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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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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江城兄说说这个间离怎么理解 我不太明白。
对中国观众而言，采用传统戏曲形式固然不会使他们感到陌生化，不过以传统戏剧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却依然是间离的。而间离会破坏情感共鸣，这是该戏的宗旨所不能接受的。家园 举个例子 京剧《三打白骨精》里，猪八戒两段台词：
（孙悟空未离去时）“我就不信，这地球离了你还照样转！”
（孙悟空离去后）（旁白）“哎唷，没想到这地球啊，离了他还就真转不了了！”
家园 简单的说，就是观众明确知道这不过是戏 而始终不会代入其中，不仅仅是戏剧，其它艺术作品都可以有这种效果。
家园 间离就是陌生化 简而言之，就是让观众看戏，但不融入剧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在演员表演、舞台背景、旁白等一系列方面做文章。
这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重要特点，他要的是借间离而破除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观。传统的戏剧讲求要演员和观众入戏，以真实为标准，达到情感共鸣，从而鲜明地表达出主题。但越是这样，就越不再给观众以理性思索的空间。如果观众能以一种疏远的，保持距离的眼光来审视戏剧，就可以破坏舞台上的“生活幻觉”，而冷静地思考。
比如说，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戏曲对西方人而言，当然是陌生的，间离的。中国戏曲中众多抽象的表现手法，与西方过去追求真实的戏剧服饰和舞台背景完全不同，程式化的奏乐与唱腔也是陌生的。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里就玩了这一手，剧情地点设定在中国四川，这对西方观众是间离。女主角带上面具代表一种人格特性，脱下面具又代表另一种人格，这是间离。像中国传统过场诗那样唱一段或念一段诗歌，这是间离。在一部本质是现实主义的剧作中来个神明从天而降，这也是间离。
演员装成地主逼租，同样的装束，相似的舞台背景，在《白毛女》里就引起观众的愤恨，在《甲方乙方》就引起观众一阵哄笑。这就是间离效果。一种说法认为感情共鸣适合悲剧，间离效果适合喜剧，可以参考。当然也不止《甲方乙方》里有这样的手法，间离是无处不在的。
更深入地看，间离是历史化，戏剧是一种历史事件，表现不出永恒不变的人性，也无需表现。诸如《安提戈涅》为什么是一出悲剧，在各个时代对它就有不同的解释和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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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嗯，看了你和怪兄的帖，明白多了， 演员装成地主逼租，同样的装束，相似的舞台背景，在《白毛女》里就引起观众的愤恨，在《甲方乙方》就引起观众一阵哄笑。这就是间离效果。【甲方乙方】里的葛优刘蓓演的地主地主婆够逗人的，但仍会给以观众那时地主地主婆就是那样坏的想象吧，一些外国人看了老谋子以前的电影会以为现在中国就是那么落后。
观众总是有想象的，以“看戏”，“入戏”来说，某些程度，方向的入戏是避免不了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间离效应呢。
可以这么说吗：这不是间离理论框架里要解决的问题，观众的想象和创作者的意图总是不一致。
---好像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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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江城兄说得好…… 间离效应抛开复杂的理论建构及形成因素不谈，其根本的目的是让观众明白，自己不在戏中，是在看戏。
如果常看电影的话，会发现，演员的眼睛从来不直视摄影镜头，换句话说，演员不能直视观众的眼睛。这就是遵循间离效应。使观众明白自己现在是在看电影。
当然也有故意打破间离效应的，比如说《巴顿将军》开始巴顿的演说，吕·贝松的《天使A》中男主人公照镜独白，楚浮《四百击》结尾男孩的凝视，伍迪·艾伦新片《怎样都可以》中教授对镜头的高谈阔论。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种故意打破间离效应，都是导演想把某种想法/意见直接传达给观众，《巴顿将军》表现的尤为明显，开头的一段特写是通过符号象征意义展示人物身份，比如十字架象征主人公是个虔诚的教徒。再通过直视观众眼神的演讲，将观众直接带到戏中，这时不是在看电影了，而是在听巴顿的演说。
而打破间离效应最多的就是广告以及新闻节目，当然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让观众信任自己的推销或报道。
边区文化宣传上使用秧歌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能打破间离效应，增强演员和观众的互动。在此之前也用过别的艺术形式，比如说舒湮曾回忆他们汇报演出时使用京剧表现革命战争，比如说《三打雁门关》扮演贺龙萧克的大将，见到元帅朱德，都依足旧剧规程，单腿下跪，然后朱德先唱定场诗，再来句“罢了，二位将军免礼”。而秧歌戏在民间属于种狂欢化的表演形式，演员和观众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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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欠债还钱,白毛女在修改传播过程中,有情节说明 佃农还地主的债在当时一般是这样,每年只还息,不还本。农民辛苦一年，只要能把息还上，就能过个好年，这也是杨白劳敢回家的原因。而黄世仁逼杨白劳连本带息的归还欠债。其实是他破坏了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一种“习惯法”。
家园 嗯，正如剧中穆黄二人自供 弄不了杨白劳，就得不到喜儿，这个逼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存心要他家破人亡。
家园 嗯，就说一点 我在文中从没提过：
白毛女中的反抗精神是农民自发给出我在原文中体到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呢？用周扬的话来说：“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延安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左翼文化”的立法者，变成了“延安文化”时期的普法者。这里有两点是我提到的，首先是边区广泛的文化教育事业，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这项工作也没有任何的停滞。这项事业的发展使得一般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到文化建设中。
其次，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延安开展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参与扫盲，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转变。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本身就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和过去的断裂，另一方面又是传统的延续。这两者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家园 切！ 家园 【编辑】说说《白毛女》全文PDF版 恩，好似越俎代庖了，怪兄如觉得不妥，我便删掉。
下载地址：
家园 补一段:喜儿为什么不能嫁给黄世仁? 天南海北的开了半天火车,最后竟忘了写这篇贴子的缘由,看来是有得老年痴呆症的潜质.
