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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苏联笑话，一笑而过 -- 路人癸
家园 说对了 所以大家质疑的是上位的途径，只要是可以服众的，哪怕真的是依靠祖荫，也没有问题；不能服众的，再大的本事也不行；
这就是选举的意义！通过选举，大家通过公开渠道展现了自己的好恶，能上去的就有基本的支持盘，再愚昧、再贪婪也是有一个限度的；通过密室利益交换，即使你再聪明、再清廉，总会有人质疑，何况利益交换来的权力必然要回报支持者，那是想清廉而不得的；
家园 ＇有齐奥塞斯库的先例＇－你把时间和因果彻底搞颠倒啦 齐奥塞斯库是1989年12月25日因镇压失败被杀的，怎么成为６月中国悲剧的先例了？齐的失败是修正主义路线（特权、腐败、放弃自我革命）的失败，更是因为同一年六月在中国发生的悲剧，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修正主义路线）国际国内民心尽丧，再去武力镇压老百姓就不干了，这真是要'拜D和L所赐'，怎么反倒成为先例了？难道时空穿越啦？
而修正主义路线注定要失败，这是毛领袖早就预料到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要走社会主义，就光明正大地走社会主义；你要走资本主义，就撕破脸皮走资本主义（如果人民群众答应）。你不能跟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严打高压，而自己上层却搞资本主义特权腐败，搞资产阶级法权（太子党特权、官僚贪腐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当走资派，这样很容易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把人心推到对立面去。
可以说８９路死事件是全球共产主义事业突然塌方的直接导火索和炸药包，不信大家可以自己查查时间，苏联是何时解体的，东欧是何时倒戈的，包括齐奥塞斯库是什么时候死的？可以说D和L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挖墙角者，比猪队友都蠢。
通宝推：红军迷,林风清逸,红裤衩,冰冻三尺,侧翼,hwd99,逍遥清风V5,家园 这个时间节点我记得不牢，但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个事情 齐奥塞斯库之后，还有谁敢坐那个位置，所谓能力强百倍的人都躲到墙角去了吧，就连江都说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都是拼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硬着头皮顶上去的，更有叶利钦的榜样在先，心思活络、立场不坚定的人谁知道怎么想的。李的出身让人觉得可靠，回头看李的确对得起这个信任。
所以我说李在那个时代是最合适的总理
家园 任人唯亲，何以收天下人心？兼谈太子党法权 这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如此，何以收天下人心？所以还不如江搞的权力下放，大家（中层）一起腐败。能平稳渡过后路死时代，主要靠的是江的手腕和其在北京没有直接带血。和李半毛关系都没有。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从来只在李的老巢：电力系统听人讲过李的好话，别处从没听到过。客观讲，江的手段是有效果的，对太子党特权客观起到了撤梯子的作用，我这里转帖一个党内靠资产阶级法权上位的太子党－陈小鲁的牢骚文章，看看在江的下海大潮下，那些智商不够，还有点道德矜持的红色太子党是如何被草根新贵们给out出去，成为边缘人的历史轨迹。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6/09/11/1720166.html
陈毅之子谈中共：和我心目中不太一样了
陈毅之子陈小鲁下海之后，接触过许多不同领域，但他个人越发对这个社会感到不适应，他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 （注：没资产阶级法权，太子党能潇洒下海？就凭你那点智商？理想主义最先被太子党们当驴肝肺吃了），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注：那你怎么说服老百姓接受你们当年的太子党法权）。”本文摘自《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作者米鹤都，香港中国书局出版。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注：就凭你的能力和智商，满大街随便抓个人也比你强吧？）。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注：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注：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家一起腐败，太子党的智商也不够）。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注：许你太子党讲特权，不许人家新贵讲？）。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注：光凭你陈小鲁一个人的本事，给人当仓库经理能够格吗？）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注：他怎么不借我十万块？），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注：当初谁非要靠特权下海？