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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上）文人与行·梁实秋和郁达夫 -- 陈郢客
家园 【原创】（上）文人与行·梁实秋和郁达夫 【“我们不能因其人之无行遂诽薄其文，然亦不可因其人之文遂容忍其人之无行。我们批评文学，采取文学的标准；我们批评文人的行为，只能采取唯一的道德标准。”——梁实秋】
【确立一个人的位置，这个人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对人标准如何，对己标准如何。这是一个“人”存在便难以回避的命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梁实秋自述“古典的头脑，浪漫的心肠”，可谓知己；当然，倘若补足一二，“古典的头脑”是审阅他人用的，“浪漫的心肠”是留给自己用的，更为完善。】
【李敖与梁实秋李敖关于梁实秋，不过一句话的发现：“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果然人以类聚，写杂文的李敖终于和写杂文的鲁迅达成共识。】
【原谅我冗长的开场白吧。我几乎要借用“准风月谈”的题目了。
】梁实秋很乐道他和鲁迅之间的笔墨官司，对于他和郁达夫之间的文字公案，很少提及。梁实秋和鲁迅最开始因女子教育“公执”，是在1927年。梁实秋时年24岁，然而其思想一副理性“老成”相；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清华学子，留美三年，1926年回来就拿了份东南大学的教职，稳定压倒一切，倒也难怪。（时年23岁。那会儿才是海龟的golden time。百年一瞬，今日海龟， 比一比十年前，便要叹息没赶上好时候，其实十年前也不过是白银时代
）一位刚回国谋了份教职的年轻人，一位五四文学执牛耳者及小说史研究大家，梁鲁“公执”，成全的必是梁实秋的声名。乔丹帮主对挑战者尚有名言：你赢我一个球，你能吹一辈子；我赢你一个球，白赢。我干嘛成全你？无聊。由此我们可见迅哥哪里深通世故，虽然他一脸严肃老成，徒以唬人而已。或许我们可以一窥鲁迅实出于“公执”，一念不忍或执着，便会主动给自己上绳套。——倘若出于个人利益，显然不搭理梁就是；何须将自己赔进去成全无名小子的名声？
梁实秋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国内当小年轻的时候，尚还担心自己不够前卫，他和妻子的相识半新半旧，还犯过嘀咕；就像80年代生人，同寝室的若都出去同居了，他心里也会有些起伏。年轻便落伍，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有担心，便会留神努力，小心翼翼地“前卫”一些。梁实秋曾和《创造》社颇有联系，远不是后来不屑提郁达夫的行止。不过到了美国，拜在古典主义白壁德门下，深觉昨非今是——他的确找到了更自在的心灵空间，也找到了顶天大的帽子，或者说绝佳的“制高点”。回国之后，梁实秋便以“老成中正”的pose，一寻舞台。年轻的梁教授积极投身“副刊”立言。他本是热心红尘之人，当然，面具是蛮老成的。笔名“秋郎”，流露出他正年少，骨子里颇有才子佳人气息的灌注。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以“古典主义”的制高点批判“浪漫主义”的混乱，不够节制。“浪漫主义者的唯一的标准，即是无标准。所以新文学运动，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乱’。”——五四文学的弱点，白壁德门徒挑剔起来自然容易；五四文学的价值意义呢，那就宁可看不见了。
梁教授与人“公执”，多似于此。梁实秋言论自然会有一席之地的，找错他颇擅长，过了几十年，你读他的话，颇觉亦有一番道理。可惜看似“理性”，死水微澜的社会，多支持了“死水”，一味寻了“微澜”不是。他找准这个位置，后代不解当日背景，形象便会比他当日好看许多。
梁教授站在“古典主义”的制高点上，卢梭自然是他的靶子。他唯独对卢梭的“女子教育”主张满意，恰恰卢梭在女子教育方面算不上“先进”，或太“先进”了。男女当日的不平等，梁教授拿着卢梭的话柄当武器，认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我们可以得见梁实秋虽年少于胡、鲁，然而未老先衰，哪里有五四气象风骨？1919年，海龟胡适便为一生困顿于求学、家庭并早死的小女子李超写下了千古之李超传，周作人倡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氏兄弟抨击“节烈观”，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亦是令人动容的反省之文。更不用说鲁迅为刘和珍、杨德群所写的祭文，“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音容笑貌永存人间，而“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自省与建设之心，恰是五四其“新”、其“贵重”之所在。
梁教授关于女子教育的高谈阔论，最善意的评估亦是不切时代，有“何不食肉糜”的味道。然而，这样的理论，被更顽固的守旧派玩于股掌，亦不啻于帮闲甚至绞杀利器。鲁迅复以卢梭与胃口，所谓的“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听起来顺耳，可惜标准是谁定的？定价权决定权在谁手上呢？不正视这个漏洞，必然是【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
