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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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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四章 洗礼(中)

 

  1927年12月10日夜晚8时左右,黄烈副营长和营部霍书记官把刘少卿叫到营部。

  年轻的副营长带着一脸严肃,疾言厉色地告诉他:今晚传令班不准脱衣睡觉,你本人要带个传令兵在楼梯上守候值班。有什么动静或有人来找我,即刻向我报告。

  刘少卿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这是要出什么事,却不敢问一脸冷峻的长官。

  但他压根儿没想到要打仗,更没想到副营长要他听的那“动静”是枪声——起义的信号。

  凌晨两三点左右,带着一个传令兵坐在楼梯口守候的刘少卿,突然听到很远处传来了重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密集。他让传令兵看住楼梯口,自己赶紧上楼去报告副营长。刚走到副营长门口,发现副营长已经起来了,面带笑容对他说:“知道了,你快去把营长接回营房。”

  这时霍书记官也起来了,黄副营长对他说:“我们党的决议实现了!”

  刘少卿一听这“决议”就明白了:这两人是共产党。

  兴奋的传令班长带着一个传令兵出发去接营长,刚走到楼梯口,就看见楼下一位少校军官背着一大捆红带子进屋向楼上走来。

  少校看见到他们张嘴就问:“你们副营长在哪里?快叫他把这些红领带发到各个连去”

  话音刚落,刘少卿就听副营长已在自己身后答话:

  “我在这里!”

  刘少卿回过头来,副营长向他点点头:“昨晚我对你说的,就是这件事!”

  少校和副营长对刘少卿们吩咐,把红带子分发到各连——这是起义军的标识。

  接过那捆红带子,刘少卿吩咐两个传令兵到各连派人来领取红带子,自己带一个传令兵去接营长。当他们走出营门时,看见外面有官兵们来往奔跑,从忙碌紧张的气氛中,他判断出这是要打仗了!

  他们走到了“施公馆”时,看见施恕之营长已经走出门来。

  看来施恕之事前并不知道什么——没等传令兵们敬礼,他张口就问:“出了什么事情。”

  “副营长叫我来接你的。”刘少卿自然更说不清楚那“决议”是什么。

  他们跟着匆匆回营的营长走回到离营门口不远的地方,就发现团参谋长唐继元和另一具尸首横陈在营门外的广场上。两个传令兵莫名其妙,互相瞪了一眼,同时看到团指导员[②]站在高台子上讲演:

  “这些反动分子,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

  反动分子?刘少卿心里猛一激灵,这词儿太熟悉了,不就是自己在家乡常给人宣传的话么?

  也是几年后从叶剑英口中刘少卿才知道:就在黄副营长给自己下达命令的一两个小时前,接到提前起义命令刚赶到广州的叶挺同志派人在旧仓巷一座楼房召集教导团、警卫团有关负责人和工人赤卫队代表开会决定:⑴次日凌晨三时发动起义。⑵夜间普通口令“暴动”,特别口令“夺取政权”。⑶起义人员颈上一律束红领带作标志。⑷枪毙各团的反动军官,收缴反动部队的枪枝弹药给新兵和工人赤卫队使用。 ⑸教导团进攻沙河炮兵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维新路公安局、保安总队及各分局。⑹警卫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长堤肇庆会馆之第四军司令部。驻在文德路之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及第四军军械库,并派队往东堤一带戒严,防止敌军渡河。

  警卫团正是根据这个会议决定,在起义前枪毙了团参谋长唐继元、第十连连长黄霖等三名反动军官,全体官兵束上红领带,解除了反动士兵的武装,派出部队配合赤卫队投入战斗。

  而刘少卿见到的那位来找黄副营长的少校,就是枪毙反动团参谋长后新任命的团参谋长。

  进得院子,全营排以上干部正列队听那位少校讲话。刘少卿进来得晚,前边讲的什么没听见,只看见大家都束上了红领带,撕下了青天白日帽徽[③]。黄烈副营长看见营长来了,便对大家说营长来了,弟兄们一起到广西会馆去领枪(这些枪支弹药都是李济深被张发奎赶出广州时留下的,封存在他的广西会馆)。

  大家很快武装起来,灯火照耀下,缠着红领带官兵们都显得很是精神。

  刘少卿的传令班也装备上了清一色的驳壳枪。

  领到了武器,天也快亮了,那位显得很活跃忙碌的少校号令大家:

  “弟兄们,我们都去永汉北路天字北路,去消灭反动派!”

  又是打“反动派”!真要打“反动派”了?

  刘少卿来了精神头!