本来就是没智商的八旗子弟，什么料都不是，还充什么大头蒜？）。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注：还是靠着太子党的老脸）。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注：看到太子党的黑金怎么来的了吧？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加特权）。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 （注：你要不是陈毅的儿子，6毛钱也赚不到）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注：太子党法权的成功）。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从小谁教你搞特权的？刘邓吧？），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老江不是根红苗正的太子党，手腕确实不一样）。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注：我都要吐晕了，带头做了婊子还理想主义？我呸），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注：那你怎么说服老百姓接受你上来就当总经理挣大钱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注：被新贵给out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注：你也没这能力和智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注：挣个老太子党的老脸钱）。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注：为啥又是你？）。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注：你得了吧，婊子也清高？）。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想别人给脸，自己先要要脸），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注：你们太子党也配提毛主席？）。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注：无知者无畏，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毛主席给的定义）。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注：天下最不缺的就是太子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注：太子党最亏心的就是当年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位，又怂恿自己老爹镇压提意见的群众，赶紧滚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
通宝推：海峰,otto,年青是福,林风清逸,脊梁硬,卢比扬卡,家园 因文革之势而为之啊 文革与红二代接班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之不受支持，也恰恰与此相关。
文革十年，建国初期的实权派被打倒，一批新的实权派干部成长起来。到了文革结束后，新时代针对文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清理了一大批文革时期的实权派。但是，即便如此，红二代们也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成长期。老实权派们因为被打倒，没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心腹。没有了因为被提拔而去“报恩”的心腹，老实权派自然也就失去了安排自己的红二代们顺利接班的机会。
不但如此，形势还会更“坏”：新的实权派们眼见红二代们要来“抢班夺权”——哦，不对，是“接班”——是十分不满的。新实权派们是经过十年努力逐渐升迁上来的，要能力有能力，要资历有资历。结果红二代们在草原上放几天牛羊，回来就要做领导，这换谁也咽不下这口气。特别是，很多新实权派，他们所依仗的老领导都被新时期给整了，被打落在地，他们不说是怒气勃发，至少也是愤愤不平的，至少也是惴惴不安的。那么他们看到红二代们，话语自然就多是挑刺和埋怨。
因此，到了80年代，接班问题很容易就成为社会集中针对的目标。整个社会，在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形成了对红二代接班很不利的舆论浪潮。
事实上，毛泽东如果多活十年八年，新的实权派掌握足够的权力，这些老实权派的红二代，根本就别想接班。
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因为官僚集团对自身利益被侵犯的抵触情绪，因为人事关系原因，改开后的干部集团对老实权派存在着浓烈的抵触情绪。这是80年代后期，反对老实权派的政治浪潮能够不断高涨的诸多原因之一。俗话说，朝中无人莫造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80年代后期的政治浪潮，就是国家自身的干部集团有意无意推动的结果。
经过多次冲击，89已经是一个顶峰。在内外压力之下，老实权派也发生了分裂，造成了这样一个顶峰。在此之后，红二代接班潮彻底被打断。
