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诚心求教，为何当年抗联无法发动起群众？ -- 换了人间

我党能发动群众是因为干部培养工作及时到位,有足够懂政治会管理的人去做大量琐碎重要且危险的工作,抗联可能连培养行政干部的机构都没有.

走，分地主家的小老婆去

群众就跟你走啦？

分浮财，分房子，分田地，要有实惠大家才拥护你呢。

四野招兵的口号是：“保卫胜利果实！”

能不踊跃吗？

别的事情不说，群众纪律这一条，林彪进东北时有干部和留用的日本女人通奸。虽然是两厢情愿，这个干部历史上功劳不小，立刻枪毙没商量。刘邓去大别山有类似事情，警卫团的副连长违反群众纪律擅自拿了些物资，同样枪毙没商量。就这一条铁的纪律，不是我小看抗联，肯定没戏。

群众纪律这一条真是毛泽东的部队才会有的。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就不怎么样，会师后中央派去的干部对此有调研报告反映，只不过后来都被和谐掉了。张国焘到红四方面军后也为这个事情头疼过，他还整肃过一番，会师后都没法和红一方面军比，可见以前更厉害。

这件事日本人也不是不明白。日本人针对新四军的调查报告中明确说过，任何军队没有民众的支持一定会失败。可你觉得日本人能争取到支持吗？嘴巴上知道和实际中做到是两回事。

采取集团部落以后，抗联的生存空间就很小了。东北和华北不同，尤其是冬天自然环境恶劣。其实形势好的时候，抗联也不是没有过根据地，但由于以上原因,最后都丢失了。此外，抗联并未接到延安中央的直接指挥，因此其作战方式和土八路并不一样，抗联其实和很多人印象中的不一样，它更像一支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很多部队一开始属于工农红军如红三十六军，当地人也常常把抗联叫“红军”而不是抗联），有自己的序列，根据地，工厂，制服，它的游击战方式也更像国军而非共军的游击战，基本上就靠自己那些作战人员，当然，这部分也是由于前述的那些原因，不得已而为之。

要说抗联失败的原因，我总结有以下三条：

第一，环境方面的问题。抗联主要活动区域基本是长白山兴安岭的山区，地广人稀，日军的治安部队比较容易控制人口聚集区，后来还有并大屯这招。冬季太冷，无法长期在户外活动，作为大量非生产性人口聚集的军队，补给是不容易满足过冬的最基本要求的。所以抗联基本上就是绝地游击，没有根据地。对比太行、山东、华北等后来很成功的抗日根据地，最起码是满足人口密集的条件，补给物资还是有办法的。

此外日军在围剿抗联的过程中并未像后来一样分散它的军事力量到处进行军事冒险，而是以主要精力来围剿抗联，加剧了力量对比上的失衡。

如果能够有中央苏区那样的地理人文环境的话，我想日本是没有能力消灭抗联的。

第二，相对独立的地理因素。造成抗联只能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进行游击，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日军从三个方向对抗联进行挤压，东边的苏联远东那一点点支援都可以让抗联保持一定程度的存在。

第三，外来援助过于缺乏。抗联其实也一直在想办法和区域外保持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大多数是副作用。包括抗联两次不成功的西征，就是想和关内发生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即使成功也无法保持，更不可能传递有意义的物资支援。东边的苏联受制于大环境的战略限制，一定程度上是在约束抗联的发展，国际方面中国党的负责人基本上对抗联漠不关心。

我觉得最过分的就是抗联好不容易积攒起来送到苏联受训的人员都不能归还给抗联，反而分到别的区域。抗联已经这样了，还有别人在跟着吸血 。

所以抗联的失败，追究它的策略失误意义并不大，主客观环境也就是那样，什么策略来了也没什么卵用。

另外罗登贤在开始阶段的判断也许很有价值，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以满洲省委当时的力量，盲目跟地主武装和东北军残部搞联合，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日本的治理比中国政府要好，并且日本把东北当自己国家建设，其实东北人怀念日本统治，讨厌kmt和tg统治的人不在少数。前者是封建时代的土匪统治，后者是本朝长子，又被奉献了半个世纪。

第二，关东军的存在，没有抗日力量生存的权力真空地带，这与关内日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完全不一样。这是tg能在敌后大发展的关键，否则，神也不能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第三，锦上添花外加政治正确——领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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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

记得鲁迅还是谁写过一篇文章 ，批判了一种现象。

某神的国度有两拨人，一拨叫”一群人“，一拨叫”另一群人“，他们兄忠弟悌，羡煞旁人。

日本人来到“另一群人”的家乡。

一群人群情激愤地指责另一群人甘当卖国贼，从灵魂深处批判了汉奸的可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高尚的，终于勇敢地爱国了一回。

几年后，日本人来到“一群人”的家乡。

这群“勇敢地爱国者”或兴高采烈，或扭捏作态，或欲拒还迎，或不情不愿地进行了一番灵魂深处的大辩论，最后，大家又一到认为家族兴衰、国家兴亡全系于我等一人之身，为保全妻儿老小、家族性命、国家命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决定迎接“大日本皇军”，与皇军“中日亲善”。经过此番大辩论，做出决议，我们还是高尚的，勇敢地，最后还是爱国的，这种曲线的勇敢与高尚正是赵氏孤儿里的程婴精神的灵活运用，社会上一时兴起了关于“立孤与死孰难”的哲学大讨论。

从此，赵氏孤儿的哲学大哉问成为显学，大家又其乐融融地一致声讨“另一群”卖国贼，汉奸的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