 

 

  按照起义计划,警卫团首先向珠江边上的天字北路的第四军军部所在的中央银行进攻。

  这是个高楼,全系钢筋水泥所构成,门是铁板铸成的,比一股建筑物坚固得多,敌人留有部队把守,房屋顶合上堆着大量的沙包作为防御工事,居高临下且射界开阔。守军从顶台上用机、步枪向起义部队进行密集的火力射击,威胁很大,造成了起义部队的伤亡。警卫团进到离中央银行有半里路时就展开队形,向敌军进行猛烈还击,虽有伤亡,但进攻的锐气有增无减.一次比一次冲的猛,连冲了近十次之多。

  这时珠江里帝国主义的兵舰不时地向起义军开炮示威,支援守敌。守敌紧闭铁门,凭借坚固房屋顽抗,而警卫团进攻部队只能利用永汉马路(中央银行对过)的一侧的房屋作掩蔽进行仰射,射角不佳,对敌人威胁不大。再加上这警卫团第三营大都是补来的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虽然勇气十足,却没有爬楼、攻坚、巷战的工具和战斗经验,战斗进展十分不畅。

  激战两个多小时,太阳已经当头,部队也没有吃饭,有些疲乏,进攻自然也停下来了。

  正作难间,却看见一支队伍带骡马拉着的山炮开了过来[④],人群中暴发出一阵欢呼:

  “这下好了,让反动派吃炮弹!”

  “轰他们!”

  ……

  周围楼上的市民非常同情起义军,纷纷从楼上吊下装着点心的竹篮,给起义军官兵们送饭,场面十分动人。

  炮来了,向敌人轰击了半个小时。虽然敌人有气焰有所降低,但步兵仍然突破不了敌人阵地。这时上级[⑤]作出新的部署:警卫团三营营长施恕之率第九、第十一连去攻打第四军第十二师军火库;警卫团三营副营长黄烈率第十、第十二连继续攻击第四军军部……

  施营长带队攻击的这个军械库,就是刘少卿短暂当过差的那个“反动窝”。这个“反动窝”座落在永汉路附近一个胡同里,离第四军军部不过两里来路,里面存有大量军火,主要是机、步枪,迫击炮和弹药,还有一个监护排担任警戒。

  施恕之营长率部队赶到那里时,敌人早有准备。这个胡同又是个丁字形的死胡同,只有一条路进出,象个闷葫芦。大家刚一接近胡同口时,胡同里就向外射出许多机关枪子弹。幸而没有造成伤亡。起义军打不进去,敌人也打不出来,双方形成僵持。

  施营长观察了一番胡同的地形、房屋,并对敌情作了分析,对两个连长说:“要进攻这个军械库,打的是巷战,我们部队没有经验,要采取硬攻硬拼,要花很大的代价,要想取得胜利,那是很难的。要争取这个战斗的胜利,必须把进攻和劝降结合起来。军械库的陈主任,既是我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也是我的同乡,在没有开始进攻之前,我给他写封信劝他缴枪投降。”

  两个连长听了营长说得好象是挺有把握的样子,也就同意了营长的意见。

  营长写好信,送信的差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聪明机灵的传令班长刘少卿:这个兵在军械库干过,情况熟悉,而那里的监护排湖南湖北人居多,几乎都与他认识。

  刘少卿受领了任务,站在胡同口大声对监护排的弟兄们喊道:

  “请不要开枪,我是刘少卿,快报告陈主任,是营长叫我来给他送信的!”

  “过来吧,陈主任同意你进来送信,我们不开枪!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十分钟后,那边回答。

  走到军械库的楼梯口,陈主任正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走来踱去。刘少卿上来递上来的“劝降信”,这家伙拿来看过,三把两把便撕了个粉碎,恶狠狠拽着刘少卿脖子上的红领带险些把瘦小的他勒死:

  “这是做么样用的?”那只手上的枪也对准了刘少卿的脑门。

  “打仗做识别记号用的!”

  “丢拉妈嗨的!外面指挥打仗的是谁?”

  “不知道!听说是姓叶的!”这个刘少卿真还不清楚。

  “哪个是叶总司令,是叶挺还是叶剑英?”

  说实话,刘少卿也是这时才知道了这“二叶”的大名。他摇着头:

  “我不知道,是营长叫我送信,我就来了!”

  啪!陈主任一记重重的耳光落在刘少卿脸上,打得瘦少的他接连几个趔趄,好容易才站稳着脚,没从楼梯上一滚到底。

  这时旁边站着的那位中尉陈股员一个箭步冲上来把陈主任拉开:

  “他是个塞郎哥(粤语小孩子的意思)嘛!当了传令兵,施恕之要他送信,他敢不送?怪他有什么用!你不回信,叫他走就是了嘛,何必打他呢!”说着朝着刘少卿一摆头,“还不快走!”

  旁边临护排的几个弟兄也推着刘少卿,小声地催他快走。

  刘少卿一路小跑出得门来,还听见里面陈主任的骂声:

  “丢拉妈嗨刘少卿你要敢再来,老子毙了你!”