梁教授虽摆“理性”pose，然而年少气盛，火烧得可不止这一把，郁达夫被他冷眼冷文，自然亦在情理之中。既然卢梭是他的好靶子，那么，“中国卢梭”俨然要遭受“秋郎”的刀箭。梁教授既然痛改前非，入了白壁德的门，郁达夫的文章便自然看不上眼了；不止如此，他还倡导“伦理批评”：“人性”只有在伦理道德的生活中才能实现,文学是“人生最根本最严重的情感之完美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性质有赖于作家的主体人格及“伦理的想象”。于是乎，他抢占“古典”、“伦理”制高点对作家们发话，强调文人必须“有行”！1926年他便揶揄过郁达夫，“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到了1928年，梁实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人有行》！(草人正式扎起
）制高点也抢得好，“无行的文人中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了无数桩缺德事，然后倨傲的赤裸裸的招供出来，名之曰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忏悔过的表示，只是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于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可怜的郁达夫，他固然“勇于认错总是难改”，然而“忏悔”向来亦不是易事。忏悔有忏悔的麻烦和代价，猎奇者道德主义者完全可以消费他再指责他，——郁达夫当日境遇堪比今日“木子美”，然而一男士如此被人鉴赏议论，更不是易事。郁达夫实不料旧相识如此下手，亦怒，在《语丝》上回了一篇《文人手淫(戏效某郎体)》（注：指梁秋郎也），“文人是指在上海滩上的小报上做做文章或塞塞报屁股的人而言。……文人的唯一武器是想像，不用体验。……文人的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璧德的招牌。……文人所认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是内容虽则不必问它而名字却很体面的《道德经》。……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国家主义，要挽回颓风，要服从权势，要束缚青年，所以最要紧的是拥护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绝对不应该接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以想像来试试手淫。”——郁达夫旧体诗写得好，山水散文写得好，此文亦深中的，可惜这家伙，一辈子都没学会抢制高点；活该被各路人马制高点的机关枪突突扫射。命苦，谁让你没这项天分？
认知一个人，理解一个人，有一便宜方法，就是寻找恰当的参照系。理解孔子、子贡，只需看他们对颜渊的敬重惊叹，便知孔子、子贡不是沦于聪明而是另有境界的人物。认知梁实秋、鲁迅，郁达夫亦是恰当的参照系。鲁迅和创造社有些人物关系不好，可是鲁迅和郁达夫的关系颇好。鲁迅知道郁达夫的弱点所在，郁达夫因为王映霞的关系，非要移居杭州，鲁迅不以为然，写了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相劝，——这是对朋友的态度。郁达夫执意如此，性格决定命运，后家破人亡，一路漂泊，可叹可惜。而梁实秋对郁达夫颇有心结，用笔亦十分刻薄。1933年，他悼朱湘，还不忘踩郁达夫一脚，“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梁先生抢制高点的本领没几个人能比得上。郁达夫是一个优点突出弱点突出的人物，真诚真实（不喜欢的自然会说“暴露狂”），从来不抢制高点（他也抢不上），颓废放纵，性情中人；难算计别人，只有被人算计的份儿。梁实秋对郁达夫耿耿于怀，一是郁的生活方式很让看客梁不爽；二是郁比梁只大7岁，然而年少得名，赶上了“五四”头一拨，留美梁只能屈居后生，当日俨然一辈之别。所以他津津乐道与鲁迅的论战，骂鲁迅或被鲁迅骂，名声大涨，自有好处。对于郁达夫，梁成名之后，便不欲深提，示以厌恶；一提，便抢占制高点，突突几梭子。——鲁迅、郁达夫，他的用法对策颇有不同，亦堪玩味。
他看不起郁达夫什么地方呢？梁在《清华八年》中曾描述他当日的震惊，“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梁之于郁达夫的态度，又有一恰当的参照，便是梁对徐志摩的观感。梁对于徐志摩，却颇有欣赏、艳羡之心。徐志摩于他，仿佛韦小宝之于康熙，实乃补足心境之自我。“有人说志摩是纨绔子，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他专门学的学科最初是社会学，有人说后来他在英国学的是经济，无论如何，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底是很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似乎读过不少，他行文时之典雅丰赡即是明证。他读西方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了解方面没有问题，口说亦能达意。在语言文字方面能有如此把握，这说明他是下过功夫的。