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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国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去那里都是合法的-记国民党中将黄维(上) -- w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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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国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去那里都是合法的-记国民党中将黄维(中)

黄维在被俘后,开始时态度还好,只是谈到自己的罪行时往往百般狡辩,辩解说自己只是纯粹的职业军人,不懂政治,只知道服从命令,没干过祸害老百姓的事。当说到突围释放毒气的问题时,开始说是南京方面空军放的,与自己无关。当有人证明陆军也参与放毒时,又说他没有正式下过命令放毒,是下面人自己干的,他只命令将防毒面具和器材下发到部队,最后又狡辩说放的是瓦斯,一般毒不死人。

谈到作战经过时,黄维到是能侃侃而谈,一次和审他的人员聊了大半夜,举事实摆例子,其主要内容就是共党胜的侥幸,如果双方拉开了重新再打一次,鹿死谁手还未可知,特别是对廖运周的起义耿耿于怀。

49年底送到功德林,特别是宣布其为重要战犯后,态度大变,成为国民党战犯中表现最差的一个。

刚到监狱时,管理干部宣布为方便管理,晚上睡觉不许关灯。其他人到没说什么,惟独黄维指着鼻子大骂该规定没人性、法西斯、虐待犯人。(美军伊拉克虐俘好象有一项也是睡觉开灯。)

其后黄维就开始留上了胡子,并公开说这胡子是吃蒋家饭的时候长出来的,要留着做个纪念。并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黄维当时身患多种结核病,身体状况很差,特批吃病号灶,每天早上有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战犯回忆说:黄维对共产党的饭到是来者不拒,每天早上喝完牛奶吃完饭,一捋胡子往床上一靠就开始骂共产党。

该回忆虽然说的有些夸大和调侃,但黄维事事对着干在当时是有出了名的。

每个战犯到了功德林都要写悔过书和交待反共反人民的罪行。黄维则拒绝写任何东西,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被消灭,罪过就是因为打了败仗。在政治学习中更是大放”厥词”,别人学习共产党揭露蒋罪行的文件,他说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抗战胜利的时候共产党也尊称蒋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是他是”独裁者”。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治下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那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的就是叛乱。管理干部介绍镇反成果时,黄说这是秋后算帐,对放下武器的国军人员进行屠杀。当时功德林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受优待,每天不用劳动。黄就大骂共产党,说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1952年的一次学习,当学习组长宣读材料,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嗤之以鼻,说到:”要按你们这么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听到黄维如此狂妄的言论,其他战犯们群情激奋,纷纷斥责黄维的大逆不道和黄维思想的反动,让其马上写出深刻的检查。黄维没说什么,拿出随身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几个大字: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其它战犯一见大怒,军统少将董益三当即冲上去打了黄维一记耳光,黄维也不肯示弱,挥拳打了回去,双方立刻滚在地下打成一团。直到管理人员赶来才被制止。事后黄维认为肯定会受到处罚,没想到狱方在调查后认为董益三先动手打人不对,主要对其进行了批评,并责令其在全体战犯面前宣读检查。此事对黄维影响很大,感到共产党处事还算公允,此后在学习会上不再乱发评论,多数时候改为一言不发。

黄维虽然不说话了,但遇见不中听的,还是有所表示。许多战犯在事后回忆时都很佩服黄维能控制放屁的时间。有时黄维对有些人的发言感到不满时,往往就是大声放一个响屁,似乎在说那人在放屁。但其他人又不好说什么,因为俗话说:管天管地,不能管人拉屎放屁。

当时狱方要求战犯们多读一些马列书籍,黄维对这个不感兴趣,但看到书目中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是说什么的,就借了过来,一看没什么兴趣,又赶上当时痔疮发作,就撕了当手纸用。被其它战犯揭发后,还狡辩说:”书看完了就失去了价值,我用它当手纸,是发挥了它新的价值,有什么不对。”

最终促使黄维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关押期间监狱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当时的特效药是链霉素,但中国自己生产不了,苏联的质量不稳定,且副作用大。经周总理办公室批准,特意从香港重金购买,加上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这4年他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曾给院方写信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1958年开始,战犯开始被批准同亲属见面,在黄维同妻儿见面后,思想进行了彻底的转变,不再处处抵制改造,而将全部精力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制造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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