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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建安年 -- 李靖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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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建安年

    这些东西大概写于两年以前,而后一直付诸高阁。与严谨的史论文相比,这个系列毋宁说是羼杂着文青气息的一堆历史散文。即使因它的主题而发到春秋史话。因为我这点水平河里的朋友都是了解的。现在贴上来,博诸君一笑。

    一共有二十五篇,每年一篇,说一点事。彼此并不怎么挨着。这是第一篇。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

    迁都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距今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前,一队满面风尘的疲惫的人马缓缓行走在黄土高原上。说是人马,其实乃是虚辞,实际并没有马。最豪华的配备仅仅是一辆牛车,随员们大多只能步行。因为长期的饥饿,很多人已经瘦的失去模样。本应飞扬在队伍之前的红黄和黑色的大纛旗被卷起扛在肩上,因为一旦展开没人有体力能维持。而且过分的招摇也容易引起强贼觊觎。牛车中的少年忧愁的伸出头张望,迅即就被身边的侍从们劝止。然而仅仅在这刹那间少年所看到的景象已使他终生难以忘怀。苍茫的大地上北风凛冽呼啸,卷起无止境的黄色的烟尘。仿佛一支暴戾的军队横冲直撞,放眼望去,渺渺绝无人烟。这一刹那,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牛车中的少年又一次感到深深的悲哀。

    这个少年就是东汉最后一任皇帝汉献帝刘协。时为东汉兴平二年,刘协年方十五。

    十五岁的刘协已经在皇帝位六年。六年以来,象这样的仓皇无措的辗转奔波已经无数次,少年皇帝已然感到麻木。这个年轻的皇帝承继的是如此古老的王朝。大汉王朝两代绪统,已历四百余年二十四帝,至今已是风烛残年。即便如此,国家仍然恪守着古老的礼法。刘协的记忆之中本朝最近的三个年号分别是父亲灵帝所用的中平,自己用的初平和兴平。三个年号均表示了王朝的统治者对未来的一种希望与期冀。而有汉一代所有年号之中,“平”字便反复出现了十六次,“初”字也有十四次,虽然说善祷善诵,然而却毫无效果。国家已然沉疴难起,正在迅速苍老下去并且泛出消亡的意味。

    刘协并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年幼,然而以他的位置却已能经历和接触许多事。因此饱受磨难。和被董卓废掉的兄长少帝不同,献帝刘协从小便聪明灵慧,严肃而有威仪。六年以前,九岁的刘协便曾以陈留王的身份从容抚慰远道上洛的董卓。自始至终言语得当,不卑不亢。被时人誉为有人主之风。然而皇位的取得与其说是对他的才智的肯定和嘉奖,不如说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阴谋。果然围绕这个阴谋国家屡遭变乱。以至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先后在兵火中残破荒芜。身为本朝的至尊皇帝,刘协有时不得不仰其臣子鼻息。刘协至今还对一年以前李傕部贡献的腐烂的牛骨和稻米记忆犹新。然而却敢怒而不敢言。事实上,李傕作为董卓的部将当然不可能对朝廷有好印象,但不以新鲜美食供奉也不见得是故意难为。王朝末年天下离乱,所在扰攘。黄巾军们在张角兄弟的带领下起义,踪迹遍及九州,众常数十万。大片的土地因而荒废。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断粮和物价高涨。如果说腐牛骨和陈稻米还能引起刘协愤怒的话,有些锅里煮着的东西足以让他恐惧。

    从这一年六月,皇帝实际上仍处于一种流亡状态。天下之大,几无我容身之所。董卓虽已被诛灭,但他的部属李傕和郭汜仍然手绾重兵互相攻杀。因为奇货可居,皇帝的安全得以保证。但他的随从们却无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心。不久以前,一伙乱兵堵着桥头拦住车马,吵嚷着要见皇帝。万般无奈之下刘协命令挑开车前帷幕。四周顿时静了下来,士兵们好奇的看着端坐在车里的清秀的少年,少年的脸上竭力板出一股庄严的神气。但单薄的身体和瘦弱的肩头却令人心生怜惜。士兵们大多第一次见到这个名义上天下的至尊,窃窃私语的同时竟少见的表示出一种尊重和礼让,皇帝车驾因而安全通过。事后无论皇帝和群臣都感到阵阵后怕。

