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遥远的敦煌 -- 江上苇

从当年的筚路蓝缕，到今天的文化像征。

敦煌是中华发展的一个缩影。

然而远在西陲的法真道长并不知道这一切，他只是隐隐约约地嗅出，古墙后面，仿佛是一个辉煌时代的背影。

公元九世纪中叶，正当辉煌的大唐朝逐渐走向没落的时候，和她较劲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老冤家吐蕃王朝，也即将油尽灯枯。

唐宣宗大中四年或者是五年的时候，位于狼山之南，乌加河东岸的天德城（位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在长安城正北约700公里），忽然来了一群陌生的客人。这帮人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显然是经过了长途跋涉方才到达此地。领头的叫高进达，内中还有一个法号悟真的和尚。他们自称来自于沙州——天德城的军民知道，那座城市已经沦陷于吐蕃之手长达七十年了——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和堵截，他们不得不放弃河西走廊的正途，冒险穿越方圆数百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绕道今内蒙前往关中。他们在途中耗费了约两年多的时间，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他们给大唐朝带来了沙州军民起义的消息。

遥远的敦煌，也就是曾为大唐朝治下的沙州，已经沦入异族吐蕃之手许多年了。上一个世纪中后期，大唐朝为平息“安史之乱”，被迫将西北边防军全数调往中原，从此无暇西顾。吐蕃趁机侵入，河湟西域，遂告沦陷，此即陆游诗中所谓“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

这些城池在沦陷前，大多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如伊州城（当时属陇右道，即今新疆哈密），全城军民在刺史袁光庭率领下，苦战累年，最后兵尽粮竭，方才陷落。城陷时，袁刺史杀死妻子，跳入火中自焚而亡。直到781年，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还曾派遣使者，借道回鹘，前往长安与朝廷通音讯。然而，这也就是大唐之声在河湟西域最后的回响了。

沙州也是这样一座坚强的要塞，全城军民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自770年起，一直为唐朝坚守城池，苦战了十一年，直到公元781年才不得已投降吐蕃。然而吐蕃虽长于征战，却并不善于统治，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沙州人仍然心怀故国，不愿意臣服。

公元847年，日趋衰落的吐蕃，在盐州（今宁夏盐池县）之战中，大败于唐军，加之历年来政局动荡，饥馑相属，也逐渐丧失了对边镇的控制。沙州大族张义潮，趁机在当地世家豪强和僧侣人等的支持下，于公元848年发动起义，击败了吐蕃军队，迅速控制了沙州城。张义潮在占据沙州后，曾派出信使，向自己的父母之邦唐朝通报消息，自然也有乞求援助的意思。当时向东方去的通路，尚掌握在吐蕃人手里，这些使者只能绕道而行。

张义潮派出了多支使团，但只有高进达这一队抵达了唐朝的土地，他们所走的，大概就是781年北庭、安西使者入朝的旧路。天德军防御使李丕随即将这队勇敢而幸运的使者送抵长安，这时距他们离开沙州已有两三年了。

时当大唐宣宗皇帝在位，他对沙州军民的义举，极为赞叹，大加封赏，其中有些封授的制书，还是出自时任知制诰的大诗人杜牧之手。悟真和尚，作为沙州僧侣集团的代表，也给他的师父洪辩大师带回去了一纸敕封告身，那已经是大中五年，也即公元851年的事情了。

洪辩和尚是当时沙州僧侣中的领袖人物，在吐蕃时期，他便“充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在张义潮起义中，支持义军，起了很大作用。故唐朝以此功敕封他为“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称号，并赐穿紫袍。作为一个在异族铁蹄下生活了一辈子的出家人来说，能在暮年得到祖国的承认，这是多大的欣慰啊！

悟真等人回到沙州时，洪辩和尚在世的日子已经无多，然而能够在有生之年，得复故国衣冠，他仍然欣喜万分。老和尚立刻命人将这份敕封诏书刻石立碑，嵌进了自己“影堂”西壁的壁龛内。

