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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少数民族席位的发展变化简介 -- 神仙驴
家园 【原创】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少数民族席位的发展变化简介 此文部分呼应[天外天]兄的要求，对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少数民族席位的发展变化做一回顾，同时也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略作分析，供认识问题版朋友讨论、指正。
基本国情：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中汉族人口占有92%左右的高比例。但虽然少数民族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为大约8%，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却有6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整个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1949年起，中国在减少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等诸多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对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多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更是举足轻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起，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便出现了少数民族高层代表。他们在中央高层的席位，随不同时期有着不一样的变化。我们大致以文革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重点在后一阶段，其中每一阶段亦可细化为不同时期。
（一）建国至文革阶段
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一届人大召开之前，属于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时期。这期间，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决定与实施也在起步摸索阶段。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识别才刚刚开端，而战争扫尾还未结束，党和国家领导人职数极少。以上诸因素，造成该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尚无少数民族代表。只在职级不好确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有蒙古族的乌兰夫、回族的刘格平、土家族的李烛尘、彝族的龙云等几位少数民族委员。这其中，乌兰夫与刘格平可算作党内重臣，其余则是统战人士。当时这个中央边缘圈里，却也没有两大边疆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和藏族代表。究其原因，维族应是因为那次几乎导致精英尽失的飞机失事事件，而共和国成立同时，西藏地方则还未在中央有效控制之内。乌兰夫是草原之王，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即告成立，比共和国建国还要早2年。乌兰夫此时是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少数民族中位阶最高者。
1954年一届人大召开、国务院成立之后，少数民族终于在中央更高层中取得席位。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地方纷纷成立；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国家在战后处于较平稳发展的阶段，国家领导人职数基本确定下来。乌兰夫此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龙云出任国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此外，藏、维两族代表终于进入高层，且分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中各有一席：出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是藏族的达赖喇嘛和维族的赛福鼎，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则是藏族的班禅额尔德尼和有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身份的维族的包尔汉。而这时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还有李四光，他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同盟会当年最小的会员，但是很容易被人忽视了他的蒙古族身份。
需要强调的是，国防委员会和全国政协的领导，文革和1980年代前，通常是作为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列并排在其后的“其他领导人”身份，公诸于媒体报端的。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国防委员会、全国政协领导以至后来的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范畴，至于享受什么样待遇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本文里，则不论哪个时期，笼统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部分处理，请读者自己多加注意。
在1956年中共八大后，乌兰夫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建国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代表。
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但中央仍对其抱有希望。4月份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以“遭叛乱分子劫持”为由缺席但仍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人大政协换届后，蒙古族的乌兰夫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四光仍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维族的赛福鼎、包尔汉也继续担任原有职务。藏族方面，班禅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另一位活佛帕巴拉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功臣阿沛，一起出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此之前，反右派运动中停职的彝族龙云，此时更不会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了。
1965年三届人大、四届政协会议召开。三大少数民族蒙维藏方面，除达赖自绝于中央政府外，班禅、包尔汉不再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职务。乌兰夫、李四光、帕巴拉职务不变，阿沛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外增添两新人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是壮族人，革命老将，李烛尘是土家族人，但其当选主要还是因其在民建和工商联中的地位所致。
文革之前，四大少数民族蒙藏维壮，都已在中央高层有了自己代表。其中，乌兰夫、阿沛、韦国清是凭其战功资历入围，赛福鼎算作后起之秀，帕巴拉等是统战人士，李四光、李烛尘等则因其专业所长而在高层中有所体现。
文革期间，老干部们多遭打压迫害，少数民族高层代表也罕有增补。1973年中共十大后，韦国清、赛福鼎成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975年四届人大后，韦国清出任副委员长。此时，被“解放”了的乌兰夫也回到一线，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赛福鼎、阿沛、帕巴拉在人大政协的职务不变。
这里注意一下，文革末期，1975年1月四届人大人事初定，最高人民法院恢复工作，瑶族江华出任院长，此后任职直至1983年。当时江华党内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江华在高法院时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一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列且排于其后，自身并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