  回到自己队伍这边,刘少卿向营长复了命。

  施恕之一下就火了,要求调炮兵来轰。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炮兵军官,察看地形后却说这里没有地方架炮,炮弹打不着目标一打就要打坏一大批商店和居民的房屋,总之炮兵起不了什么作用。施恕之听了也没话说,对手下人说,那就只好先这么着耗着,等到黄昏后再说吧。

  队伍一整天没有吃上饭,疲乏得不行,在马路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夕阳开始西下时,第十一连李连长问了一声施营长上那儿去了,刘少卿这才发现营长不见了。他在附近找了一遍,没有找着。李连长告诉第九连连长,请他把队伍招呼好,他则带着刘少卿到团部去找施营长。

  到了团部,团部的人也不知道施营长上哪里去了。于是,团长就决定派那个背红带子的少校军官来代理营长。这位代理营长一到就了解敌情和地形,然后出了个主意:

  “咱们火攻!不要硬打了,你们起紧筹集火油、稻草、干柴等易燃物和沙包,晚上就动手!”

  大家一听,嗯,这个代理营长行,有办法!

  放火的活计还是交给了熟悉军械库情况的传令班长和他的传令兵们。

  凌晨(12日)一时许,刘少卿按代理营长的放火命令,带着两个传令兵从沙包掩体的两侧越过沙包,同时把火点着了。没有几分钟,就看见大火冲天,敌人在里面大声喊叫“快救火!”

  然而水火无情,军火库弹药的爆炸声很快就接象连珠炮一样的响起来,声声震撼大地,冲天火光照亮了军火库旁边的永汉马路。

  天刚亮,两个连长都来向代理营长报告:军火库的敌人只有少数人救火,多数人企图通过老百姓的房屋打出一条通路逃跑,但刚到马路边就全部被我们俘虏了。那个军械库陈主任也被火烧死了。

  刘少卿这时并不知道,指挥他们战斗的少校代理营长就是共产党员陶剑寒(陶铸)。

  他更不可能想到,十余年后,他会与这位“少校军官”戏剧般地再度重逢。

 

  这是后话了,烧了军械库,代理营长又带领他们去攻打第十二师留守处。

  他们在激烈的枪炮声中从大街上走过时,看到满街都是飘扬的红旗,欢呼“广州苏维埃”成立的群众,束红领带的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红色的标语和口号也贴满了大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广州就变成了红色的海样。

  然而这时情况已经相当严峻了。张发奎、陈公博等反动派头目从第四军军部脱逃后乘外国军舰跑到珠河南岸,与李福林、黄琪翔、朱晖日等商定了镇压起义的计划,调来李福林、薜岳等大批反动部队,开始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掩护下,从珠江南岸向广州反扑,在观音山一带已经与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发生激烈战斗。

  待到刘少卿他们冲到留守处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敌人大概是也是逃跑了。

  代理营长又把他们带到永汉路北端的财政厅旁,这里距离观音山不远,是广州暴动的总指挥部,听说红军总司令叶挺就是在在这里指挥战斗(后来才知道中共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也在这里)。刘少卿在这里待命时看见观音山那边战火十分激烈,听旁边的人说那是工人赤卫队正在和反扑的敌人激战。大家都希望到观音山参战,但总没人来下命令。

  待命到夜幕降临时,那位代理营长的少校也不见了,刘少卿觉得队伍好象无人指挥,这时他看见第九连和第十一连的两位连长商量着要不要去观音山参战,然而因没有得到命令谁也不敢妄动。后来看到情势紧急,两个连长商议一阵,对大家说我们要夜行军带大家到乡下去,大家夜行军不要讲话不要掉队云云。然后带着四个连队,在广州城里穿街过巷,向东北方向走去[⑥]。

  那个时候,刘少卿跟着走的这支队伍跟他后来当参谋长的那个“豫鄂挺进纵队”大不一样,这还是一支虽有共产党员却还没有形成共产党组织坚强领导核心、虽有革命思想影响却还没有完成革命思想贯彻的队伍,政治工作基本谈不上,也没有人来做士兵们的思想工作以稳定和凝聚人心。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很多官兵包括刘少卿在内,心里都是十分茫然的,只是跟着队伍走。

  一路走,一路散,人越走越少。走了很久,走出了广州市区,一条铁路横亘在他们面前。

  队伍中有人说是广九铁路,可刘少卿仍然是一片茫然仍然不知道究竟上哪儿找北。又走一阵,看见一个车站,站边是个镇子叫石龙镇。再往前走一阵,第十一连那个高个子连长又带着一两百人往回走,刘少卿懵里懵咚,也随着这位长官往回走[⑦]。

  走到晚上,大家又累又饿,晚上就露宿在铁路旁。

  刘少卿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道明天究竟是什么在等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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