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在几年之内发表了那么多的著作，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戏剧，有翻译，没有一种形式他没有尝试过，没有一回尝试他没有出众的表现。这样辛勤的写作，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吗？……志摩的生活态度，浪漫而不颓废。他喜欢喝酒，颇能豁拳，而从没有醉过；他喜欢抽烟，有方便的烟枪烟膏，而他没有成为瘾君子；他喜欢年轻的女人，有时也跳舞，有时也涉足花丛，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面沉溺。游山逛水是他的嗜好，他的友朋大部分是一时俊彦，他谈论的常是人生哲理或生活艺术，他给梁任公先生做门生，与胡适之先生为腻友，为泰戈尔做通译，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徐这样的，便是雅玩；郁那样的，便是下流。其实说白了，有钱便得“名士气”；穷酸便要下流。梁先生的标准不过如此。这跟许多人乐于单批朝鲜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沙特也专制，可是谁叫人家有钱？说来说去，标准原来并不稳定统一，而且是以钱划道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大家熟知梁的“绅士”气，梁绅士骨里实乃“秋郎”旧才子气；他很擅长抢制高点，亦乐于“理性”面具见人，看似中西合璧，可惜大家错认了他的合璧细处。孔夫子若与他同时，又被他眼睛挑上，怕也是要受他“制高点”扫射的。这路章法，更近宋代理学大夫，而非儒家真要。他于儒家，领会的恰恰不是“和而不同”（孔夫子为啥对贪官管仲颇有赞许并感恩之心呢，这便是孔子不凡之处），而是“秩序”之重，稳定高于一切，秩序高于一切。对于一个生活舒服的人来说，这固然情理之常，可是他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出语“秩序”压人，舍此之外均是牛鬼蛇神，这实是他“狭”处，却易被视为“中正”、“理性”，亦是常见却谬以千里的误会。
若论文字境界，“雅舍”便次于“苦茶”， 前者好似人初穿品牌，众人皆知的大路品牌不如内敛低调的“气质”品牌；当然，鲁迅对郁达夫曾有一言，文字“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用剑在意不拘于剑具，更见大家气象。雅舍之“雅”，得于女友“龚业雅”。龚业雅是梁实秋妹妹梁亚紫的好友，梁实秋夫妇在上海时期便已相熟。（《槐园梦忆》这篇著名祭文是这样介绍红颜知己的：我的妹妹亚紫和她的好友龚业雅女士于女师大毕业后到上海来，就下榻于我们的寓处。下榻是夸张语，根本无榻可下，我和季淑睡在床上，亚紫、业雅睡在床前地板上。四个年轻人无拘无束的狂欢了好多天，季淑曲尽主妇之道。由于业雅的堂兄业光的引介，我和亚紫、业雅都进了国立暨南大学服务。亚紫和业雅不久搬到学校的宿舍。）他在《槐园梦忆》里亦曾提及夫妻抗战期间“六年睽别”，但梁先生可没提及这几年龚业雅是他在四川的女朋友！曾合买一房，为邮差方便，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是以先有“雅舍”，后有《雅舍小品》。梁自述：“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梁实秋内战时南下（他一人先跑的，妻子尚在后），红颜知己也不顾得打声招呼。龚业雅曾有抱怨，不过女友是好女友，鸿雁往返直到两岸不能通邮。妻子更是好妻子，据梁先生所说，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更在晚年交代他，“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郁达夫完全说中。甚至还含蓄了些。梁先生有齐人之福，何须捧着《道德经》yy想象？郁达夫还是穷酸惯了，“苏曼殊的生活比小说浪漫，郁达夫的小说比生活浪漫”亦是内情话。穷酸人进妓院，写进文章，自有看客口诛笔伐的代价；但是他到底讲不透成功人士的套路。梁教授怒词抨击郁达夫的“忏悔”流于姿态，然而东方古国，“忏悔”代价惨重，何等不易，他可曾客观估量？梁教授的《槐园梦忆》亦可证，他自己其实丝毫没有忏悔的勇气或诚意。既然如此，不敢忏悔不曾忏悔的梁教授缘何能站在制高点上，扫视“真诚忏悔可是难改”的郁达夫？
郁达夫勇于忏悔止于忏悔，虽性格决定命运，一生如此，然而他的生活为他的写作付出了种种代价。梁教授命好，成功到底，恐怕会是不少人艳羡的对象。但是“制高点”他占着不合适，还请下来为宜。倘若非要占的话，那么，请君入瓮，公平公道。郁达夫做得出便写得出；我们却得留神梁教授锦簇文字里说不出的话——否则，识人必有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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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章锐气很重，也是不容人的，难免也有些“狭”的。呵呵 家园 说话要客观,梁与鲁迅,梁的成就当然与鲁迅有 很大的差距,但无论如何也不是无名小卒与乔丹的差距.正好前不久当地图书馆有鲁迅全集,里面有些鲁迅的翻译作品,大致翻了一下,觉得梁对鲁迅的翻译作品的批评是站得住脚的,鲁迅的那些东西真是惨不忍睹.正好同一图书馆也有几本梁的莎士比亚翻译(中英对照的),可以说在翻译这个方面鲁迅与梁的差距才是无名小卒与乔丹的差距.鲁迅的那些"硬译"之类的理论才真的是胡说八道.