（二）开放阶段
新一阶段，中央工作恢复正轨，少数民族在中央地位重新获确认和加强。
文革刚结束后，中央高层中的少数民族有：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韦国清、候补委员赛福鼎，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赛福鼎、乌兰夫、阿沛，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兼顾了四大少数民族。
1977年十一届政治局委员新增乌兰夫。1978年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增乌兰夫、杨静仁、张冲。其中，杨静仁应是首位进入国家领导高层的回族代表，张冲则是继龙云之后，彝族的第二位代表。直到此时，拥有省级自治区的五大少数民族，才在国家领导人层面实现“团圆”。此时，蒙、壮、维族在政治局中各有一位代表，人大中有蒙、壮、维、藏代表，政协中有蒙、壮、回、彝、藏族代表。当然，其中交叉任职的情况很普遍，这是那个时候的必然现象。
通常以1978年底为改革开放新阶段。这时，班禅复出，在1979年中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9月后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杨静仁改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冲逝世、包尔汉再度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与班禅同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还有粟裕大将，这里特别提一下。粟裕生前以汉族自居，一直到1984年逝世。1986年发现会同粟姓系从通道侗族自治县搬来，会同县人民政府才批准该县粟姓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民族习惯、民族识别全部改为侗族。1987年11月，粟裕将军的夫人楚青先生向会同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将粟裕、粟戎生（长子）、郑涛（次子）、粟惠宁（女），粟志军（孙），粟志云（女），陈定国（外孙）等八人恢复侗族成分，根据国家“凡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去何从种原因不能正确表达本人民族成分，而申请恢复其民族成分的都应定予以恢复”的民族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89年7月19日（1989）政干字第288号批复同意粟裕恢复侗族成分。粟裕将军也就有了侗族身份。以上可参见外链出处等文。粟裕大将的民族身份在其生前评定国家领导人时并无任何影响，因而这里也只提不记。
1982年十二大后，赛福鼎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仍连任中央委员；江华当选为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职务。
1983年六届人大政协换届，乌兰夫出任国家副主席。这是文革后首次设立国家主席、副主席职务，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由少数民族出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同时，新任国家领导人的有土家族廖汉生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回族杨静仁再回政协出任副主席，瑶族江华辞去最高法院院长。江华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瑶族高级官员。
1985年中央进行大规模的新老交替，乌兰夫、韦国清退出中央委员会，自此直到17年后中央政治局中才再显现少数民族身影。
十三大前，少数民族拥有国家副主席一席（乌兰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5席（韦国清、阿沛、班禅、赛福鼎、廖汉生）、全国政协副主席3席（杨静仁、帕巴拉、包尔汉）。
1988年七届人大政协后，乌兰夫由国家副主席复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接替包尔汉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换届一年时间，乌兰夫、班禅、韦国清便先后抱病离世。
1993年八届人大政协召开，这是退休制度基本稳定后的更新时期，老人们纷纷离职。这时的少数民族高层情况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有藏族的帕巴拉、蒙族的布赫、维族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壮族的甘苦；国务委员中有维族的司马义；全国政协副主席里，有藏族的阿沛、维族的赛福鼎和回族的杨静仁。
1998年九届人大政协，壮族的成克杰顶替早逝的甘苦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方面，杨静仁、赛福鼎退，朝鲜族赵南起和回族的白立忱接任副主席。其中，赵南起此前曾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族成份应是较大因素。
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回族的回良玉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17年来首位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少数民族代表。
2003年十届人大政协，少数民族代表继续调整。藏族帕巴拉两届人大副委员长到期，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中的藏族代表由热地充当；维族的司马义由国务委员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新疆自治区前政府主席阿不来提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云其木格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李兆焯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回族白立忱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8年人大政协换届，这届人大政协继续在副职职数上有所控制。藏族代表作热地退后并无补充，阿沛、帕巴拉两位耆老继续连任政协副主席；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不来提连任政协副主席；白立忱、李兆焯继续连任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中则出现了土家族代表戴秉国；此外回族回良玉依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过去情况看，为体现民族团结、加强与少数民族联系，中央高层有主要少数民族代表一席之地的惯例仍会继续下去。具体说来，比较肯定的是，两大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藏、维族，在国家高层中有两个席位，蒙族代表应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占有一席，壮族、回族在人大政协副职中会有一席，国务院领导中应会有一位少数民族；而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等这样的岗位，能否出现少数民族代表则应看作是水到渠成、而非拔苗助长的结果。
注：前面遗漏了瑶族江华的相关内容，现已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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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中央高层少数民族代表职务现状 （一）
从上面对少数民族在中央高层的发展看，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高层有少数民族代表势在必然；
其次，进入第一代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少数民族领袖，与集体内其他成员的进退类似——第一代是死而后已，第二代是高龄离职；
再次，进入中央高层的少数民族官员集中于人大政协副职，国务院领导中有一位负责民族事务的少数民族官员，基本已成惯例；
最后，极个别少数民族官员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政治局是否还会有少数民族成员则难以定论。
这里公平的说，以汉族在全国总人口中高达九成以上的比例看，政治局25个左右成员中有一两位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比例一致的。
（二）
各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政权中能获得多高的位置，与该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传统和现实中以其为主体少数民族所拥有的自治地方的级别与数量等有密切关系。我看来大约可按自治地方的级别分为：
