,李团除第一营肖守哲部外,都在28日连夜赶往泸定桥。

  第三点:红军在泸定桥与所部“激战两天一夜”且“多次冲鏠失利”?这也就是说,红军是5月30日或5月31日才夺下泸定桥的。然而,红军方面的电文(参见附件),以及上面引述的川军余松琳部的两个文档,实际上都互为补充地佐证了红军占领泸定城的日期是5月29日(也就是抵达泸定桥的当天),当然也就否定了饶老先生的回忆文字中“激战两天一夜”的说辞。

  还有“数百枚手榴弹绑在桥上”也令人生疑,是桥面的铁索上?还是桥楼上?如果是铁索上,在红军强大火力威胁下,怎么绑?如果是桥楼,那也只能炸掉桥楼,跟火烧没什么两样?

  当然也有可能是绑在桥的链桩上,可这个部位也在红军火力威胁之下呀?

  不过饶老先生的这段回忆文字却与红军方面另一位人士的回忆文字有接近或吻合之处,这就是时任红三团巡视员的肖锋将军在《长征日记》中的记载,不过肖锋在其日记中记载夺取泸定桥的时间是“5月27日”——早两天,肖在该日“日记”中称,红三团上午从新民(其实当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海耳洼”)出发赶到泸定桥之时,敌人正“……手忙脚乱地准备放火烧板桥,还没来得及点燃导火索,我们三团侦察排已猛扑到敌人跟前,厉声高喊,‘缴枪不杀!’敌人听到喊声,一下子吓呆了……”(肖锋《长征日记》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然而遗憾的是,肖锋将军的回忆文字虽然很具戏剧性,可靠性却大可置疑,当然也很难成为饶老先生所言故事的旁证。肖锋将军这则“日记”除去日期基本上可以判定为错讹之外,行程上也不可能!且不说是海子山一线川军袁旅主力的拦击,就是让开大路让红军跑,红军东岸部队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从海耳洼赶到泸定桥!况且,川军和红军方面的大多数文字记录都表明:东岸的右纵队前锋红二团29日下午才打到泸定桥以南50里外的龙八步(今兴隆镇)川军第四旅旅部,跟在红二团后面的红三团,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赶到泸定桥?就是飞,也没那么快吧?肖锋将军《长征日记》是最早出版的长征日记,但也是最不可靠采信度最低的长征日记,其间的地理要素和时间顺序的紊乱错讹之多,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而且很多内容很明显为事后追记甚至修改修饰的。

  所以,饶老先生和肖锋将军的这段忆述,基本上可以研判为“不可靠”,采信度很低。

  再就是在西岸红军在下游“水堡”船渡过河问题。笔者在《泸定县地名录》上没有查到这个地名,当然,这或许不算太大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地图测绘很粗疏,国民党军的军用地图标注的地名都存在着类似错讹。但笔者此前对泸定县有关人士的采访和讨论中,已基本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能够切断泸定守军与龙八步敌旅部联系的,应该是、也只能是此间正从东岸海子山夺取龙八步的红一师部队。而据杨学瑞等回忆,红军夺桥之时,这个“联络”正在被切断但尚未被切断,李全山还与旅长袁国瑞通了个没打完的电话。

  至于红军方面在29日这天是不是“多次冲锋失利”,饶老先生的回忆作为一家之言,或有继续考证核实之必要。很有意思的是,饶老先生的这个忆述,对有人声称红军“在泸定桥是未经战斗就过河”的说法,恰恰又是一个否定性的佐证。

  需要说明的是,肖锋将军的《长征日记》的错讹和事后修改修饰,应由作者本人负责,而饶老先生的这段回忆是陈鑫先生根据其口述整理成文字的,不知是否经过饶老先生确认,这当间是否含有与饶老先生本意不符的信息失真或损失,也未可知,所以还须要进一步确认。

  

附件:红军方面有关泸定桥战斗的挡案文献

  

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  

(1935年5月26日)

  ……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准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

  

                     朱

                    6.26  

——《红军长征·文献》第355页.

