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其四十五：拓跋珪之死（下） -- 南北朝大蟑螂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鲜卑拓跋融入中华文明的举措是一种大势所趋,是所谓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倘若我们并不站在结果上思考，比如将自身真正的投入在这所谓的历史的洪流之中，拓跋的汉化乃至消失就真正是一种不可逆转和抗拒吗？

或者真实并不是如此。

还是回来继续说拓跋珪。拓跋珪之于魏国的改革，并没有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失败了。

先来看魏国在封爵问题上所存在的分封过滥的情况。在上文所引的《魏书.志十九》中已经记载了封爵人数过多的情况了，但事实上，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的糟糕。查对《魏书.帝记第二》中的相关记载“十有一月，上幸西宫，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连无功无劳的落魄鲜卑贵族子弟都有两千人左右得以封爵，其真实被封爵人数若以四千人估计，应不算太过。而假若再参对当时拓跋氏的有效统治范围的话，这样的封爵密度实在是高的让人不敢想象。而如再考虑到对于“失业者”的特别赐爵，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生活开销，应由国库部分负责或者由国家拨与田地。

其次，是汉族官员的任用上面。在魏国成立之处，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州郡官员的无薪制度―――魏国自建立伊始就有官员而无俸禄，这一在历朝历代都无可想象的现象居然一直持续到了太和8年也就是公元485年才由魏孝文帝得以改变。对于这一情况，下文将另作分析，这里从略。―――，关于这一点，似乎可以认为是拓跋珪本意上的对于汉族官员的某种经济上的削弱。但如此一来，却不能不由得魏国境内的豪门氏族们增加了对于魏国政权的不信任。这一点，恰恰是拓跋珪所没有考虑到的或者说，是他所不愿意抑或不能考虑到的。

在缺乏俸禄的经济支持下，早期的魏国，不得不面对来自汉族豪族势力的武力反抗或是不合作，如在《魏书.列传第三十五》中就有一个例子“溥，慕容宝之末，总摄乡部，屯于海滨，遂杀其乡姻诸祖十余人，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范阳人卢溥，聚众海滨，称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杀幽州刺史封沓干”《魏书.帝记第二》），按范阳卢氏，是为北方族望颇高的大族，如此尚反，其他的氏族的合作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魏国的统治对于上层汉族势力者而言尚是如此困苦，则对于下层劳动者来说，必是相当的苦难。《魏书.志十五》有言“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廕附。廕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已属不易，而在魏国的治理下，一再出现的军事性的隶农政令，更是让无数小劳动者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天兴元年(公元398)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以充京师…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郡。”《魏书.帝记第二》

在汉族和鲜卑族的明显差异下，就算拓跋珪本人再大力推行两族和睦，胡汉共治，最后的效果也就不难看出了。

鲜卑和汉之间的问题不断，这令身为统治者的拓跋珪身心俱疲，精神方面更是每况愈下。随之而来的两王伏诛事件则可看作是压倒这位开国之君的最后一根稻草。

两王，分别是常山王拓跋遵以及卫王拓跋仪，这不但是当时魏国的两大名王，亦是屈指可数的名将和名臣。拓跋遵的事迹可详见参合陂节，是那场血战中的大功臣，而拓跋仪则更加的人文一点，魏国的早期的军屯制度就是在他的手上实践的。这两人，引《魏书.列传第三》的说法，前者是“少而壮勇，不拘小节”，或者则是“容貌甚伟，美须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有大才不世之略”，即便引为国之重器，也不为过。而就是这两大名王，却在天赐四年和天赐六年的时候被分别赐死，这其中的关节值得推究。

考拓跋遵的死因，《魏书.帝记第二》中语焉不详，《魏书.列传第三》中则有如下记载“遵好酒，天赐四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庶人礼”，推究当时的背景，大有可怪之处。首先是这“失礼”的行为，即使定性为“酒后强奸”（@_@），考虑到拓跋遵的身份，予以死刑也未免太过分了一点，况若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的说法，乌桓（鲜卑）在男女关系上“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应该是比较放的开的，再且这个太原公主也不是什么好货色，《魏书.列传第十四》中更有“（长孙）范弟显业，散骑常侍。与太原公主奸通，生子彦。武定中，卫将军、南营州刺史。”的不流记载，拓跋珪也不会不明。为了一个这样的女人而处死一大名王，此事不可不谓奇怪。

在看拓跋仪，照《魏书.列传第三》中的记载则是“太祖以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第，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谋为乱，伏武士伺太祖，欲为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将有所使。遂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太祖秘而恕之。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太祖使人追执之，遂赐死，葬以庶人礼。”对比到谋事之事尚可饶恕，逃跑却被赐死，以及相对的，谋反事件的另一负责人穆崇（关于此人的事迹，见上文）却得以全身而退并毫无任何追究，这显然不是“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这一点所能解释的。更何况，拓跋珪本人对待天文星象这类占卜的态度也值得玩味，攻克中山时候他那句“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此时尤在我耳。由此再考《魏书.志第一》的天文记载，其中涉及到天赐年间的记录只有一条“天赐五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占曰“后死”。六年七月，夫人刘氏薨，后谥为宣穆皇后”，再考同期《晋书.志第一》，记录也只有一条“义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可见“天赐六年，天文多变”一语颇不可信。

处死两大名王，《魏书》给出的事主死因又是如此蹊跷，这一点似乎连编纂者魏收自己也不能被说服，于是，我们看到，在个人的罪证之外，魏收还间录了审判者方面的过失。“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魏书.志第十六》。

这种说法同样附于《魏书.帝记第二》“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

考虑到寒食散的效能（请参见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以及拓跋珪本人在胡汉问题上所面临的大量压力，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种种失常的举动，乃是一种精神上的歇斯底里。而这样的拓跋珪，仅仅以一个普通人来看，也无疑是相当的危险的，更莫要说他作为魏国统治者尚有旁人所不不及的无上权力了。“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魏书.帝记第二》中所记录的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读来，也觉得是相当的可怕了。而这种情况拓跋珪本人也不是没有感觉，在他意识尚为清醒的时候，他也有自我埋怨“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尔”《魏书.帝记第二》。

然而他毕竟没有能过度过这所谓的灾年，在《宋书.列传第五十五》中有如下记载“开（拓跋珪）暴虐好杀，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唯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或乘小辇，手自执剑击檐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数十。夜恆变易寝处，人莫得知，唯爱妾名万人知其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史书受到志怪玄奇的影响极大，拓跋绍和万人私通一事当属捏造，而事实的真相或者与《魏书.列传第四》中的记载更为接近“清河王绍，天兴六年封。凶佷俭悖，不遵教训。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太祖尝怒之，倒悬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恆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贼至！’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

拓跋珪，就在他处死拓跋仪的第二个月，他自己也走上了不归路。“天赐六年冬十月，清河王绍作逆，太祖崩。”《魏书.帝记第三》，“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泰常五年，改谥曰道武。”《魏书.帝记第二》。

终于写到这里了。到这里为止，《北朝志》的第三章《拓跋珪》就到此完结了。说来惭愧，从前言到现在，我整整拖了三年。而且，从目前的进度来看，虽然这个坑不会成为永远，但是必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一点，虽然惭愧，却是惟一可以肯定的事情。嗯，从2004年开始支持本文的读者们，你们辛苦了。同时，也请你们原谅一下蟑螂的拖沓和任性―――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再去敦促下南朝的那位，毕竟，按照计划来说，他还欠一篇有关南北朝时期南方少数民族以及海上贸易的文字（其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包括了东吴时期起的台湾经略部分，我想，这一段应该也是大家所希望见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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