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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6) -- 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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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6)

什么是“轶事”?就是“没弄清楚的事”。特科的很多事,甚至他们的后人都没弄清楚。这里又是一例:

无人破解的密语——最后的特科(上)

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2006年12月12日,《党史博览》首次披露了了刘鼎在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后,从洛川张学良指挥部发给周恩来、李克农的四封密信:

西安事变前刘鼎给中央的四封密信

这四封密信完全用密语写成,上文几乎破解了全部密语的含义,仅有一句话不明含义。这句话是: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上文仅说:“刘鼎信中所说的“月斋伯”和“老牧师”,均为中央委托刘鼎回西安后所办事宜时涉及到的当事人的化名。”语焉不详。

实际上,这句话帮助我们破解了一个事件。

这件事,还要从董霞飞、董云飞撰写的《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说起。

前面,我们说了“毛岸英三兄弟与中央特科”

最后一段,我采用了董霞飞、董云飞撰写的《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中的说法。书中说到:

董健吾陕北之行后,于1936年3月中旬回到上海,当天就去见宋庆龄复命。宋庆龄接着就交待他一个新的任务:再赴西安,护送斯诺进入陕北。

董健吾便在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董先期到达西安,为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具体安排和落实好接送计划。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两次赴西安。第一次是一月份,任务是进入瓦窑堡,把南京方面有关国共合作的密函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第二次是在4月份(原文如此),任务是以“王牧师”的身份,秘密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苏区。这一次,董健吾因等待斯诺的到来,在西安逗留了两个月。

老拙也没有细查,就按这个说法讲给大家听了。

后来一想,不对!

如果按这个说法,董健吾3月去西安,执行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就会抹煞许多人对此事作出的贡献,甚至抹煞了董健吾本人的历史功绩。最重要的是,这与历史不符。

首先,我们摘录《冯雪峰评传》中的一段话:

1936年春天,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要求到陕北红区去采访。原来,斯诺是史沫特莱的朋友。他读了史沫特莱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之后,受到极大鼓舞,便产生了访问陕北红军的愿望。但是,蒋介石重兵包围陕北,进入该地谈何容易。1936年夏天,一位朋友告诉他,西安的张学良与共产党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旅行一次。于是,他得到了友人路易•艾黎的引荐和帮助,专程到上海去拜访宋庆龄,要求给予介绍去陕北采访。据林秋若说:“斯诺去延安,也是雪峰同志给挂的钩……斯诺要去延安访问,最早是向宋庆龄先生提出的,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总理代表中央表示欢迎,雪峰同志便将中央的意见请宋庆龄先生转告斯诺后,立即派一个人到西安,用‘牧师’身份和斯诺联系……这个‘牧师’把斯诺送到预定地点才离开。”(林若秋:《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载《上饶集中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3版。)

斯诺从北平出发,以去内蒙古旅行为掩护,由山西经风陵渡到西安,同中共西安联络站接上关系,再由化装住在张学良、杨虎成处的红军著名将领邓发护送,突破了黑暗的重围,神秘地到达陕北革命圣地,广泛地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次年,他将采访所得写成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雪峰安排的斯诺陕北根据地之行,不仅使他以此行的访问结果声援了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对斯诺本人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斯诺曾说:“我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的旅程,此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当然,斯诺并不知道为他这次陕北之行,冯雪峰曾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西行漫记》里,写到了邓发,写到了董健吾,但是没有写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由党中央任命为上海办事处主任,派往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建立上海地下党与陕北中央联络的电台。他是1936年4月下旬才到达上海的,有毛泽东为此给东北军王以哲的电报为证:

宁方代表张子华(就是1月与董健吾同行赴陕北的那个年轻人)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见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冯雪峰4月17日到延安,4月下旬才到上海。如果3月份董健吾就为护送斯诺去了西安,甚至已经约好“斯诺3月底到西安”,说明就斯诺去陕北的事,在冯雪峰到上海前就已联系安排好了,怎么还能说“斯诺去延安,也是雪峰同志给挂的钩……斯诺要去延安访问,最早是向宋庆龄先生提出的,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的呢?

《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传奇》一书中说:

1936年4月,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延安会谈后,李克农与刘鼎密切配合,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在沿线设立了秘密交通站,选派交通员,为红军采购、运输物资、接送人员提供了方便,成为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秘密通道。

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李克农巧妙地把中共中央的“客人”迎进了苏区,详细报道了红军生活和战斗的情况,彻底冲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

这位“客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

邀请斯诺访问苏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要举措。

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冲破国民党封锁,尤其是新闻封锁的重要性。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同情和了解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有必要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克农萌生了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的念头。

从瓦窑堡到西安秘密交通线的开辟,为外国记者进入苏区开启了一条安全通道。邀请外国记者进入苏区访问的时机成熟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帮助自己进入苏区。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经过反复权衡,也有让斯诺赴苏区的念头。看到斯诺匆匆而来,并急迫地要求成行的样子,她笑着说:“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恳切地说。宋庆龄轻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正打算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 “哦,太棒了!”斯诺惊喜万分。“不要着急,等你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听从共产党的安排。”

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决定派斯诺和海德姆赴苏区。

这就对了。

冯雪峰于1936年4月下旬到了上海,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信中说到,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5月,斯诺从北平来访,提出想访问陕北苏区。

这时,上海特科正好有一部电台设在艾黎家中,此前因为没有密码,尽管一直在呼叫陕北,但是从来没有与中央沟通联络。由于冯雪峰带来了呼号和密码,电台与陕北建立了联络。于是,“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陕北很快回电,同意斯诺、马海德赴陕北。同时通知北方局,与在北平的斯诺联系。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

在北京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我没有见过他(刘少奇)。

1936年6月。。。,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

实际上,董霞飞、董云飞在书中也说到:

1936年初春,美国记者斯诺从北平来上海拜访宋庆龄,向她表达了访问苏区的愿望。此时,宋庆龄刚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信。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决心要去,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斯诺诚恳地说。

“这可要冒很大的风险啊!”看到斯诺那幅急迫要求成行的样子,宋庆龄轻声地笑了起来:“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要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技术较高的医生到他们那里去做客。我可以推荐你和乔治·海德姆博士一块去呢!”

“哦,太好了!”斯诺惊喜万分。

“不要着急,等苏区方面同意后,他们会设法通知你们的。”

宋庆龄接见斯诺后,立即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党中央,推荐斯诺和马海德赴苏区。

由此可见,事件的经过是没有区别,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时间。

董霞飞、董云飞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董健吾是3月份去西安等待护送斯诺。而在4月底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前,由于没有密码,宋庆龄怎么可能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告党中央呢?

冯雪峰从陕北出发前,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冯雪峰回忆说:“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第二个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

可见第一项任务最重要。如果冯雪峰到上海前,宋庆龄就能“电告党中央”,这项任务显然不能成立。

所以说,董健吾3月去西安,任务是为了护送斯诺进入苏区,肯定不对!

那么,是不是搞错了时间?也就是说董健吾不是3月份去西安的,而是5月份去西安的?

不,董健吾确实在3月份去了西安,确实是“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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