    危险并非不会出现,仅仅数天以后,在黄河的渡口孟津献帝便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倾向并负责保卫皇帝的董承杨奉部队被追击而来的李傕打散,混乱的战局中士兵们纷纷跑去争夺本应属于皇帝的渡船逃命。董承和李乐为了保护皇帝而在两边挥戈阻挡。锋利的戈刃每一挥舞就有许多手指应刃而落,然而一批人的惨叫声还没发出,另一批手又攀了上来。李乐和董承都有在田地里挥镰收割的感觉。事后在船舱中收拾起的手指数量之多可以用两只手来捧。

    尽管刘协曾经如此近的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实际上即使那些呼啸着蜂拥尾随的铁骑也并非真的想取他性命,正如那些簇拥在他身边保护他的人也未必是真正出于保护的心理一样。十五岁的皇帝在今天的法律意义上还不具备完全民事资格,但当时却已是天下的共主。只是在连番逃乱当中假以维系王朝威严的礼法制度已荡然无存,以至于更多的人望向皇帝的目光并非出于敬畏而是好奇。好奇的士兵们曾经伏在篱笆墙上看院内皇帝与群臣的会晤。虽然环境恶劣,臣僚们仍然尝试以传统的礼法叩拜皇帝,跪拜的繁复使得一边观看的士兵们叹为观止。这套礼法自本朝初年由叔孙通创建以来一直沿用并且行之有效。与之相配合的是庄严的场合和庄重的服饰。据说,当东汉创建者光武帝刘秀诏令他的部下们如此穿着时,父老皆感泣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然而此时在土地上跪拜的固然都是真正汉臣,这一套礼法却已全失威严。纵然是普通士兵也引以为笑乐。随着皇帝威严的逐渐丧失,军阀们的保护和效忠的目的越来越明确。和平年代的名臣处士积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做到的大官被一把一把的发下去。官印仓促中置备不齐,以至于刻印的工匠改为用锥子刻画。材质也就相应的由金玉跌成了铜铁甚至木头。甚至领到官衔的人本身都不对这种官衔表示满意。

    这时候十五岁的皇帝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千八百年后,他的梦魇般的时代不但不会被人忘记,而且将作为一个永远的传奇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会不经意的随口甩出马连良的那段经典唱词“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懿发来的兵。”而在时尚的少年们的电脑里,《三国志》《三国群英》《三国无双》等热门游戏令他们乐此不疲高呼过瘾。一个显卡著名品牌推出一系列以三国人物为主题的显卡,每一款都卖的很好。电影院外,华丽而铺陈的海报写着《赤壁》两个大字。倘若愿意怀古,中国最早的有声电影的名字也取自三国,叫做《定军山》。主演是著名的老生谭鑫培。当学者们慨叹传统文化遭到严重冲击,书都没人读了的时候,一本叫做《品三国》的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大街小巷,风靡老幼妇孺。南阳和襄阳两座城市为争夺诸葛亮的隐居地而较量不已。甚至当你推开门置身一群新朋老友之间时也会引来会意的笑声伴随着一句评语:说曹操,曹操到。

    至今我们仍然难以给那个时代下一个确切定论。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那段话已经被人不厌其烦的引用过无数次。但倘若用于形容那个时代,则很难有比它更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甚至书名《双城记》也会给我们以奇怪的联想。因为汉王朝的确有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座名城。著名文人张衡和左思的《两京》《二都》两赋至今令人心驰神往。据说左思的名赋沉吟十年方始告成。当其发表之时,城中的豪族名门争相传抄,以至纸价上升,是所谓洛阳纸贵。

    虽然很遗憾刘协本身并不是这个传奇的主角。但令他聊以自慰的是,这个传奇中至少一位主角和他具有某种共性,那就是诸葛亮。日后的鞠躬尽瘁的蜀汉名臣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和汉献帝的生年卒年都相同。但刘协本身却没有诸葛亮一般的匡扶社稷的壮志。他深知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常竟至于衣食难以为继。在他流亡的途中,一个叫做张杨的军阀接济了他,代价是安国将军之位,迅迁大司马。刘协经常担心倘若情况如此下去自己和王朝的生命究竟还能延续多久?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这问题显得过于沉重以至于无力负担。但是在这一刻注视着他的并不只一个人。

    袁绍和曹操都曾对流亡中的献帝表示好奇。在王朝末年大小林立的诸侯军阀中,袁绍格外引人注意。从高祖袁安开始,袁家四世三公,久居王朝最高统治阶层,形成了屈指可数的世家势力。这种世家势力之庞大在王朝初年曾经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的皇帝们格外注重对强臣的约束和对宗族势力的巩固,以至于韦玄成父子两代在位丞相已成为奇迹。但在王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越来越剧。权力开始集中在一些以外戚为代表的强宗豪族手里,进而产生若干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族。皇帝要想取得实权,就只有任命宦官群来分流之,然而又会引起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在连番无尽的内斗之中,国力渐弱,君威倾颓,又以连年天灾,国家已经不足以正常维持运转。英雄豪杰应时而起。袁绍便凭借家族势力和个人才能而迅速崛起为当世诸侯中最强大者。