“影堂”，是当时高僧身后的纪念堂，修建影堂之风盛于唐时。在日本的唐招提寺中，至今犹存有鉴真和尚的影堂供后人纪念。老和尚修建影堂，也就是留给后人作纪念之用。

洪辩和尚的影堂，就建在沙州城东南的莫高窟。据唐人《莫高窟记》云：“右在州东南二十五里，三危山西。”《敦煌录》也说：“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三危山，传说是大舜放逐不服王化的三苗的地方，是古中国人心目中，遥远的异域。

中国的石窟建造艺术，源起于古印度，后随佛教一并传入。河西走廊既为当时丝路交通之枢纽，中外文化交流亦莫不经由此地，故历来受外来宗教影响颇深。河西走廊沿线石窟遗迹甚多，如安西有古名榆林窟的万佛崖和昌马之东千佛洞；玉门有红山寺；酒泉有文殊山；张掖有马蹄寺等等。据历史记载，武威也有十六国时代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所开凿的石窟,可惜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无可寻踪了。

敦煌石窟，也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据敦煌写本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禅僧乐僔在距敦煌二十五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是为莫高窟开凿之始。自前秦以来数百年间，在狂热的宗教信仰的推动下，莫高窟的开凿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便是在吐蕃占据沙州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开凿也仍在继续。洪辩和尚就是开凿工作的主事人之一。

老和尚多年来主持开凿石窟多座，大权在握，未能免俗，也做了一点点假公济私的勾当——出于对自己身后的考虑，特意在一个大石窟的甬道北边，额外开凿了一间小小的石窟，作为自己的“影堂”。面积约7.5平方米，顶部为覆斗形，除去一些附件，可利用空间也不过19个立方多一点。

当张义潮的使者们历尽千辛万苦从故国返回的时候，沙州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非但如此，沙州义军还在张义潮的指挥下屡屡出击，多次击败吐蕃军队，收复了大片土地。大中五年，也即公元851年，张义潮第二次向长安派出使团时，给朝廷的礼物已是河西十一州的图籍，而此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也已不复存在了，朝廷即以沙州设归义军，以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并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公元861年，张义潮征服了吐蕃人在河、陇地区占据的最后一座要塞凉州，陷没近百年的河西、陇右之地，至此重归中华帝国版图。时人记载，方其盛时，“内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

唐咸通八年，张义潮入朝长安，于咸通十三年，即公元872年，在长安去世，继而统治河西陇右的，是他的侄儿张淮深。张淮深初期的统治还是稳定的，然而其晚年，却很悲惨。公元890年至896间，多起政变接连发生，张淮深全家和继任的索勋相继被杀，直到唐光化三年，即公元900年，张义潮的孙子张承奉出任归义军节度使，政变风潮才算告一段落。公元905年，由于中原大乱，唐王朝存亡未卜，张承奉索性也过一把皇帝瘾——自立为“金山国白衣天子”，号“西汉金山国”。

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爷爷张义潮称雄于河西的时代了，由于内乱连连，金山国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只能坐视甘州回鹘雄张东道，于阗李氏虎踞西陲，沙州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公元906年到911年之间，金山国与甘州回鹘时战时和，曾经为河西走廊霸主的金山国，只剩支吾之力。911年，甘州回鹘可汗遣其弟狄银率军进逼沙州，张承奉力屈，终于签订了城下之盟，沦为回鹘的属国，被迫尊可汗为父。

914年，张承奉郁郁而终，州人推戴长史曹议金为主，曹议金改弦易张，与两个强邻回鹘和于阗都缔结了婚姻关系，同时遵奉中原正朔，接受了后梁封授的归义军节度使等职衔。在曹氏统治时，归义军又一次进入了稳定期，到曹议金的儿子曹元德统治时代，他东巡甘州，已经可以和回鹘可汗平起平坐，而其弟元忠继位后，干脆自称为“敦煌王”。