当然我也认为鲁迅的成就大大高于梁的成就,但具体到一件事情,还是就事论事比较好.比如你提了梁的生活中某些不太光彩的一面,这很好,我也很高兴读这些八卦,但鲁与郭,尤其是郭, 我觉得比梁都还有差距.
家园 1926 年梁的确是无名小卒，楼主的话没有问题 家园 鲁迅的“硬译” 鲁迅“硬译”，是因为他处在现代汉语的草创阶段，需要“硬造”新词汇、新句式。因为是新造，一些失败的创造后来被淘汰了，于是你看着“真是惨不忍睹”。
在这个语文巨变的时期，晚十年的译文会显得比早前的文字“成熟”得多。毕竟新的文法、句法、词法经过筛选，剩下的已经比较妥当、比较成熟了。后人评论时特别应该注意翻译的时间点。不知你看到的几本梁的莎士比亚翻译是什么时候译成的呢？
实际上，我认为只有当三十年代中期朱自清的散文（如《春》1933）、茅盾的小说（如《子夜》1933）被大家认同之后，现代汉语才比较成熟了。在那之前，“硬译”是汉语变革中的重要探索。能有像鲁迅这样精通古文的人“硬着头皮”造词、造句，实在是汉语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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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 ……
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⒃，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⒄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家园 同意,仅仅考虑文学的话,梁实秋是很厉害的
家园 陈家姐姐的大作一向要顶 家园 【花絮】（中6）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 上承：陈郢客:【花絮】（中5）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
1923年10月，胡适上门看望郭沫若，“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 适之亦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见徐志摩《日记》）这次令人惊讶的拜访显然增进了胡适对于郭、郁的理解，对徐志摩如此感慨，“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因徐同学居间润滑，郁达夫在北平和胡适成为“朋友”。不过并不亲密，徐志摩1924年能得北大外文系教授职，与之颇有关系。而1929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他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直接使一个无学历的无业游民跃入中产阶级，亦成全了他的婚姻。郁达夫不乐当“经济系”讲师，倘若是“文学系” 讲师，他恐怕亦要快意许多。尽管他才华、学历俱在，胡适显无伸手相助之意，那桩梁子，他大抵是理解而不会忘记的。
徐志摩学经济出身，在英国期间，广为结识文学家（如威尔斯）、哲学家（如罗素）；郁达夫亦是经济系出身，刚到日本，其旧体诗才华足令日本汉诗界第一人的的服部担风惊艳不已，50岁的服部先生和21岁的郁达夫结为忘年交，震动了日本汉诗界，郁达夫从此与汉诗名流酬答交往——留日学生打入当地文学圈，郁达夫当为第一人。（当日“汉诗”尚为文学界的“明珠”，后来才被日本现代文学盖过锋头）然而归国之后，1923年不得志的郁讲师和1924年快意风发的徐教授堪为比照。同学少年都不贱，圈内圈外，虽残酷不亦明证乎？
当日尚海外留学的闻一多从梁实秋处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窘迫，在家信中愤慨直言，“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闻一多是写诗的，他对郭沫若的才力亦有判断，和胡适有所不同。——此信亦可做一个小小注脚。
每个人的道路、选择、立场，此时端倪已露。此后，每个人走向自己选择的命运……
（《花絮》5到此结束，继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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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1931年2月自北平发给陆小曼的信中说：