    曹操则相对弱小。然而亦不可小视。因为他虽无基础,却也无包袱。曹操以思维活跃处事机敏干练著称,在他的身边团结着一批当时的人才。限于时间和财力,此时曹操力量并不甚大。但日后却无人会忽视他的成就。

    此时袁绍占据邺城,而曹操则控制许昌。若干年后,当曹操之子曹丕建立大魏王朝时,这两座城池连同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和谯一起并称为五都。实际上在此之前这几座城池已经逐渐昭显出它们新政治文化中心的意义。兴平二年,几乎相同的声音同时从邺城和许昌发出。发言者是袁绍的主要谋士沮授和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发言的主要内容均是请求主公迅速迎取皇帝到自己的地盘来。这样的政治好处几乎不言而喻。王朝末年,尽管相当一部分诸侯郡守已拥兵自重,然而在名义上尚无哪个诸侯公然声言反对朝廷的领导。王朝虽已没落,然而究竟还有相当潜力。五年以前,董卓擅行兴废把持朝政。为了讨伐董卓,天下诸侯以董卓为盟主同时起兵,声势浩大。虽然迅即湮灭,并未有何实际贡献,但是至少令人看到本朝尚有潜力可挖。这样一来,借助皇帝的威势就可以迅速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并灵活将其用于军事。

    但是沮授的建议被袁绍置之高阁。因为袁绍担心一旦皇帝出现在自己的地域内,四世三公的光鲜外衣就会遮挡不住身属臣僚的本质,因此会减少自己的权力和威势。而荀彧的建议则迅速得到曹操响应,并且转为实际行动。这一年的年末。当刘协在洛阳残破的宫室中哈着寒气孤寂的度过春节时,曹操计议已定。来年开春,一支人数不多但精干的部队悄悄出发了,统帅是曹操的族弟曹洪,目的是洛阳。

    就在几乎同时,洛阳发布了一则诏命,改元建安。年轻的皇帝刚刚在流亡途中路过安邑,并在那里郊祀上帝。皇帝希望这个新的年号可以带来祖先庇佑和神灵赐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想像。因为“建安”两字在本朝七十五个年号中使用频率虽没有“初平”频繁,却也不弱。“建”字一共出现十二次,“安”字则有八次。说得上老生常谈。但是也许这一次的祭祀果然有了成效,或者皇帝的真诚终于感动上天。建安年开始了!

    从此以后,这个年号将一直沿用二十五年。由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止。成为本朝最后一个年号,以时间之长则仅次于光武帝刘秀的“建武”而在四百年间位列第二。汉献帝刘协终于将享受到长久的平安,这曾是六年当中他备极艰难挫折时无数次所梦想过的。然而事实一旦来临,又往往不如想像中美好。

    但就此时的少年皇帝来说,曹操的邀请似乎充满诱惑,难以拒绝。因为即使以最恶劣的后果设想,曹操也不见得比目前盘踞在洛阳的董承杨奉诸部更难对付。皇帝早已明白任何付出都要有所回报。固然有一些耿直刚毅的人真正秉承先贤的教导无条件的效忠于自己。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末世脱节,这些忠臣往往如昙花一现便即湮灭。徒增感伤和追思。而曹操似乎是果断而有才干的人。年轻的皇帝已不打算也没有信心由自己亲手平定乱世。那么假手于合适的人也未尝不可。先朝颇有这样的惯例,霍光且可与上古名臣伊尹齐名。倘若曹操不象之前迎接自己的军阀们尚未停住车马便急于向自己索要各种名分和官职。而是可以踏踏实实为本朝做些事的话,年轻的皇帝是不吝封赏的。

    倘若皇帝对先朝的掌故有所了解,他还能轻松的想起曹操的家世。曹操的祖父曹腾是汉桓帝时受宠信的宦官之一。而且在诸掌权宦官中相对比较温和谨厚。曹操之父曹嵩以他的势力而成为本朝的三公之一太尉,因此也算贵胄子弟。尽管出身殊不堂皇。据说曹操是一个性格开朗不拘小节的人。少年时他与袁绍张邈等贵族子弟互为好友,在当时就展露了不凡的抱负和颇佳的才干。不久以前,皇帝已经下达了一则诏命任命曹操为兖州牧。即天下十四州之一的行政长官。拥有相当权力且可自主行事。之前,朝廷已经陆续任命了一批宗室为各州州牧,这些人此时均已拥有颇强实力,说得上兵强马壮。然而自己身为皇帝却只能瑟缩宫室之内等待年节时可怜的贡品。即使如此,贡品还时常因道路艰险而中断呈送。刘协经常不无自嘲的把自己和东周末年那些所谓天子相比,发现尽管制度迥异,处境却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倘若曹操的迎取之行顺利,皇帝将不吝授予其更高的官职和更大的权力以奖励其难得的忠诚。