在中原正史中，沙州军民这一段传奇往事被记述得极其模糊，那时候毕竟资讯极不发达，这原也怨不得那些远在数千里外修编历史的秀才们。在沙州发生的这一切，都具备历史中那些被淹没的事迹的共性，所以，这段历史理所当然地被后人遗忘了。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段合当湮灭的历史，因为机缘巧合，竟被一群没名没姓的匆匆过客，偷偷地保存了下来，藏在尘封的石窟里，历千年而不朽。

洪辩和尚去世后，继任的僧统先后是法荣和悟真，悟真就是自长安给老和尚带回告身的那位——有这位高徒在，洪辩和尚身后自然尽享尊荣。

弟子们火化了老和尚的遗体，将残存的十余块骨殖用白色丝棉和白麻纸包裹，再装入早已准备好的骨灰袋中。骨灰袋外层是白色细绢，内层是紫色细绢，袋口用白色丝线捆扎，再用儿童练习书法的麻纸包裹，然后从背部放入早已塑好的真容像中，用细泥小心地封堵，抹平，晾干，然后将真容塑像移入影堂中供奉，遗骸的收敛工作就算完成了。

既然是作为供后人膜拜悼念的地方，这座影堂自然就没必要封闭。因此，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是开放的。

洪辩和尚的塑像，就这样端坐在他那间小小的影堂里，在这一两百年中，接受着徒子徒孙的供奉，旁观大千世界的红尘起伏，恩怨情仇，一言不发。

老和尚去世后的一两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

在这期间，中原的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唐朝终于灭亡了，中华帝国的都城，自关中迁到了中原，又从洛阳搬到了开封，在大运河畔落了脚。从此关洛故地，空有山河之固，却再也没有成为过一个统一帝国的中心。乱世的枭雄们，专心致志地经营中原，谁也没有闲工夫去关心西方。敦煌所在的沙州，虽仍保持着一个汉族政权，但却已经被中原王朝视为不折不扣的异域了。

李唐王朝之后，继起的是梁、唐（沙陀族所建）、晋、汉、周五个短命的王朝，史称“五代”——为了和此前的同名王朝相区别，这些王朝的前面，都被史家加上了一个“后”字；斯时军阀割据，为雄国者十，并称“十国”。纷纷扰扰五十秋中，军阀们各自风光几年，便即黯然无声。

那是一段离乱纷扰的岁月，即便是帝王世胄，功臣宿将，也朝不保夕，大家都活得战战兢兢。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后周江山。

向有天下之志的陈抟老祖，闻知此讯，高兴得竟从驴子背上掉下来，拊掌笑道：“天下于是定矣！”从此望峰息心，入华山中为道士。后世乃以“骑驴倒堕”指代太平盛世。

然而太平是有代价的，中华帝国从此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内敛期，大扩张的时代结束了。使用汉字的军队，从此不再越过瀚海去争雄于异域，敦煌也定格为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分隔符。大唐朝不亡于外而亡于内的教训，使新帝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自身内部。

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以勇猛善战闻名，但却并不黩武，做事也很委婉。他宁可婆婆妈妈地“杯酒释兵权”，妇人之仁地让被篡位的后周小皇帝在大宋朝终其天年，还啰里啰唆地立下誓约，让继位的皇帝不得杀文人和上书议论朝政者……他还很小气，自己舍不得乱花钱，七夕节送给太后的礼金不过是三千钱，皇后更少，只有一千五百钱，然而对臣下的赏赐，他从来都很慷慨，范质生病，赐钱两百万。

所以后人说这个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江山的大黑胖子“稍逊风骚”，大概也是有些道理的。然而，这恐怕也正是他人格魅力所在吧？

中原总算是再度恢复了秩序，然而作为世界性帝国的风采，却一去不复。而河西道上风尘依旧，老和尚虽然还端坐在他的影堂里，也早已被世人遗忘了。

可恶的吐蕃人终于不再涉足河西走廊，在西域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然而党项人又开始捣乱了。丝绸之路上的敌人和朋友，总是在变化的。在数以千计的时空里程上，无数帝国的兴起与衰落，都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无论是大唐朝、吐蕃王朝还是金山国或是后来的西夏、蒙古，都只是过客之一罢了。