如果说文革后，经过华国锋时代短暂几年的调整，经历了为期十年的老实权派补偿期，那么在后一个十年，就是对“新”中层干部的补偿期。这个“新”中层干部，是指新实权派所带出来的那些中层干部。在这个时代，他们逐渐成长为高级干部。
江的政策，其实就是进行了干部政策调整，对“新”中层干部进行了补偿。
毛泽东对老实权派动大手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毛泽东在针对红二代接班问题上是以身作则的。但是，由于毛泽东才能出众名声远播的长子已经战死，次子又传言不适合担任重要职务，一个被找回来的儿子因为养母的原因遇到阻力、而且文革初期就被红二代们打死了，所以他的以身作则不太具有说服力。我们能找到的例子，就是他的侄子能力出众、逐渐升迁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并且在重大自然灾难面前参与到重要的决策中去，逐渐展现能力，但是最终却被他以身作则，从重要领导岗位上调离，失去了实权，只是担任了他的私人的联络员。这其实是表现了他的以身作则的。只是，他的侄子因为开始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被他关注，已经是文革末期。虽然关注到之后就迅速调离，但是在文革期间没有发挥说服力。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没有让自己的后辈出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打算，更不打算扶植他们出任国家级别的领导人。虽然作为开国领袖，有兵有民的他有足够的资源做成这样的事情。
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民、毫不为己的人，敏锐地发现了干部集团的接班问题，针对那些想子子孙孙都位高权重的潜在贵族，进行了针对性极强的政治打击。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批新的干部成长起来，挤占了老实权派们想成为世袭贵族所必需的岗位。
在新时代的十年里，以为春天来了的那些人，想马上成为世袭贵族，结果遭到了干部集团哪怕仅仅是为了私人利益也毫不退缩的顽强抵抗。
春天大概的确还是那个春天，只是每一棵树上都已经有了人。那些起了个大早却被强行赶了晚集的人，不得不得罪大批干部。
江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抚慰这些人。
在抚慰的过程中，“新”的不满情绪得到满足，“二”也在逐渐宽松的氛围中，得到了发展空间。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并没有理想。
所以在他执政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思想上、宗教的危机居然闹到了天安门前。
这一次的缘由，就干部集团而言，主要倒不是不满，而是没有理想，所以思想上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当年是谁说的？思想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听人劝，吃饱饭。何况是那个人的话，怎么能不听？再能你能能过他？
同时社会经济上的因素也是有的。旧的经济体系，在农村，早在江执政之前就被挖墙角了。在江执政的后期，在工业，也开始进行重大转变。农村对建国体制的改变期间，引起了巨大的危机。工业体制的重大改革，一样会造成重大影响。从各方面来说，都会出现危机。
通宝推：崇文尚武,家园 任人唯贤吧大家都退避三舍 敢于冲上去的非二代谁知道是不是伪装的叶利钦，李做了近十年的总理，也就是让两个孩子当了国企的一把手，至少没听说把哪个国企装到自家口袋里的，这一点我觉得人品上已经强过无数了。
家园 问题是红二代绝后了，哪个红三代敢冲上去？未来还是新贵天下 李只能算相对比较重规重矩的邓派红二代，他上去其实是为D顶雷当打手的，好评不多，结怨不少，最根本的是不敢向贪腐开刀，却敢对群众开Q。所以红三代没人敢再上来顶雷了，下海捞几把还凑合，再去搞政治的少而又少，因为太不得人心，也就习王现在能挽回点影响，但他们的后代也不敢在政治上有奢望，中国人一向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富贵不过三代，这他们是知道的。人心不在了，不赶紧捞几把跑路，难道还等着看草根新贵的白眼，甚至将来清算的厄运吗？所以李的例子对现在的中国毫无意义。习王身后再也不会有哪个红三代敢冲上去了（李的儿子和邓的孙子不夹着尾巴做人下场会很惨），上去也是找死。那么如何治理中国？如何鼓励草根勇担重任，又如何监督和管理好草根新贵就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过去两届做得不好，甚至非常差，团派培养的很多草根新贵比过去的太子党还厚颜无耻，要认真反思.
通宝推：樊逖,
家园 还是说苏联 “当年苏联解体我也欢呼，回头看还是苏联是好。。。”一个俄罗斯大妈同事如是说。
家园 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应付89以后的复杂局面的 说白了就是只能在原地打转转，顶多做一些修修补补而已。92年南巡讲话以后大家都觉得他干不了太久了，没想到还在上面待了这么多年。
家园 这是两个苹果的问题。 一个木头苹果，一个烂苹果，你要哪个？
人们一般会选择木头的，至少可以摆看而不会吃坏肚子。
可是，如果有人很不幸，被木头苹果硌伤过牙齿，会怎么样呢？
如果必须选一个的话。
家园 我还是选木头的，保命第一。 牙齿伤了最多缺颗牙，“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不危及生命。要是和可能食物中毒导致丧命比，俺还是啃木头苹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