    然而曹洪的迎驾军队却在半路上遭受阻击,阻击他们的是董承和杨奉,其目的则不问可知。然而此时董杨诸部毕竟还实际上担负着保护皇帝的责任,因此贸然对其展开攻击很有可能被看成对皇帝以至朝廷的不敬。尽管此时朝廷已殊无可敬。洛阳的官吏们衣紫戴金,但吃的也许比荆州一个普通的从事还差。稍微穷困一点的官员已经不得不自谋生路。他们在洛阳熹微的早春中努力寻找野菜和草,经常无声无息的饿死在废墟里。但董承和杨奉也知道掌握天子的好处,如何肯轻易放弃?

    经过紧急的磋商,曹操决定用外交途径解决此事。于是一封书信被寄给诸将中兵力最强的杨奉。言辞恳切且具备一切外交公文形式主义的华丽堂皇,但核心内容只有四个字:来吧。有粮!

    于是杨奉欣然从命。看来“这种日子没法过了”并非刘协一人而是洛阳所有人的共识。结果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建安元年也即公元196年。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改号为许都,建宫室。四百年来,许昌第一次作为王朝的都城而直面天下。日后这座城池将会因此披上神秘的面纱,并被各种谶纬反复引用,诸如“汉以许昌失天下”或者“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之类。当建安元年天子车驾东迁时,这些所谓谶纬大半还未诞生。即使存在,太史们也谨慎的闭住嘴巴不胡乱说话。无论如何,当车驾最终停在许昌时,年轻的皇帝缓步下车,他应当觉得很满意。宫室虽小了些,却也整洁明亮。城池自然没有两都恢弘,然而行人如织,物阜也还繁华。看得出经过预先整顿,好在并不刻意。而且前来迎接的曹操和他的部下们态度相当恭谨。这使得皇帝在踏出他许昌的第一步前轻轻的吸了口气。阳光有些耀眼,令人微生晕眩。

    唯一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那些尾大不掉的诸侯们对皇帝终于安稳下来都没什么表示。诸侯之中刘虞身为宗室,又最忠诚谨厚,本应领头为其表率,可惜不久前已被公孙瓒杀死。此外声威最盛者当属袁绍。但袁绍此刻正在不高兴。因为皇帝在欣喜之余加曹操为假节钺,录尚书事,得掌生杀专权。又迅迁大将军,封武平侯。官职已在袁绍之上。曹操此刻还得罪不起袁绍,虽然心中不满,仍主动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反正这些官职此刻不过是一种虚荣。而倘若按本朝的法度,则大将军、太尉等官位虽显,真正位居要冲的还是尚书台。这本来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机构,然而在王朝末叶逐渐开始掌握实权,因此“录尚书事”才是含金量高的所在。曹操心里清楚,从此刻起,王朝的权柄开始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建安年由此而始。本年献帝迁都于许,许昌因此代替长安或洛阳成为王朝的中心,而实际上王朝中心的权力则集中于曹操之手,献帝终于度过了多年的坎坷而坐享安宁,不久以后,曹操也将背负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死去。这是王朝的末世,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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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商榷】二都赋?三都赋?

      洛阳纸贵,左思三都赋。

      联系语境,李兄可是想说班固两都,张衡二京?

    • 家园 建安八年:文姬归汉

      ——胡笳十八拍,余音为谁而鸣?