崛起于今宁夏的党项人，在首领李元昊的率领下，于1038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史称“西夏”。党项人向西进军，于1036和1068年两度攻陷瓜、沙二州，从此敦煌故地又成为了西夏王国的西大门，直到速不台带着风尘仆仆的蒙古骑兵来到这里。

人间帝国如风一般飘逝，却留下莫高窟，伴着鸣沙山月和牙泉独守岁月。

时光悄悄地溜走，又过了三年。新世纪的曙光中，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法真道长也老了一岁。这年的初夏，因为生意还在淡季，道长的雇员杨先生闲得无聊，就躲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十六窟的甬道里抽烟。点完火，顺手就把用来点火的草芊往墙上的缝隙里插，碰巧今天这根草芊长了点，咦，居然还插不到底？蹊跷，再拿烟锅在墙壁上磕磕——所有的敦煌学家都应该庆幸的是，杨先生太穷，抽不起当时算是奢侈品的纸烟卷，用的是中国特色的旱烟枪——他正好磕在甬道的北壁上，墙壁后发出了空洞的回音。

杨先生平时并非没有这么干过，只是今天，他碰巧闲得慌，好奇心重了点。再敲敲，呵，还真是有那么点古怪呢！

由此我们不得不相信，许多震惊世界的发现，常常只是由于手欠。

历史是多么喜欢和人开玩笑啊！

既然是因为手欠瞎敲，所以这事儿杨先生也没怎么上心。直过了好一段，和法真道长闲磕牙，杨先生才把这古怪事儿拎出来当闲话讲。法真道长也正闲着呢，咦，俺还没注意到呢，咱再敲几下试试！

人做事儿，就怕个认真。一番敲打和倾听之后，道长和杨先生初步断定，甬道的墙后有密室，然而密室里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他们可猜不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俩于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半夜，悄悄地敲开了那堵被封闭近千年的古墙。

墙后面，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时代，一个中华帝国从辉煌转向衰落的时代。那个久远的时代，和他们当下所身处的时代，又是多么的相似啊！

这一年，是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此刻，大批勇敢而又愚昧的义和团民，因为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无以容身，正转而向北京、天津进军，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般的后果，史称“庚子拳变”。在整个华北，但凡无力抵抗的洋人及中国教徒，多被暴民甚至是正规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某些杀人手段，已非残忍二字可以概括，在勇敢无畏与爱国主义的名头之下，暴民们并无两军阵前斩将搴旗的勋绩，却多是屠戮妇孺的武功。老佛爷随即凭这一股虚劲，一口气竟向全世界十一个主要国家宣战。可是齐聚北京城里，号称本事天大地大的各路神仙们，费了老牛鼻子劲，却拿不下一个理论上几无还手之力的使馆区——东郊民巷。

愚昧与欺哄所滥造的“勇敢”，敌不过大轮船与电话线赋予的力量，血肉之躯，纷纷在枪炮喷吐的火舌下枯萎。传说中的神仙们——或者说是虚幻的精神暗示抑或亢奋的暴民癔症——并不足以保卫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这个古老民族的最后一点自尊瓦解了，天朝上国的神话也随之而破灭。

这一切，虽然遥远，但并非和敦煌毫无瓜葛。东郊民巷里，有一位年轻的法国见习士官生Paul. Pelliot，作为翻译，参加了这次旷日持久的战斗。战斗中，在世界列强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夺取了一面义和团的军旗，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荣誉。这面军旗后来被作为战利品，保存在法国荣军院——那也是安葬拿破仑皇帝的地方，象征着法国军人的最高荣誉。

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他。他是法国派来研究东方古文化的官费生，碰巧遇上打仗，这个孔武有力的书呆子，就稀里糊涂地给抓了丁——那年他才二十一岁。

两千多年后，放眼黄沙漫漫，古道音尘已绝，当年与大汉争夺西域的匈奴帝国也已烟消云散，已经在中国的史籍中失落了上千年。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几个还记得这条道路曾经有过的辉煌，只是庸庸碌碌地打发着日子，在频繁的战乱中苟延残喘。