拥有省级民族自治区的藏族、维族、蒙古族、回族、壮族；
出现在地级民族自治州名称里的朝鲜族、土家族、苗族、羌族、彝族、侗族、白族、傈僳族、傣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
其他。
这里需要注意，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并不拥有自治州，但拥有数量较多的自治县，这样的民族主要是满族、瑶族、黎族，比较适合归于第二类中与之并列。而在上面所讲拥有地级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里，部分自治州是以两个或以上民族冠名，因而个别民族的实际政治地位其实要略低一些。
以上各类少数民族，仍可细化区分。比如五大少数民族中，关乎西部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维、藏两族，其政治地位为最高。
然而，就藏族而言，虽然每届国家领导人里都保有两席以上席位，但是不妨查看下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藏族人士——达赖、班禅、帕巴拉是活佛喇嘛，一任终生；阿沛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藏族功臣，极具象征意义，因此百岁之际仍能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除以上四人外，迄今仅有热地是翻身农奴把歌唱、翻天覆地做主人的典型代表。但2008年热地离任后，并没有再补充藏族高级干部。
由于西藏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宗教环境，喇嘛教在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巨大影响，西藏自治区和地区一级政协有许多本地宗教人士。国家领导人中少数民族席位有限，而活佛却几乎是一任终身，这样实际造成藏族地方土产官员晋升国家领导人的希望不大。未来阿沛老仙去后，国家领导人中的藏族空缺，是由藏族活佛或高官还是一起补上，还是有些文章可做。
这点上，维族干部晋升中央领导人的希望反而还大些。开放时期，自赛福鼎、包尔汉之后，又有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司马义铁力瓦尔地4人相继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四人也正好是1979年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恢复以来的前四任主席。第五任即是现任主席努尔白克力。可以说，在新疆做到自治区政府主席，便已经搭上了直升国家领导人的直通车。
比较起来，1979年后，7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4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只有阿沛、热地两位国家领导人（其中阿沛早在1965年即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以说在宗教人士必然占据一席的情况下、藏族土产官员的晋升前景其实并不很好。
但无论怎样，国家高层领导人中，长期以来维、藏两族拥有两席以上席位，仍是足够说明其政治地位的。
相对而言，内蒙古自治区按面积在省级行政区中占第三位，与新疆西藏相似，拥有着与外国接壤的漫长边界线，但蒙古族在国家领导人中长期以来也只有一个较固定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政协副主席李四光虽是蒙古族，毕竟更看重的是其专业成就），比回壮族可能略高（回族通常只有一个政协副主席席位，而壮族在人大或政协副职不定，也只有一席），与维藏族比较则相对略低。民族的分布、人口都可能起一定作用。在蒙古族这里，与内蒙古距离首都极近、蒙古族领导比较“听话”可能也有一定关系。1982年十二大后，至今已有布赫、乌力吉、云布龙、乌云其木格、杨晶、巴特尔六位蒙古族人士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由于国家领导人中蒙古族只有一个席位，所以往往出现自治区政府主席届龄退休而蒙古族国家领导人还坚守岗位老骥伏枥的情况，因此，自治区政府主席虽然是蒙古族官员晋升国家领导人的必经之路，但能否晋升还要看造化。
壮族自韦国清后，首次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壮族人口虽多，但比较稳定，不折腾。韦国清1989年病逝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1993年八届人大，选举刚卸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甘苦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时合适的壮族领导人不多，最后是69岁的甘苦而不是71岁的自治区政府前主席韦纯束胜出，年龄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任职仅仅4个月后，甘苦即告病逝，成为任职时间最短的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5年之后，人大换届，选举刚卸任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的成克杰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这位副委员长仍然点背，2年后东窗事发，被判死刑，成为第一个因经济犯罪处死的国家领导人。一时间，对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等好事，壮族领导人似乎有些难言之隐了。2003年又一位广西壮族官员李兆焯，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连任至今，总算摆脱了人大魔咒了。（以上是玩笑话，共产党员还迷信乎？）与上述蒙古族情况相似，壮族也仅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席位，不能像新疆维族一样，成为自治区政府主席就能保证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席位。典型如陆兵，下面还会讲。
如蒙古族有乌兰夫、壮族有韦国清、维族有赛福鼎/包尔汉、藏族有阿沛/帕巴拉一样，回族也有自己土产的领袖级人物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他就是杨静仁。杨静仁自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起，到1998年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止，中间也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历经20年。然而，自1982年5月国务院调整到1983年6月政协换届，这一年时间里，杨静仁只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并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这算是开放时期来少有的现象。其他少数民族领袖级人物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间跨度分别是：乌兰夫，1954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去世；韦国清，1965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9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去世；赛福鼎，1954年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逝世；包尔汉，1954年至1965年、1980年至1988年两度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9年逝世；阿沛、帕巴拉1959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目前仍担任这一职务，两人年龄分别是99岁和69岁。
但与其他四大少数民族偏于一隅不同，回族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较广，在沿海发达省市亦如此，这使得回族在各地各岗出头的机会大增，也同时造成一个现象，即许多出头的回族官员，能够出头固然与民族身份有一定关系，其工作专长其实却与回族身份并无多少联系。这方面最著名如回良玉，后面再说。
第二类少数民族，在所在民族自治州内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如同五大少数民族在所在自治区一般。同样，第二类少数民族在所在省级地方，通常也较固定拥有一些副省级职务（如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与五大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关系可以对照。而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如满族，则与回族有类似地方，即呈现出“多处冒头”的特点。
（节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