      前一章庙祀中我们提到蒋济。或许是因为亲身体验过幽冥的存在,蒋济从此难免对天地鬼神的力量心生敬畏。这种敬畏又与他半生所受的经典教育相糅合,使他体味深远,进而更加循规蹈矩的要求自己,凡事所做务必合于道德的要求。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他竟然不能将这种要求履行如一。在他的后半生里至少出现过两件他自认为失德的事情。他因此而背负了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以至于竟因此发病而死。

      这两件事情说来也巧,全与司马懿有关。一次是导致他内疚死亡的罪魁,即受司马懿的指使,以其个人名义保证曹爽舍弃权力后将换得宗族富贵平安。但司马懿却欺骗了他,一待情势稳定便将曹爽以及相连各族一概杀的干干净净。另一次则是当所谓“淮南三叛”王凌起兵反抗司马懿之前,司马懿曾假作不经意的向蒋济打听过王凌的情况。蒋济在无心的情况下对之颇有溢美之辞,后来反应过来悔恨不迭。因为以司马懿的个性,倘若王凌子孙真如其所言均具有文武才能,那么一旦为敌司马懿就决不会让他们活着。

      果不其然,魏嘉平三年,王凌因不忿司马懿诛戮曹爽欺凌君权而起兵讨伐之。兵败,王凌竟遭族诛。这个数十年前在旧京长安侥幸逃得性命的少年回溯一生,不知会不会有萧然之叹。数十年前,他的叔父也是如此。

      王凌的叔父即汉王朝末年名臣司徒王允。近数百里,这个名字是与另一个叫做“貂禅”的耳熟能详的名字一起被中国人记住的。稍有戏曲或小说爱好的人还能脱口而出一连串熟悉的名词:虎牢关、连环计、凤仪亭、战长安……

      王允性格刚直峭拔。这样的人在失势时也许还能因其政治素质而隐忍而深沉甚至曲意用计,就象他以一个侍女轻松瓦解了祸乱朝政的董卓与其最以为臂助的大将吕布之间的同盟。但一旦得居高位,他性格中的刚直就会毫无保留的显露出来。以至于即使诛却董卓也没能保得王朝的平安,混乱甚至尤有过之。因为他并没有明确的知道当时董卓诸党与王朝间或战或和的微妙关系。事实上,当董卓一朝授首,他部下的重将如郭汜、李榷、樊稠、张济等一时已茫然无措。和一切长于征战杀伐而短于谋谟筹划的武将一样,他们几乎已决定放弃手下雄兵而向雍凉逃亡。倘若真的如此做了,则王朝末年的纷乱就很可能自然而然的平复。但是这时候一个年轻人制止了他们的逃亡,并且三言两语向他们揭示出另一个比逃亡美妙的多的前景。率兵入都请求皇帝宽恕。说白了,就是用他们的铁骑和刀枪使朝廷收回成命。如果坚持不收,就武力解决。这个年轻人便是贾诩。之前,贾诩自己也被卷入董卓谋反集团。他献这个计策只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平安。日后当贾诩发现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差点毁掉这个四百年的王朝时,他也后悔不迭。

      然而即使算上贾诩的无心之失,将矛盾激化到如此程度的首要责任者仍然还是王允。因为最基本的,倘若不是王允当时力主对董卓的一切附庸均施以严重惩罚,就不至于波及贾诩,贾诩也就不至于没事乱出主意。从这点来说王允与董卓这对死敌竟然也颇有共同之处,都缺乏长远的目光和妥善的行事手段,易走极端,不听劝谏。这并不仅是西凉联军杀进长安的事后之言。早在之前王允主掌朝纲不久时,就曾有人暗暗的断言王允的命运终将失败。因为他拒绝同僚们的劝谏,坚决将王朝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蔡邕处死。理由是其附和董卓。但董卓固然对蔡邕礼遇甚恭,蔡邕却说不上有何实际的附乱情况。因为他是在董卓“不来即死”的威逼下才不得不起身上京的。而是时王允本人也无非是在与董卓假意逢迎而已。即使单以道德而论,王允对蔡邕的严厉也已稍嫌过分,但可惜却已无力弥补。不久以后西凉联军攻克长安,吕布不敌而走,王允则被杀死。当时还是少年的王凌兄弟“逾墙逃生”。

      而在这场混乱之中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也被人掠走,从此不知所终。

      若干年后,一首名为《胡笳十八拍》的长诗流入中原。这首诗的作者,据传闻便是蔡文姬。是时已是建安年中,主政者曹操本身就是大诗人,又与蔡邕昔尝神交,于是拯救才女蔡文姬计划早于拯救大兵瑞恩计划一千七百余年实施。后来,新中国的著名文史学家郭沫若在他的剧作《蔡文姬》中重新描绘了这一历史事件。因为史料多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部《蔡文姬》和同时代许多历史名作如《关汉卿》一样,也在真实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加入了时代的认识和必要的情节铺陈。这部剧作与同时代的一个著名指示相呼应,进而使曹操数百年来的奸佞形象一朝洗雪。

      只是建安年中的曹操绝想不到日后他拯救蔡文姬的善行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或者此即所谓因缘。终于,建安八年的时候,蔡文姬得以归汉。

