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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历史学者的基本素质 -- 一军
家园 【原创】历史学者的基本素质 历史学要表达的，是对人类自身过去的认识和理解。
既然涉及到认识与理解，那么作为历史学者，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大都是现代教育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就需要立志做历史学者的人，自觉主动地去培养自己。
这些基本的素质，总而言之可以说就是理解力，其实并非历史学独有的。
此点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认同的，麻烦在于，何谓理解力，衡量理解力的程度有何标准，不象数学，是面向解决问题；也不象物理，是面向实验验证；在历史学领域，这些都难以有能得到一致认可的答案。
所幸的是，这类问题常常并不需要在本体论上得到一致认可解，在方法论上则相对易于得到具有一定可接受度的答案，也就是，如何提高理解力，是可以比较易于回答的。
历史学，基于其考虑对象，相应的理解力也是可以有更具体的规划，而不至于泛泛而论一般理解力。
那么，历史学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理解力，是对于政治的理解力。
何以故？
所谓历史，其全部现象，就是关于人群的故事。而政治，正是人群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三人成群，就开始有了政治关系的呈现。而政治现象的复杂，导致了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有足够成熟的有条理的政治学可资学习，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悟性。
那么，如何提高对于政治的理解力呢？
在认识论的范畴里，这是有途可循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在政治实践中，去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解力，到一个够用的程度。
这里所谓的政治实践，有非常广泛的范围，从卷入一个小群体的组织活动，一直到管理一个国家，其所涉及的政治行为复杂度，是有诸多不同级别的差异的。
那么如何才算得上“够用”呢？
这就需要个人自己去做私有的综合判断。
一般的情况是，要达到够用的程度，既有的理解力越强，其所需要涉入的政治行为复杂度，就可以越小；反之亦然。
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不能否认，可能有人能够从未参与任何人群政治活动，也可以理解保密度最高的政治活动，但那会是极端罕见的悟性；而也会有人即使参与过最复杂的政治活动，其对历史的理解依然可能非常幼稚。
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要求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理解力。
举一极简单的例子：
《新闻联播》每天都有无数人看，请问，那些国家高层会议，你看到的，都是开放给记者拍摄的，那么，当会议工作人员现在宣布，“请记者退场！”随后那些人的闭门会议，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你能够进行可靠地推测与设想吗？
如果在有电视新闻报道信息的今天，你连这点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只是凭借一个最简单的历史记录，来推测千百年前那些当事人的决策心理呢？
历史学所需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解力，是理性分析能力。这点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代基于学科的教育体制，导致对于历史学学者的培养程序当中，基本缺乏理性分析能力的针对性训练。才使得这成为问题。
那么，如何增强理性分析能力呢？
一个是逻辑的基础性训练，现在别说历史系毕业的学生，那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好，研究员也好，具有慎密逻辑能力的人，都很罕见。他们做研究，还只是局限在常识推理的层面。欲其有锋利的理性分析能力，也太困难了。
最方便的逻辑训练，其实就是数学，现代的历史学教育体制里面，是基本见不到数学的影子的。你能指望如此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学生，具有何等的逻辑能力呢？
另一个，就是理性抽象能力的训练。这个方面的状况同样糟糕。因为所谓抽象能力，迄今人类所发展出来的知识领域中，能有效训练抽象能力的，只有修行，哲学，（自然）科学。而现代史学教育中，这三者都是完全不涉入的。
所以要增强理性分析能力，方便的途径，就是在上述基础领域的学习中，训练相应的能力。
家园 补充 最基本的一条没有提到，就是要有丰富的学养，特别是文史哲的基本。以治中国史来说，前四史，都是应该读的，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第二，要有科学的求实的精神。用老毛的话讲，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家园 王曾瑜的思想也有个转变过程。 他过去的文章里面都有很激烈的言辞，这两年才变得温和起来。不过他对马克思的崇拜一直没变。他的宋史研究注重史料，他的文章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他对政治是一直很热心的。他经常发表这样的文章在报纸的专栏上。他在上大学时就是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对政治充满热忱。他的思想有个从左到右的转变。最关键的，他跟利益阶层的绝缘。即使在史学界内部，他也是边缘人，被排斥在利益核心层。从他骂戴逸那件事就能看出来。
而且他把中国归为专制社会应该是近年的事，过去他一用五阶段来研究中国社会的。
家园 能做个好的史料编撰者就很不易了 家园 俺写这个是有感而发的 中国目前台面上的所谓历史学者，大都非常令人不堪，例如在某史学论坛上看到有人转发王曾瑜最近的一篇豆腐块文章，然后美国某大学混教职的华人陆扬（云中君）点睛般的一条回复，非常鲜活。
照我看来，中国整个的历史学教育结构得改造，不然，怎么能够培养出真正能独立思考的史学者呢？现在那些人，除了唧唧歪歪，就是沉溺于旧书摊和各种古玩怪癖，俨然名士，其实都是废材。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古代哲人为官之道宋朝范仲淹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语出自《晁氏客语》的记载，我是从著名的美籍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作品中得知的。唐宋时，官员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据《宋刑统》卷２，“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中国古代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尽管如此，执照儒家的教义，是不能求利而不求义。义就是凡事须讲究原则。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91，有个低官杨炜写信批评副相李光说：“某闻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忠孝是古人的重要道德规范，但忠孝须讲原则，不能说绝对服从君主和父亲的错误，也是忠孝。