“北大的教授（三百）是早定的，不成问题。只是任课比中大的多，不甚愉快。此外还是问题，他们本定我兼女大教授，那也有二百八，连北大就六百不远。但不幸最近教部严令禁止兼任教授，事实上颇有为难处，但又不能兼。如仅仅兼课，则报酬又甚微，六点钟不过月一百五十。总之此事尚未停当，最好是女大能兼教授，那我别的都不管，有二百八和三百，只要不欠薪，我们两口子总够过活。”
“1931年3月4日自北平”的信则表明：徐已得兼两个职位，两份收入将入袋中。“北大八小时，女大八小时”；“女子大学的功课本是温源宁的，繁琐得很。八个钟点不算，倒是六种不同科目，最烦。地方可是太美了。原来是九爷府，后来常荫槐买了送给杨宇霆的。”“时代真不同了。现在的女学生一切都奢侈，打扮真讲究，有几件皮大氅，着实耀眼。下半年希望能得基金讲座，那就好，教六个钟头，拿四五百元。”
1926年10月，由梁启超证婚，徐陆在北海举行婚礼。新婚夫妇先至上海，后遵父命搬到硖石刚落成的新宅住。然而真性情的名媛陆小曼很不适应传统商人家庭生活，夫妻后来移至上海。陆小曼每月花费大抵需六百元，合当日七两黄金。因徐父母和陆小曼有隙，二人生活遂需“独立”。徐志摩各处寻钱，到北平教书与此相关，死于免费航空券，亦于此相关——负责徐家云霓服装公司的张幼仪有时也会救济。陆小曼亦爱志摩，一向劝他不要坐飞机，坐火车为佳（书信中数处可见）；然而陆小曼并不愿迁至北京，徐志摩为省钱贪快（北平—上海，火车较飞机颇为耗时），难舍飞机之便，悲剧由此酿成。后徐父对陆痛恨不已，亦因为此；陆小曼1965年去世，遗愿和徐合葬，徐家到底不肯成全。
话说回来，徐志摩为婚姻付出太多，陆小曼亦为两人结合有所牺牲。陆小曼世家出身，19岁嫁给王赓，王赓清华毕业后官费留美，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士，旋即入西点军校，他和艾森豪威尔是同学，毕业同级137人中位列第12名。回国后任职北洋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并晋升少将。这位少壮派显然能供给陆小曼像样的生活，陆小曼这朵花遂在北京社交界大放异彩，——并迷倒了徐志摩。这位社交名媛，擅京昆，擅跳舞，通英法两种语言，通诗词，绘画上亦有天分；风姿绰约，其媚入骨，徐说她的“眼睛会说话”，胡适称之为“不可不看的风景”，刘海粟则赞她“美艳绝伦，光彩照人 ”，就连张幼仪也承认，这可是个“美人胚子”。王赓年轻有为，忙于事业，陆和徐趣味接近，爱好相似，渐生情曲。陆小曼后来选择离婚，24岁嫁给徐志摩。——上流社会向来宽容“花絮”，却难容如此“石破天惊”的婚姻，其婚姻的严肃与“现代”、徐陆两人的天真勇气，亦历历可见。
那时，京昆的热度，我们今日是难以还原的。京剧兴盛，亦和“上有所好”大有关系，慈禧爱之，谭鑫培被选入升平署为内廷供奉，授四品官衔,有“谭贝勒”之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亦不过是捕捉他的身影，——谭鑫培在镜头前表现了几出片段。民国时期，上有所好，下有所爱，荀慧生曾经被他的女粉丝囚禁在宾馆里，——你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或者爱我
……梅兰芳得“博士”之名，代表“国粹”出国，今日“乒乓球”、“功夫”、“太极”诸等事体勉强可一比；当日粉丝疯魔，今日超女快男的粉丝团不逞多让；上流社会爱之重之好之，圈内畅行无阻，——这今日可没一样能如此“一统江湖”了。只有了解这些，你大约才能明白鲁迅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指向何在，“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是的，我国文学、艺术“雅”、“俗”之间的互动关系大约如下：文士无灵感了，到乡下“采风”，很多生机之作因此被发掘，当然，其直接处粗俗处，文士会加以“雅”化；自己的创作亦会有所借鉴。互动积极，就会产生许多好东西。可惜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欢喜结婚之后尚有后续，这根地雷线，就掌在文士手上，且几乎无可避免。“雅”啊“雅”啊，这艺术“曲高和寡”，遂“自绝于人民”，直至“无立足境”，最后唯有几个“遗民”惆怅不已了。然后，文士又去折腾别的东西……如是循环。鲁迅的“盛事危言”，当日便有很多人不高兴，今日亦有很多人认为他对梅兰芳不厚道，人性“谏须近颂”，一叹。