      按武侠小说的一般桥段,英雄如此倾力营救美人,美人自然也应报以温柔一笑,甚至以身相许。但建安八年的蔡文姬已非盈盈少女,又在边陲异域忍苦多年,以她的聪明才智自然已对世情有了透彻的认识。不会再象武侠小说的女主角一样简单而冲动。她选择的丈夫是曹操派遣去营救她的使臣。就这样在历史的大波澜下一个崭新的家庭又重建起来,并且开始营造幸福和安宁。而此时英雄曹操还在指挥兵马对袁绍的残部大举围杀。事实上,虽然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一举改变了袁强曹弱的格局。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袁绍尚有四州之地,吃掉这样的一个巨无霸需要相当时间和耐性,决不能一蹴而就。在我们从容的研究庙祀文化以及蔡美女时,曹操的征伐队伍一刻也没停止过。硝烟和白刃正与蔡文姬家冉冉升起的馨香和户外乍放的红梅相映成趣。

      此时日后的所谓建安七子之中,陈琳和孔融已经出现。曹操本人虽有诗才,然而并不煊赫于当世。而以他的身份,即使写的不好,大家也知道该怎么说——这句可以有。建安八年,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曹操还是孤军。他的并有诗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一个刚刚成人,另一个还是幼童。而已经出现的两子,陈琳以骂曹操而闻名,那篇著名檄文写的如刀剑之利,即使曹操本人看过也不禁为之大汗淋漓。头风霍然而愈——文中并且提到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之流,一千八百年后,这两个名词重新出世并以小说的方式聚敛世人的目光和钞票。但陈琳在兵败之后为曹操所擒,并且聪明的表示了服从。曹操也就既往不咎。此刻他需要文化界的助力。但孔融不但也以骂曹操闻名,而且至今还在骂。虽然曹操已是实际上的王朝最高臣佐和统治者,但圣人之后的孔融丝毫没将其作为自己应当服从的理由,仍然我行我素。曹操一时也拿他没辙。好在孔融毕竟是文化界的名流,其骂曹操的拐弯抹角的隐晦有时曹操本人也要许久以后才反应过来。无论如何,建安八年之时曹操若想在文化界赢得声名指不上这两位老兄。

      而蔡邕的身份就不一样了。蔡邕是王朝末年文化界的宗师级人物,而且生性随和,爱好奖酬后进。后世的不少文化名人皆出自他门下或曾受他襄赞,比方七子中才名最显的王粲。而蔡邕的弟子之一顾雍日后则成为吴国的丞相。甚至顾雍的名和字也是得自蔡邕。

      对这样一位大贤的后代加以拯救,无疑使得曹操无形中赢得不少称颂和赞誉。建安八年,曹操已然明白战争不止刀兵血火这一种形式。恰相反,倘若只是举两军而决胜负,斗智斗勇,曹操自料天下已无几人堪为他的敌手。即使是名震天下的袁绍,他也不过只用了八个月便将其击溃,而后再也没有给他从容喘息东山再起的机会。此时袁氏的势力虽然仍零星有抵抗,然而胜利已可预期。但同时思想文化界的战争虽不见硝烟却异常复杂。即使取胜,也要经过周密的安排和反复的权衡,决不能象军事上对付袁绍一样以一个决战解决问题。虽然思想文化界中是时并没有象袁绍那样举足轻重的大敌。勉强说,应该是孔融吧。

      孔融曾向曹操进言。虽然他从未表示过对曹操的服从,但一向倒也注意将矛盾保持在蕴涵阶段。他与曹操同为王朝的公卿,且有重名于天下,他的进言曹操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进言的对象是对王朝前太尉杨彪的政治迫害。杨彪以猛兽为名,实则却是以经学出身的贵族世家。据传说,杨家初祖杨宝曾偶动恻隐之心救了一双黄鸟,结果得到神灵的佑护,其后代屡世公侯,成为与袁家并驾齐驱的王朝末年著名大世家之一。然而袁家本枝势力已在若干年前受袁绍的牵连而被董卓清洗。余脉分散九州,潜力已不足以形成威胁,而杨家则堪称树大根深。杨彪虽然恭顺,曹操要奠定自己的威权就不能不对其下手。结果虽然孔融和荀家叔侄都极言劝谏,杨彪还是受到满宠的拷掠,侥幸留得性命。

      杨彪之子杨脩日后则成为曹操的属僚,并且以聪明著称于世,与曹操诸子尤其是曹植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建安二十四年,曹植与曹丕间的夺位之争已见分晓。于是杨脩作为曹植的枝叶而被曹操处死。而深层的顾虑则是杨脩可能利用其杨家的潜力和影响力在日后曹丕即位时产生不利影响。曹操对自己半生以来与孔融的纠葛记忆犹新。他不想杨脩成为第二个孔融。而以杨脩的轻佻放诞过于聪明外露的性格,既处此要害之位,就不得不审慎对之。其状况类似于蒋家父子对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张氏虽有纨绔子弟之称且为民国四大公子之首,但直到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因车祸而引发病症逝世之时,与张学良私交甚笃的蒋经国趁机恳请父亲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仍答道:不能纵虎!