喜儿为什么不能嫁给黄世仁?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似乎也成了网上的热点之一。90后何辜？被拉出来当成道德宣讲的对立面。
而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个老话题。在歌剧《白毛女》在修改多次之后，开始大量巡演后不久，《解放日报》在艾思奇的主持下，开设了一个“书面座谈”的专栏，希望就《白毛女》的演出发起一场讨论，当时的讨论非常激烈，其中张季纯写了篇文章，张季纯是山西人，街头诗人，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建国后还担任过北京文化局局长。他在《<白毛女>的时代性》一文中提到，喜儿的悲剧即使真实存在，是否具备普遍性？ 女性在旧社会和父家的关系并不如剧中描写的那样充满天伦之乐，“"父亲打他的儿子，丈夫敲他的老婆"才是剥削者的现实，才是更深厚的爱。”除了召赘婿的人家，女儿迟早是要把人的。嫁入有钱人家，不失为条出路，即使是做小或做丫鬟，杨白劳也不至于因此而自杀。从张季纯文章的观点来看，似乎在当时的社会中，喜儿不嫁给黄世仁是不合情理的。
事实上从《白毛女》的修改过程来看，在喜儿的人物塑造上，是女性色彩逐渐褪去，阶级属性逐渐增强的过程，比如说，《白毛女》曾有一段场景，说的是喜儿在被黄世仁强奸后怀孕，黄世仁骗她说要娶她为妻，喜儿和张二婶在准备红棉袄时有段对话，喜儿说“二婶，我来帮你吧。”二婶说“这是谁帮谁啊？”一语双关，喜儿听后喜不自禁，于是披上红袄，在台上且歌且舞。这段红袄舞在内部排演时，受到鲁艺师生的一致好评，但在公开演出时则遭到了群众的一致反对，认为这段描写说明喜儿“没骨气”“忘了杀父之仇”“怎么能跟地主搞在一起”？这是左翼文艺的现实主义描写传统和民间叙事一次碰撞，碰撞的结果是知识精英的败退。
《白毛女》的创作是“集体创作”，整个创作过程可以说是边区的“公共事件”。边区的民众被组织起来和知识分子一起完成文化叙事。这场叙事中审美的自律被他律所取代。喜儿的人物形象上被投射了民众的道德诉求和审美情趣，在道德上，故事的正面人物是不能存在道德上的瑕疵。在审美情趣上，明快的善恶二元对立取代细致曲折的现代文艺叙事。从现代文艺叙事的视角来看，典型人物的塑造源于典型环境，而典型人物的性格存在细腻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民间叙事要求故事人物的性格具有相对的统一性，同时也将对现实生活中人性不完美的遗憾通过剧中的完美人格得以补偿。
喜儿形象在群众的一次次修改中得以美化和纯化，喜儿在受到性暴力后，最早的形象是软弱的，甚至对黄世仁进行哀求，“我身子一天一天大啦.你让我怎么办嘛。人家都笑我骂我.我想死也死不了.我活着，你让我怎么活呀?……”在后期剧本则变成当黄世仁说要娶她“（喜儿）意想不到地，如蒙大耻，如受重击，欲呼又止……不能子持的倒退两步。”并对劝她想开一些的张二婶说:“二婶!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黄世仁，他是我的仇人.就是天塌地陷我也忘不了他跟我的冤仇呵。他能害我.能杀我.他可别妄想拿沙子能迷住我的眼杀鸡鸡还能蹬打他下哪.哪怕是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
要一口咬他一个血印印!”
喜儿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民众在民间文艺叙事的传统中形成的对主要人物的心理期待下完成了，喜儿身上体现的是民众的价值观念，道德诉求，审美情趣。知识分子的意识逐渐被挤压，比如说喜儿从最初的软弱形象，最后还是在知识分子的坚持下变成了“一秒钟的动摇”。但在这一问题上，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依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这才有了，由知识分子为主要发声的报纸上出现了对《白毛女》的质疑。张季纯的质疑一方面体现了他作为职业文人的敏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身话语权力丧失的不适。自古到今，一直到五四运动，都是知识分子告诉民众该怎么办，该去怎么做，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民众也起来说话了。而这正是中共在夺取政权阶段的文化策略。正面表述是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而实际上，非如此也无法和国民党争夺文化统治的合法权。在解放上海之后，上海工人的待遇实际上比解放前有所下降，但是他们对中共的拥护却远超国民党，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正如上海的老工人所说：共产党给我们面子。
中共建国的历程，在文化意义上是场革命，也是场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中共试图将更多的人纳入到统治阶级的范畴中，这也是宣传所说，解决了敌我矛盾。但这个试验很危险，如果说没有敌我，也就没有了政治，也就没有了统治阶级。换句话说，统治阶级的集团向来是有名额限制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影响深远，中共在这个阶段对平等的追求，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形成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眼前的万里江山，似曾小小兴亡。只不知道今日的执政者，心中还能不能偶尔想起这江山是人民打下的。
今日中国的文化建构主力已从当日的全民变成了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国庆大典上的意识形态宣讲《复兴之路》都是操控在知识分子手中。整个文化资源的解读和阐释都已经从全民拥有变成了由专业知识分子掌握。现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了，又变成由专家学者来告诉别人。喜儿为什么不能嫁给黄世仁在今天的争论，与其说是对90后道德沦丧的担忧，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内部价值观的争论，至于所谓的民意，不过是被裹胁于其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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