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样的哲人，才能提炼和总结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一般说来，做官无非是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级和皇帝，就无法指望升迁，甚至受惩罚，得死罪。《聊斋誌异》卷８《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说破了官场中阿谀奉承的真谛。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升黜荣辱，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情操和修养。
北宋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1] 欲在官场中阿谀奉承，迎合上级和皇帝，就决不能说真话和直言。宋朝优养士大夫，超过前朝後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时刻，那些称颂“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2] 的宠臣辈，一个个立即显露出鼠辈的本色。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当时主要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人物。这两人正是按范仲淹的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李纲曾因上奏直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3]， 贬为一个最低等的税务所长。宗泽更是整整在官场屈沉了三十五年。宋徽迷信道教，宗泽却因“建（道教）神霄宫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编管”处分，[4] 他“半生长在谪籍中”。[5] 他们宁愿受打击，被贬黜，也要坚持原则不动摇。唯其如此，所以在国难当头时，方能挺身而出。
朱熹《朱子语类》卷１２９说，“至范文正（仲淹谥号）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他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6] 宋哲宗时，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7] 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其为官之道只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无。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决不可能培育人们高尚的的道德和情操，在大多数，以至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场中代代相传、无师自通者，无非是一套黑道，或曰潜规则，只能成为贪官污吏的大学校。从另一方面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又是埋没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坟场。如果没有两宋交替时的浩劫，如李纲和宗泽那样的正人君子，就只能泯灭在众贪官之下，决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
从如今的现实看来，也同样如此。今日的公仆应与历史上的清官有严格区分，进行公仆意识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主要的。除了孔繁森等很少数自觉自愿的公仆外，多数干部事实上觉悟不高。“觉悟不高”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如陈希同、陈良宇之流，难道不会说反贪的道理，做反贪的报告？没有法治，没有直接选举制的驱迫，他们是难以成为公仆的，却可能成为贪官或贪官的後备军，特别是在贪官们已经将社会风气和道德搅得相当糟的情况下。唯有积极地、逐步地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由县，由教科文单位，而省，而中央，这才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途，整治积弊的根本之举。有人说，直接选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式民主，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难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陈腐的等级授职制，反而是正理和正道？坚持自古相传的等级授职制，将其视为所谓中国特色文明的、不得撼动的传家宝，只能是阻绝中华民族的进步之途，使各种严重积弊，包括近二十年间愈来愈严重的教科文单位衙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学术腐败，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方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行事。尽管如此，今天宣传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原载《北京日报》2010年1月4日）
[1]《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上皇帝书》，《皇朝文鉴》卷54。
[2]《挥麈後录》卷２。
[3]《宋史》卷３５８《李纲传》。
[4]《宋史》卷22《徽宗纪》宣和元年三月。
[5]《湖山集》卷4《哭元帅宗公泽》。
[6]《包拯集》卷2《请先用举到官》。
[7]《跨鼇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
云中君王先生這篇感言提倡的是在一黨統治的前提下，實行真正的全民直接選舉制度，其實這個意見還是很有價值的，而且還真可說是符合馬克斯主義思想原則的。
家园 能达到你这个标准的那只能是外星人写的地球史了 家园 偶也沙发一次！