      蔡文姬曾有机会见到杨脩。那是当曹操大军路过蔡宅时的顺道拜访,杨脩表现了极敏锐的才思,比任何人更快的破译了蔡邕所谓“绝妙好辞”的隐语。然而曹操实际不至于为这等小聪明而心生忌惮。毕竟同时代的王粲也有过目不忘之能。要点在于这些聪明才智是否能应用于政治领域并且形成助力或者阻力。

      然而直到建安八年,思想文化界中象蔡文姬一样独立的存在已然不多。蔡文姬深知分寸,虽然曹操于她有救拔之恩,但事迹本身已足以昭显曹操的仁德,而不必自己再曲意俯就。此时九州之上的著名士人,要么则依附于诸强群雄,要么则远行辽东避难。或降或走,态度上必要明确。而于曹操而言。荀家叔侄的倾力相助是他初期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才顾及荀家叔侄的影响而放松对孔融或杨彪的挟制。然而孔融并不领情,一个空前的进攻正在酝酿之中。

      进攻者的名字叫做祢衡。若干年后一折以他为主角的戏剧《击鼓骂曹》成为名篇。舞台上的祢衡和曹操都被油彩涂抹了面庞,在他们或低沉或激越的唱腔中飞扬的也并非建安年的历史。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在戏剧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并且轻易的以现实人物替代戏台上的角色。因此当祢衡滔滔不绝的唾骂奸贼曹操时戏台下静止的人群中会突然掀出一阵喧天的喝彩。尽管建安八年曹操试图将自己与文化界的关系尽量拉近,而且在随后的历史中主要是经由他的儿子曹丕部分达到了这一点,但数百年后曹操仍然遭到空前失败。苏东坡在他的笔记中记述,延至宋朝,说书中拥刘反曹的倾向已然明显。有听到刘备兵败黯然落泪曹操兵败则破颜欢笑者。曹操和祢衡的戏剧形象因此代表了道德上的邪恶与正义一方。这种象征虽然不符合历史,却很符合老百姓的淳朴的善恶道德观。在那个单纯的世界里善与恶正与邪根本对立而且泾渭分明。

      但祢衡事实上并不象戏剧里那样仅凭对道德感的坚持和正义的维护就毅然站到曹操的对立面。孔融曾经向朝廷正式举荐过他,可见祢衡的目的即使与曹操也颇为相近,虽然祢衡不可能取得权力上的垄断,但他仍然试图跻身这一集团当中。然而祢衡又不能象曹操那样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权力集团的辅助建功立业,所以只能在道德上异军突起,以期引起朝廷注意。因此当然要界限分明的和曹操集团保持距离。虽然曹操集团中也颇有著名士人,世族以及汉朝宗室,并且有些与孔融也保持着良好关系。但祢衡仍毫不留情的对其一一表示蔑视。其言辞之激烈已近于人身攻击的地步。以至于一时群情骚动,纷纷不安。

      这不得不令我们回忆起文初曾提到的王允。倘若王允是行事偏左,那么祢衡或者加上孔融就是思想意识偏左。他们共同的弱点是缺乏对具体情势的清醒的认识因此行事冲动,理想主义。王允、祢衡或者孔融这群人认为王朝的延行既然已垂四百年,其中的政体和维持王朝运行的儒家思想道德已经发展完善。一切尽善尽美,只是执行者或许未臻完美,以至现实和理想境界总是颇有差距。因此而更加强调道德文化对世人尤其当权人物的约束作用。至于既定的方针和王朝的传承在四百年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则可一带而过。总而言之,皇帝在朝,则按本朝政体皇帝自然享有绝高权力。虽然而今曹操把持朝纲,但倘若皇帝一朝振兴,区区孽臣仍然不足与抗。于理即是如此,至于具体操作细节,则因他们本身即缺乏经济才能而略过不计。因此思想上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倾向于皇帝,并与权臣比如曹操者相抗衡。这样的人,之前曾有,之后也还会有。比如清末之康有为。而倘若以现代人的好恶来评价他们,则是历史上虽有正面意义,但某些具体作为却比恶人更可恶。

