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生李登辉与复旦往事（上） -- 月树

那个我个人感觉搞得挺失败的。

先是最后胡也没来。这个我几个同学，还有交大的同学，倒都不怎么看重。不过我是挺看重的，毕竟是在中国，这就是一种态度，而且说明了森严的级别。

而吴么，尽管算是第二人了，不过中国这个位置是有点尴尬的，而且他就是上海出去的。

刚开始搞得自信满满的，虽然努力澄清不一定的事情，但感觉就是十拿九稳；到最后颇失望。

后来说法也很多了。有说是杨福家跟后来的领导有矛盾，就使了绊子。后来有人又联系上了上海帮，说明早就对上海不满。反正也是说法各异，莫衷一是。

其他的么，比如陈天桥，也不敢怎么吹他，毕竟他从事的行业，导致其争议很大。

还有很多啦，比如建个体育馆，名字很好——正大集团体育馆。拜托学校出点钱把集团两个字拿掉吧！正大体育馆要好多了，可以接受。

复旦创学初时，生源古怪，基本是先就读于南洋公学，后转读震旦学院，再入复旦公学学习的学生，其中第一届毕业生可以说是创校之初就是毕业之时了，其中蹊跷我会另文阐述，这批毕业生中出了两位国民党大佬，即于右任先生和邵力子先生，其实这两位在复旦读书时角色特殊，亦生亦师亦管，特殊时代特殊处理，这里就不细说了。

不过在此之后的生源和师源就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精英化程度极高，和现在国内高校向钱看的“精英教育改革”还不是一回事。世纪初中国一个高等学府能有两三百学生就算是有规模了，精英的门槛主要体现在教学西洋化程度的高低，毕业后凭借所受教育，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明显高于当时一般社会标准的地位与生活，形同国人传统意义上的“中举”。正因为如此，大家铆着劲比较谁的西洋化教学更纯正，有实力被这些高等学校录取的学生多半出身较好——参照当时物价水平，能够四平八稳完成学业的学生大都需要比较殷实的家业做支持，寒门子弟除非极其优秀为之另眼相看，多选择进入师范等专科学校继续读书。如此以来，招生的范围就没有现在这样宽。至于师源，首选西洋正牌大学教师，其次是留洋归来的学子，中西贯通者最受青睐，除此之外，就是国学基础深厚的传统士人，毫无疑问，这三类人在当时的中国都属于“上层人士”，相应的金钱与地位一个都不能少。而这都不是复旦的强项。

复旦创立初始，又是“私立”，虽然马相伯先生邀请了严复、张謇、熊希龄等名士担任复旦校董，以壮声威，其中严复先生还短时间的担任了复旦的校长，但根底毕竟一时浅薄了些，对内地生源和师源的吸引力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初入复旦的登辉先生把主要招生精力放在了南洋子弟当中，毕竟那是先生熟悉的群落，由此形成了早期复旦的特色：多侨生。还有就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其他大学刷下学生中的优秀分子，这原因多半是因为学生的政治取向。有老复旦校友回忆，当年中学毕业时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毕业证都拿不了，想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哪个大学都不收，连参加录取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后经过打听直接找到登辉先生，先生不但批准报考，而且对其大加鼓励，于是他便通过录取考试成为了复旦学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仅是学生，教师也是如此，因为政治信仰和政治活动无法在上海谋得教职的才华之士，或者因为思想作风与原有学院保守校风相抵，难以立足的教师，只要考察出有真才实学，登辉先生来者不拒，引入复旦。以至于后人整理民国时期复旦教师群体，发现既有胡汉民、王宠惠、叶楚伧这样的国民党人，也有陈望道、洪深、王造时这样的左翼人士。

复旦创始，创始人与支持者多有北洋背景，与南洋公学等国立高校是嫡庶之别。而大批如此这般的新鲜血液流入复旦，使复旦在得以顺利发展的同时，也使其政治风气与沪江其他高校产生了差异。国父领导下的同盟会组织与政治影响力如水般渗入复旦，带来的效应影响了日后的复旦发展轨迹，也影响着复旦的社会形象。保守者认定复旦的老师多有“过激党”、“可怕人物”，教出来的学生也大都会是“过激党人”，因此不让子女入学复旦，以免学坏；而进步学子则对复旦心生向往，积极报考。

其实登辉先生是教育家，把“复旦”建成哪一方政治势力“革命摇篮”完全不是他的目的。事实上，在他四十年的复旦生涯中，无论任何政治势力当道，先生都与之若即若离，如果需要可以与他们分享复旦的荣誉，但绝不容外部势力插手校务，保持大学自治的状况一直维系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先生的建校理想是希望复旦成为培养有才学有国家责任之精英人才的“中国耶鲁”。因此，他竭力营造民主活泼的校园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的气氛才能塑造“健全之体魄，开放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意识”，也只有这样的青年才是建设国家未来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他坚信严格的教育与保守的校务管理对于大学教育同等重要，在这些方面复旦所表现的内容让我这个后人感到咋舌。

我们高中班，一半去了复旦，一半去了交大。以前还经常去徐家汇闵行找他们玩，对于交大也有一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