  

朱德关于红四团应乘胜追击直下泸定桥致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电

(1935年5月28日)

  A、昨二十七日二十时电悉。

  B、我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即菩萨岗一营守敌——引者注)。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即猛虎岗一营守敌——引者注),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

  c、刘、聂率第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

                        朱

                     二十八号一时半

——《红军长征·文献》第357页

  

林彪关于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致朱德等电

(1935年5月29日)

朱主席,刘、聂、董、李:

  我四团于今晨六时赶到泸定桥附近,于十七时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去,余另告。

  

                       林

                    二十九日二十一时

——《红军长征·文献》第360页

  

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节录)

(1935年5月30日)

林、聂、刘、彭、杨、董、李、罗、何、左、刘、陈、宋、邓、蔡:

  A、我一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

  ……

                       朱

                     三十日廿二时  

——《红军长征·文献》第361页

附件二:国民党军关于大渡河之役的部分档案文献摘录

[B]四川(重庆)行营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节录)[/B]

(1935年1月~9月)

  匪围攻江油阅四十日之久,经我陆空各军联合痛剿,卒被击溃,狼狈西窜。而朱毛残匪,当我与徐匪激战于嘉、涪两江地区之际,已于五月六日,由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我第二十四军刘元瑭部樱城固夺,迨薛部先头渡江追击,该匪即舍会理北窜。迄窜至大渡河南岸,勾结刘文辉部赖营之一部叛变,竟于五月二十六日,得由安顺坝上游,偷渡大渡河,企图以主力进窜汉源、荥经,直取雅安。一部进取泸定。嗣经杨森部痛击汉源、荥经一带,刘文辉部堵击于泸定不逞,乘虚进陷天全、芦山、宝兴等处。又被杨部追剿,先后收复截击,其伪干部团投河死者千余。至六月十二日,窜至宝兴以北之大硗碛附近,与徐匪合股。盖徐匪已于五月十六日,乘虚攻陷茂县。二十一日,以一部渡岷江占理番。六月六日,陷抚边。八日已陷懋功也。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中央部分(上)》第543页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节录)

(1935年4~6月)

  十九日,朱、毛残匪,一部围攻西昌,意在牵制我军,大部经礼州北窜。二十二日,刘文辉部守泸沽、冕宁均告失陷,而生夷又因之出槽劫掠,阻碍交通。是日,委员长复由贵阳飞重庆。二十三日,越西南之相公岭,有匪之便衣队,与我守山夷兵接触。时第二十一军王旅及刘文辉部,已布防大渡河完毕。此河西起泸定以南,东止峨边以北,自上至下,只有海耳挖、安顺场、安庆坝、农场、八排、大冲、大树堡、万江场、临河坝、水打坝、挫贾材、杨村坝、瓦空坪等十三渡口,其余地方均阻于山。二十四日,匪过越西。次日,河南之农场、大树堡及洗马姑(石达开被擒地)一带,发现匪之便衣队甚多。而刘文辉部担任河防之夷兵赖营又叛变与匪通,匪之一部,适得由安顺场窜渡,致其韩营复没,安庆坝为匪所占。

  二十六日,委员长由重庆飞成都,参谋团随之迁移。时西昌之匪,已撤围北窜。大渡河天险既失,随即沿其上游,于二十七日突破守猛虎岗之刘文辉部,以小股进犯化林坪,大股经磨西进犯泸定、康定。刘部在冷竹关及雅家埂又接战失利,三十日泸定遂陷,其李团退守天全、泸定间之马鞍山。但其在西昌之部队,跟匪追击,于二十六日收复札州,次回收复泸沽,二十九日收复冕宁。其在大渡河北岸之部队,亦于二十九日收复安庆坝,三十日将犯化林坪之匪击退,但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匪之伤亡较重。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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