关注京剧的知识界、文艺界、名流圈有三种力量：1.年纪老一些的齐如山（1875年-1962年），可谓是“采风”润色派，父、祖两代进士，欧洲留学回来，震惊于梅兰芳的天才，决意助力于此。与梅亦师亦友，为梅写剧本，亦为梅的表演提供了不少改进意见，开一代新风；梅兰芳的名声背后，此人功不可没。齐如山一方面广阅资料，另一方面，近40年时间访问过京剧老角名宿达三四千人，纪录下丰富生动的原始材料，并从古代经籍、辞赋、笔记、风土志以及西方有关的心理学、戏剧理论著作中寻找线索和印证，最后整理归纳为著作，《国剧艺术汇考》是其代表作品。齐如山这样的“采风派”，真是沉下去“体验生活”的，“我做了十来年买卖，与各界的人都接触得很多，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各种技艺人员都认识了不少”，“欲研究经史，不能离开社会”，“由社会中的许多情形，可以明了经史的意义；由经史中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社会中各事之来源”——此皆阅历至深之语。除去京剧研究，还写了《北平三百六十行》、《故都琐述》、《北平零食》、《北京土话》等诸种亲身调查、深切世事人情的资料书。
2. 年轻些的留美派余上沅、赵太侔（注：俞珊丈夫，曾任青岛大学校长）、闻一多、熊佛西、张嘉铸（张禹九）等人。他们1924年都先后住进过位于纽约江滨的万国公寓。余上沅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戏曲文学与剧场艺术，赵太侔攻读戏剧，熊佛西研究戏剧与文学，张嘉铸（张禹九）学美术批评，但也热爱戏剧。闻一多此时主攻美术，且对舞台布置和服装设计很有兴趣。1924年冬，剑桥中国同学会发起自编自演英文剧《此恨绵绵》（一名《杨贵妃》），主要编导即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张嘉铸四人，演出之后，四位青年酒酣耳热，遂有“国剧运动”的主张。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熊佛西、林徽因、梁思成、梁实秋、顾一樵、瞿士英、熊正谨（这圈子很小吧）等旅美的戏剧爱好者，还发起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大家“公决由刊行出版物入手”，“其余作业如演戏筹款等等必须回国后才能办理”。1925年1月28日，余上沅致信胡适，介绍他们在美国“于戏剧艺术具有特别兴趣而又深有研究”；还邀请不久前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诸先生加入“中华戏剧改进社”，“将来彼此合作，积极训练演员及舞台上各项专门人才。同时向人募款，依次添置各项器具。一到时机成熟，便大募股本，建筑‘北平艺术剧院’。此刻正是这个运动开始时期，非求先生格外帮忙不可”。——最终得到了新月社的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诸人支持，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曾发行了15器《剧刊》。余上沅的概念较齐如山现代，所谓“国剧”，即“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见余上沅《国剧运动》《序》，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当然，另一方面，齐如山的扎实工作这批年轻海龟亦有所不如。他们促生了北京艺专戏剧系的成立，“北平艺术剧院”却流于泡影；不过，他们成了教授。这些人承认旧剧（即齐如山所说的“国剧”）的成就，主张新的“国剧”当有所借鉴，亦和京剧圈有所交集。
3.富家子弟票友。其实热爱戏剧者，多不乏富家子弟的身影。“戏剧三大藏书楼”的业主宋春舫是富家子弟，热衷戏剧的张嘉铸亦是富家子弟。《爱眉小札》中提到过的好友张彭春（张伯苓的弟弟，百姓呼他“张九爷”），既组织话剧，又谙熟京剧，1930年、1935年两度随梅兰芳剧团访苏、访美。徐志摩与之背景相似，热衷于“国剧运动”，生活圈子里，也经常和梅兰芳、余叔岩诸人同一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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