西元1879年，也就是垂暮的中华帝国刚刚从外族手里夺回新疆之际，一群装束异样的人来到这里。这帮人高鼻深目而多髯，一望而知不是汉人，然而在敦煌，红胡子绿眼睛大鼻子的回回正多着呢，只这一点，也引不起老百姓的注意——这帮人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扛着画板，到处写写画画。

他们自称来自泰西欧罗巴之地，但祖上却是自东方迁徙过去的，虽已历经若干世代，然而思乡念祖之情未泯。他们这次回来，是想寻找祖先的坟茔，为邦国祈求福祉。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拜会过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等人，取得了总理衙门和顺天府盖了印信的旅行护照，还曾经与北洋大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会晤，所以是非常合法的的探险队。

地方上并没有为难这些虔诚的洋鬼子，由他们去了。他们画了些素描，采集了一些标本，但似乎并没有找到他们想望中的祖宗坟茔，充其量，也就是膜拜了那些古道遗迹。

这个探险队游历了他们的祖先曾经盘马弯弓与卫青、霍去病、陈汤、班超等人竞逐的旧地，发其怀古之思咏，还经过敦煌，参观了千佛洞——照例又画了些素描。

又过了十年，这个探险队的所见所闻被编撰成厚达两千余页的《塞切尼.贝拉伯爵东亚科学考察成果，1877-1880》。书名是以探险队的领队，匈牙利伯爵塞切尼.贝拉的名字命名的。传说匈牙利人是匈奴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民族对于神秘的东方有着特殊的感情，塞切尼伯爵东亚之行，也正是企图借助当时的科学手段，来揭示自己民族的初始历程。无独有偶，以雅利安人的优越性相标榜的希特勒，也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准备由戈倍尔组织一个探险队，前往雅利安人曾经活动过的喜马拉雅山考察，但最终未能成行。

塞切尼探险队离开后，又过了十八年，这已经是光绪二十三年，西历的1897年了。

这一年，一个四十八岁的邋遢道士来到了敦煌，据后人回忆说，他是湖北麻城人，姓王，名元箓，早年避乱乞食，背井离乡。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来到甘肃，在肃州巡防营当了一段时间的兵，退役后，又当了道士，道号“法真”。这位法真道长曾经远游新疆，但我们今天不知道，他这次远行到底是为了信仰，还是为了生计——那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被命运驱使着，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数十年过去了，青春就这样虚耗了，在大清朝的夕阳中，法真道长也老了。

他回到自己熟悉的甘肃地面，在风华已逝，日渐寂寥的敦煌落下脚来，准备迎接那个人人难逃的大限。可是在大限到来之前，人还得过日子不是？法真道长在当地人的默许下，住进了最为破败的千佛洞下寺里。上寺和中寺里都是些藏族喇嘛，浑不把这些破败的洞窟放在心上，所以也懒得管他。

法真道长很费了些功夫，才把荒废破败的古窟从深深的黄沙中清理出来，再把那些妖艳的壁画用石灰涂掉，用泥塑几座道家的神像，一个简单的道观就建立起来了，他所选的地方，就在今莫高窟第十六窟旁边。他没啥文化，也没有产业，更没有家室，年纪也不小了，只能靠供奉香火，收受布施过日子。

虽然敦煌已经不再辉煌，然而残存的那点香火生意，也足够法真道长过上安闲的生活。道长还雇了个帮手杨先生做文案，在冬春农闲时帮忙抄写道家经文，再在夏秋间游人多时，把这些经文卖出去换些现钱。

法真道长虽然是道家弟子，却懵懵懂懂地找来画工，画上了满墙的唐僧西天取经壁画——不知是画技不佳还是洋鬼子秉性刁钻，反正后来据一个来自印度的洋鬼子说，他看到的的唐僧徒弟，一个是牛脸，一个是马脸。

那年头，大家都很艰难。今天的我们，与其去谴责他的无知与愚昧，还不如去怜悯他的无知与愚昧，他没什么坏心眼，只是碰巧出生在那么一个糟糕的时代，被命运所捉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