      最终祢衡的抗争终于以失败结局。除去《击鼓骂曹》的故事,祢衡还给后人留下一套鼓谱,即著名的《渔阳三挞》。倘若作为一个艺人或者行为艺术家,能够有此成绩已足欣慰。然而祢衡行为虽狂放,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有政治诉求的人。正因为此这个集团才能对曹操形成威胁,因此他的结局实属悲哀。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甚至影响了曹操对这个集团的整体观感。只是未有余裕挥动屠刀,但孔融的生命也已岌岌可危。最迟建安十三年,孔融将为他的作为付出沉重代价。文人本质而兼政治家毕竟与政治家本质而兼文人有所不同。正如涸泽中的两条鱼。不能相濡以沫,就只能相忘于江湖。

      就此而言,重新唤起人们对蔡邕的记忆实在是颇恰当的一张好牌。蔡邕性格绝不刚直,处事又无棱角锋芒,学问渊博,奖掖后进。这样的人简直是天生的盾牌。更重要的是,他已死去。建安八年,倘若蔡邕仍在,以其在文化界的身份威望,当不下于孔融。然而和孔融比起来他几乎没什么政治诉求,因而几乎必然活的更久。只是这个盾牌如此明显,以至于连董卓都看得出并且抢先使用了。但即使蔡邕死去,仅在舆论上也与大势无碍。只要制造出相应的倾向即可,而还不用顾虑蔡邕本人的感受。西谚有云,一个好的政客就是一个死的政客。学者也如此。

      建安八年,文姬归汉。在本年的历史之中,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资治通鉴》孝献皇帝己卷建安八年篇中就干脆没有提及。然而正是这件小事标志着曹操在另一个领域战争的开始。本年之中曹操两边作战,一边激烈血腥,一边悄然静谧。此举也可以说百忙之中打一手闲牌。它的积极意义要到数年之后才昭显出来。因此可称为深谋远虑。七年以后,曹操发表了一篇名为《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著名奏章,其中以感人的语调叙述了曹操对王朝的毕生忠诚。但今天我们只能说,虽然曹操未亲身那样做,但他的确已准备的足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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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对曹操

        个人认为英雄的成分大于枭雄。当然是从演义的角度说的。

        看三国演义,看刘备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看曹操的用人用兵用政,越看越有意思。虽然两边都有很小人的时候。不过皇叔,逊色太多。

      • 家园 好文,得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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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大才!
      • 家园 写得太好了
      • 家园 阴谋阳谋

        曹操说“这个已经不是阴谋了,是阳谋。我都跟你说了再骂我我就要杀你了,你还骂!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 家园 正如涸泽中的两条鱼。不能相濡以沫,就只能相忘于江湖。真是

        看得悚然心惊

      • 家园 写得真好

        就是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送花

      • 家园 thumbs up!

        花!二十五篇辑一本建安年间那些事儿足矣

      • 家园 文姬归汉大不易啊

        同样是在胡地结婚生子,再辗转归国,苏武成为楷模,而文姬却广受争议,甚至引起刘知几等史学家的愤慨,乱世才女殊不易啊。这个名单可能还要包括薛涛、李清照等等---

        • 家园 请教一下是什么方面的争议?

          苏武是汉朝的官员,持节而去,代表的就是汉朝,大节不失,已是极为难得。不必说其他。

          文姬是平民百姓,一介女流,乱世被掳,还能用对苏武的要求对她么?能活下来就是造化!莫非还要怪她不能死节么?

          大厦将倾,文武无能,不能救护百姓,蔡文姬以官宦之女名士之后尚且流落匈奴,普通女子的遭遇如何,更是不堪说了。生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倒尽了霉。刘知几若是为这个愤慨,或是因为她配合曹操作了政绩典型,那还真是只能说“今日衣冠愧女儿”了!

          • 家园 古今不同

            以前对女人的要求是很那什么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封建男权的意识出发,到了明清就更不用说了,那已经不止是争议了。刘知几同学的观念比较正统封建,比如他认为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恨不得挖出来再批斗,所以对蔡氏的看法不会宽厚多少。

            其实现代人虽然开明了很多,但是碰上有几次婚嫁的,还是女方受非议的多。

            按说我一老光棍不该为女权操心的,呵呵。

            • 家园 刘的看法能代表那时候的主流么?而且蔡的待遇并不差

              要看就看实际待遇。

              汉代这方面还没有扭曲到后世宋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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